1706615210 第一个确立这种统治的是苏我氏，不过在苏我氏之前也有一些氏族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这种形式的统治，比如前文提到的大伴氏。然而，矛盾的是，苏我氏的崛起反而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稳定的、影响广泛的中央政权的发展，取代了一直存留到7世纪的实际上由自治的各氏族组成的松散集团。像苏我氏这样的实际统治者不满足于通过一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行使没有实际意义的权力，他们想要王权所能带来的切实好处，想要财富以及让所有人顺从他们意志的权力。苏我氏的首领要想实现这些就必须通过剥夺其他氏族的自治权、对氏族土地产出的享用权和对氏族成员的支配权，因为氏族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除了一些豪族首领的属地外，日本有人定居的地区都由或大或小的地主把持着。一些地主的姓氏流传下来。这些人统称“国造”，即地方统治者，分为大国造、县主、稻置（Inagi）以及其他几类[7]，他们共同组成一个小的地方性的上层社会。他们之下有奴隶，之上有连、臣和豪族成员。他们当中有些人充其量只是小农，有些人则是拥有相当多土地和人口的地方乡绅，还有一些人是豪族的分支或者与豪族有附属关系，豪族可以支配这些人，但前提是他们之间不要距离太远。我们从前文中提到的国造磐井（Iwai）的事例中可以得知这些地方统治者的实力。527年，磐井占据着九州岛的大片土地，并且挡住了远征朝鲜的一支6万人的皇室军队的去路。一年多以后中央政权克服极大的困难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制服了他。当然，磐井的事例只是个案，但是当时日本全国的状况大抵如此。中央政权不断地尝试推动这样一个理念，即地方权贵作为皇室的代理者甚至皇室的官员来执掌并统治地方。我们了解到早在534年就有大臣在讲话时引述中国的一则信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尽管这则讲话可能是杜撰的，这则信条也肯定不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日本的，但是这一理念不断成熟，皇室也会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时机践行这一理念。中国文化的传播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这一理念的成熟，或许这是文字传入的影响第一次有如此重要、具体的体现。文字不仅让记账和登记成为可能，而且让思想有了确定的形态。日语辞典中没有词语可以形容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的机构和行为，事实证明，尽管大臣和大连是氏族的首领，但是随着行政体系逐渐成形，他们也变成了执掌国家最重要机构的人，继续被称作大臣和大连。虽然等级变成了官职，但是官职名和表示等级的姓（即大臣和大连）之间并无区分。其他高阶官员统称大夫（taifu），“大夫”是一个中国术语，仅有“伟大的男人”这一个意思。《后汉书》提到一位公元57年从日本南部来到中国朝廷的使臣，他自称大夫（daibu）。鉴于那个时期的日语使用方式，即便这则记载的年代有误，也可以确定从早期开始日本官僚等级的命名法和理念都得益于中国的影响，而文字更是加速了官僚等级制度和命名法的发展。人们可能低估了语言作为影响政治理念发展的要素的重要性。在一个高度完善的政府体制中，语言的局限性会阻碍问题的妥善处理，因为人们在单纯地试图描述事态的时候会歪曲事实；不过，因为日本在早期就建立了行政组织，所以一份书面文件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能够成功地以官僚制度替代部落制度，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中国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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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12 人们不必认为是“十七条法令”的颁布带来了政府体制实质的显著变化，因为这些法令只是阐述了他想要在苏我氏的帮助下实施的规范。在他颁布法令的时候，日本的实际情况几乎和他所描述的理想情况截然不同。当时日本的所有臣民没有表示完全服从天皇，一众官员也不是按照才能选拔的，统治阶层也没有以身作则遵守儒家的行为规范，贵族和乡绅自然也不认为他们所辖之地的税收和劳动力是属于皇室的。当时全国的百姓也并不看重佛教三宝。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大人物坚持崇拜祖神，而小人物则崇拜家喻户晓的神祇。值得注意的是，圣德太子虽然没有批评本土的信仰，但是也没有在法令中提及它们。本土的信仰无需他的支持，而他即便想也不敢去批评本土的信仰。事实上，60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人们要持续不断地崇拜天上和地上的众神祇，该法令中提到自然界的神祇时很是恭敬，圣德太子本人也一定知晓这一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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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14 不过，多种因素同时发力为变革打好了基础。这些因素包含：单纯的时间的流逝，因为氏族体制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对团结的渴求，因为想要在朝鲜夺得领土和珠宝；文化的逐渐普及；新理念的酝酿，这些理念体现在儒家文化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中，体现在佛教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尽管佛教和儒家文化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对不拘一格的人来说，它们又是可以共存的。因此，圣德太子的训诫面对的不是一群完全不愿意接受的受众，鉴于他的训诫并没有明示，只是含蓄地预示着变革，所以也没有招致公开的反对，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继续渐进地实施他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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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16 为了巩固天皇的权力，第一要紧的是增加皇室的财富，增加物力、人力和土地。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欲望都是在不触及他人对财富的渴求的前提下获得财富。当时皇室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朝贡。“朝贡”一词经常用来形容朝鲜半岛各王国提供的各种物品，带点儿民族自豪的意味，但是朝鲜半岛各王国带来这些物品是为了换取日本提供的物品和服务，也许这就是对外贸易的开端，皇室通过这种贸易获利，不过为首的各氏族也获得了重要的份额。另一个财富来源是与大陆的往来，日本皇室经常雇用一些集团和由学者、匠人、手工艺人甚至奴隶组成的其他移民群体，因此对他们的产出或他们的劳动拥有所有权。他们创造的这种财物的积累过程因其价值稀缺而变得尤为重要，因为这种积累让皇室控制了诸如书籍、绘画、建筑、细纹丝帛、珍贵的金属和装饰品等物品的供应，而这些物品是一个发展中的文化最需要的。为了增加他们的地产，皇室采取了各种可能的策略，尽管他们遇到了来自其他渴望占有土地的氏族的激烈竞争，但是他们在某些方面依然处于优势地位。其一，皇室在各豪族中居首位，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他们有权解决氏族之间或氏族分支之间的争端，这意味着他们有时会贬低甚至镇压一个没有抵抗能力或者没能得到庇护、无法抗拒皇室命令的氏族或氏族分支。这种情况下，天皇会没收获罪氏族或氏族分支的部分或全部资产，归自己或皇室所有，这些资产包括土地和奴隶；如果该氏族或氏族分支的全部成员没被处死，就会被贬为奴隶。其二，一个氏族如有继承纠纷，尤其是无人继承的时候，天皇会指任一个氏族首领，这个被指任的人极有可能是皇室的后裔。其三，创造新的氏族或集团、给他们分配地产和劳动力或许是增加皇室领地的最有效的手段。这是依靠古代日本最奇特、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机构—御名代部（minashiro）或御子代部（mikoshiro）来实现的，名代部或子代部虽然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但是值得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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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18 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的地产概念也发展得非常缓慢。在一个几乎只有农业社群的地方，没有劳动力耕耘的土地算不上财富，因此我们发现土地的获得几乎总是和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群体的形成紧紧联系在一起。反过来，对一个主要从事工业如做珠宝、做镜子、铸剑的集团（部或伴）来说，为了给专门的工匠提供食物，土地也是其形成所不可或缺的。事实上这样的集团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是人为创建的，却是在世袭的基础上延续的。因此，我们需要理解诸如陶部（Hashibe[8]）或舍人部（Toneribe）之类的集团名表示的并不是所有部民的职业，而是这个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为氏族或它所属的其他机构提供服务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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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20 自然名代部或子代部的形成仅仅是增加皇室收入的一个便宜手段，没有相应的开支。因此，当清宁天皇［其御名为白发（Shiraga）］“苦于无子”的时候，他在地方建立了由弓箭手、膳夫和侍者组成的部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称为“白发部”，白发部为皇室所用，不仅为皇室提供服务，而且提供必要的劳动力维持皇室的运转。此外，还有“子代部”。雄略（Yūryaku）天皇为纪念安康天皇（其本命为“穴穂”）建立穴穂部（Anaho-be）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通过建立一个“名代部”征收地方税为皇室筹集资金。以家族传统的名义征税耐人寻味地说明了家族观念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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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22 [1] 日本早期的文字。第63页中给出的《古事记》的编纂时间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准确的，因为天武天皇是在682年下令编纂《日本书纪》的，这无疑为《古事记》奠定了基础。或许我夸大了公元700年文字记载的稀缺性和文化发展的缓慢程度。毫无疑问，佛教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7世纪文字的使用，当时人们满怀热情地抄写佛经；或者日本的历史记载比我们以为的要多，但是除了我们知道的公元403年真实性存疑的地方记载之外，公元700年前出现的重要著作非常少，这其中有圣德太子的“十七条法令”（604年）、约于同一时期出现的一些佛经注解以及于666年颁布的《近江令》。这些连同一些简短的公文以及刻在石头和青铜器上的碑文是目前已知的7世纪的所有文字记录。除了这些，早期日本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公元700年后出现的，比如《古事记》（712年）、《日本书纪》（720年）、地名索引《风土记》（Fudoki）、《风土记》中（大概是）最早的《播磨国风土记》（？708年）、《天武令》（Semmyo）［收录在《续日本纪》（Shoku Nihongi，794年）中，不过《续日本纪》第一卷大概是在公元700年编纂］、名为《祝词》（Norito）的神道祷告文［该《祝词》第一次收录在《延喜式》（Engi-kyaku-shiki）中，其收录形式最早勉强可追溯到公元700年］。通过对编年史中提到的教育的研究，我们可以对文化发展中令人不解的延迟现象有所了解。在大化改新（Taika Reform）前，日本有供年轻贵族学习的私学，但是在大学建立之前没有大范围讲授，大学是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建立的政府机构体系的一部分。647年，天皇任命一位朝鲜僧侣为大学校长，随后几十年虽然有几十位学生在读，但是大学显然没有发展起来，因为我们从关于藤原氏的年代史中得知天武天皇在位的时候（672年）日本内部冲突不断，“百族”忙于政事，不喜学习，讲习室空空如也。直到大宝（Taiho）时期即公元700年以后，大学才得到适度发展，老师和学生的待遇逐渐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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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24 [2] 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时间应当是5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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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26 [3] 原文此处有误，梁武帝在位时间应为502～549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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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28 [4] “厩户”（Umayado）意为“马厩”，据传厩户亲王诞生在马厩中。尽管编纂者钟爱记载诸如此类的事件，但是编年史中并没有可以佐证这一点的内容。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这个传说是厩户亲王死后基督耶稣降生的故事传到日本的时候人们杜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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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30 [5] 日本佛寺从624年的46座增加到692年的545座，由此可见佛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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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32 [6] 圣德太子的“十七条法令”。尽管“十七条法令”主要是受佛教和儒家文化的启示，但是也有受中国其他文化影响的痕迹。法令的条目数17是基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数字9和数字8的某些神秘特征而定的，而法令颁布日期选的是中国天干地支纪年中的吉日。从该法令的这些方面及其形式和内容的其他一些方面来看，当时的日本人还无法辨识中国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简短的法令中融入了《诗经》《礼记》《孝经》《论语》《左传》《汉书》《昭明文选》《庄子》，以及其他中国经典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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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34 [7] 目前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术语的词源和确切词义，但是其确切词义与这里给出的词义大致相近。理论上，县主是皇室地产的佃户，稻置是储存贡米的谷仓的看管者。我们无法确定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对皇室的实际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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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36 [8] 此处原文有误。此处原文是Potters’ Guild，指代的是陶部，陶部的日语应为Suebe，而不是原文括注的Hashib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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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41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690]

1706615242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五章 日本与中国的文化往来和大化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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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44 圣德太子继续通过个人活动促进佛教的传播。他讲解佛经，尤其是《妙法莲华经》[1]，鼓励兴建佛寺、绘制佛像、雕刻佛像等。他和他的臣子也没有忽视推动世俗文化的发展。从大陆来的艺术和文学讲师接连不断地融入日本，日本也年复一年地派遣使臣和留学生去中国，或去唐朝都城学习知识，或去偏远的佛寺听高僧讲经。推古天皇在位的后半期正是中国大唐开朝的前几年，日本又一次面临被一个在影响力、深度和美感上都优它一等的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一次与活力四射、四处扩散的汉文化不同，汉文化是跨越朝鲜半岛、通过少数部落首领称得上“偷偷摸摸”的往返，间接、缓慢地影响日本，这些部落首领珍视中国的物质财富，却无法清楚地理解催生中国政治体制、青铜器、图画及书籍的力量以及它们蕴含的魔力。相比于公元纪年刚开始的时候，7世纪初中国处于一个更有利于传授的地位，而日本则处于一个更有利于学习的地位。汉文化充满活力，或许令人嫉妒、令人忌惮，但是难以复制。以大唐朝廷为中心的文明更加规范、系统；它的外在形式体现在其法律、礼仪和艺术中，典雅的外在形式是可以复制的；大唐文明也在不断地消化吸收新的元素，尤其是佛教信仰和文化。因此，它是一个可传播的近代文明。值得注意的是，唐朝也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时期，唐朝文明是对汉朝鼎盛时期的精神回归，有一种文艺复兴应有的积极乐观，创造力十足、传播广泛。在日本人看来，唐朝时与中国的往来要比过去几个世纪方便得多，沟通也更顺畅；过去200年来日本一直通过汉字这个不可或缺的媒介来缓慢地获得知识；而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冲突和混乱之后，在隋朝之后进入了灿烂繁华的唐朝（618～906），进入一位历史学家口中的“令人快乐的中国”（la Chine joy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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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46 日本随后的很多发展都可以追溯到它对唐时中国的借鉴，所以我们有必要简短地描述一下这一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境况。政治上，这个时期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当然，相比于日本，这个时期中国在国家生活的所有物质层面上都有压倒性优势。它的疆域扩展到与波斯、里海和阿尔泰山脉接壤的地方；与安南、交趾支那、吐蕃、塔里木盆地、印度都有联系，也和土耳其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有往来。多个国家的人到访唐朝，带来了贡品、商品以及影响唐朝思想和艺术的新理念。从唐朝的很多雕塑和绘画中可以看到波斯以及更遥远的希腊的影响。自北魏以来中国与波斯之间就有友好往来，621年长安兴建了一座拜火教神庙，不久之后即在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帝国之后，波斯国王—萨珊王朝最后一位王位继承人，一位丢失了宝座的王子—作为难民在拜火教神庙逝世。我们无须探讨各式各样的外来影响的广度，只需要注意到这些外来影响一定刺激了中国很多生活领域的创新与创造，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的体量之大、实力之强，可以轻松地吸收这些外来影响且不会破坏自身文化的平衡或独特性。那个时期来到长安的有印度的佛教僧侣，喀什、撒马尔罕、波斯、安南、东京[2]（Tonkin）、君士坦丁堡的使臣，西伯利亚平原游牧民族部落的首领，朝鲜的官员和留学生，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日本的官员和留学生。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这样一个充满吸引力且令人兴奋的事物的都城一定让这些日本人眼花缭乱、深受震撼，也能想象他们在看到这样的富足时的绝望以及他们下定决心超越长安的豪情，前提是勤奋、勇气和躁动的野心能够弥补他们本国物质的匮乏。日本人用无尽的求知欲和对细节的耐心开始观察并记录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并思考将哪些特色引入可能会对本国有利。日本人这种无尽的求知欲和对细节的耐心观察也体现在他们后来接触到的其他外来文明中，比如葡萄牙文明、荷兰文明以及19世纪工业化的西方文明。首先，在政治领域他们注意到唐朝的君主是绝对的最高统治者，身边都是能臣，这些能臣既是学者又是政客，顺服且忠于君主。唐朝中央政府把国家划分成不同的行政区域，依据个人的才能为每个行政区任命节度使，并派遣按察使时常巡视。唐朝的官员凭才能获得选用、提拔。唐朝通常仅任命那些通过文试的人，文试虽然可能会筛除某些有活力、有能力的有用人才，但是它也有一个无价的优势，即它把学识置于打斗之上，把天赋置于出身之上。所有有知识的人都可以走上仕途，这无疑是对有才之人的制约，但是社会是以知识分子为根基的。此外，唐朝政府试图建立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上层社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日本旅者看到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唐朝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系统的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统一的、拥有人数众多的常备军的帝国，它战胜了所有的敌人。中国的绝对实力成功地折服了日本人，他们一定认为这种绝对实力主要得益于其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所有要素几乎都与他们自己的由氏族组成的、贵族的部落体制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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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48 虽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是当时中国在知识领域不同寻常的活跃同样让寻求知识的人印象深刻。隋唐时期不仅佛教有了重要的发展，而且通过和周围民族的往来，中国对其他信仰也开始有所了解。中国有人改信密教（Tantrism）、摩尼教（Manicheism）、景教（Nestorianism），也有人信奉伊斯兰教（Islam）、拜火教（Zoroastrianism），信奉伊斯兰教和拜火教的这些人即便不是中国人也是生活在中国人中的外邦人。此外，这些新的宗教促进了古代民族信仰即儒家文化的复兴，不过孔子更像是儒家学说的编纂者而非创立者。7世纪早期，时人编纂了一部新版的经典论著[3]，除了标准的注解外，还增加了新的注解，新注解是时人根据近代互相矛盾的教义对传统信仰的重新解读。唐朝第一位君主宣称圣人的教导之于他就像空气之于鸟、水之于鱼，他身边都是学者，他改造并扩建了国子监，将国子监的学生增加到3000人，他还改革了州、县的学馆。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文人自负、嫉妒、爱争吵，但是这个时期仍是一个知识酝酿、热情高涨、艺术繁荣的时期。自汉朝以来中国就有建筑与雕刻的传统，也有兴建陵墓、宫殿和纪念街道的传统，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就有兴建佛寺的传统。现在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雕塑和绘画技艺，其中融入了一种新的情感元素，该情感元素是在当时已经成熟的佛教思想的温和且纯粹的影响下产生的。上好的技艺与清新的灵感的结合能够催生无与伦比的美。所以，大唐帝王陵墓上的雕刻虽然可能没有汉朝的浮雕灵动，却比它们精美；和已逝的帝王一起被安放在陵墓中的泥塑的马俑、兵俑、歌俑和舞俑栩栩如生，有一种诗意的魅力，而这也正是它们的精华所在；金属制、石制或木制佛像有着和希腊那些雕像一样高贵动人且真实的品质，尽管希腊与大唐语言不同，但是表达的确是同样的东西。如果再接着说绘画、青铜器、陶器、彩色的丝织品、诗歌和精美的书法的话，就偏离主题太远了。可以说，日本使者到大唐都城的时候，艺术正在百花齐放。或许比起中国文化的质量，更令日本使团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文化宏大的规模。这个时期的一切都有庞大的、惊人的规模。隋炀帝兴建都城时征用了200万劳动力，他游黄河时所乘的多艘游船需要8万人拖着前行，他巡游时的仪仗队前后有300英里，他的嫔妃有3000人。他下令整理的文学典籍足足有17000卷，他甚至还考虑整理史官的宫廷记录，这是巨大的工程。不过尽管唐朝的皇帝没那么铺张，但他们所做之事也都非常宏大。在日本人看来这样的规模一定令人震惊。第一个代表全日本作为官方使臣出使中国朝廷的似乎是小野妹子（Ono no Imoko）。他于607年离开日本，带了一个名叫鞍作（Kuratsukuri，可能是有中国血统的人）的翻译，沿着百济海岸南行并于秋季到达中国当时的都城洛阳，在那里他呈上了日本君主的文书，文书的开头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据说隋炀帝因恼于问候时被当作地位平等的人而拒绝接收该信件，并说蛮夷的陈情表粗鲁无礼，听不得。不过，小野不知怎么克服了这一障碍，并于次年陪伴隋朝的两位使臣回到日本，隋朝使臣在日本受到了极大的礼遇。他们所带的文书的措辞是中国对外邦的惯用语。日本被当作属国对待。但是整体来看，小野成功地完成了使命，因为他让两个国家有了正式的交往并让日本获得了很多书籍，而这些正是圣德太子派遣他出使的主要目标。不过，小野说回来的路上他所携带的书信在百济被抢，但是与他同行的中国人所携带的书信安然无恙，所以有可能是小野本人销毁了那些他认为会在本国引起事端的傲慢的书信。608年中国使臣离开日本，同样是小野随行，据说小野还带了一封圣德太子的亲笔信。随小野一起去的还有圣德太子选中的一些到国外学习的学者。这里有必要写下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是第一批担此重任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国后在日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分别是福因（Fukuin）、官方翻译惠明（Emyō，Nara no Wosa）、新汉人大国（Okuni Imaki no Ayabito）、高向汉人玄理（Kuromaro，Takamuku no Ayabito），以及四位学问僧—旻（Nichibun）、请安（Shōan）、慧隐（Eon）、广济（Kōsai）。从这些名字和头衔上看，他们不是归化的朝鲜人或中国人，就是有朝鲜或中国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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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50 圣德太子逝于621年，他的改革尚未完成。618年隋朝灭亡，唐朝取而代之。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汇报说新的君主国高度系统化，尽管目前日本已经学得一些基础知识，但是中国还有更多值得学习的。直到630年日本才派遣了新的使团，但是这期间经常有留学生返回日本，所以中日之间经常有人员往来，但是因为不是官方性质的，所以编年史中没有记载。看来官方使团确实没那么频繁，因为630～837年记录在案的只有12个使团。不过，这些使团的规模都很庞大。使臣及其随行人员是按照级别和学识仔细挑选的，《续日本纪》（涵盖700～790年历史的官撰史书）记载粟田真人（Awata no Mabito）的高贵和真诚给唐朝官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也因此对他所代表的日本有了好感，粟田真人是早期一个使团的带领者。日本使团有一名正使，两名副使，多名录事和译语、医师、卜部等专业人员，画师和各行工匠，比如木工、铸工、锻工，当然还有舵师和水手。据说使团的人数从100人到200人不等，并且在逐渐增加。8世纪前半叶最多的时候有四艘船同行，每艘载约150人，照此来看派出的使者至少有500人。遣唐使团所走的航线不止一条。遣唐使从难波（今日本大阪）出发，通过濑户内海，或者沿着朝鲜半岛海岸在山东半岛入港，或者随着航海知识的增加，大胆地西行至长江入海口。当时海上航行并不轻松。航行者可能会被迫登陆当时与日本敌对的新罗的海岸，否则他们的小船就会被中国海上冬夏肆虐的台风吞噬。每一个选择南线的使团都会遭受一些损失，如果只有一艘船被吹上岸或者失事，就算得上幸运了。编年史中有很多关于危险的航程的记载，这里引述其中一个事例。一个从中国返回日本的遣唐使团从长江入海口出发，该使团共有四艘船，随行的还有一些中国使臣，在一场风暴中，中国使团的使臣及25名随行人员被海浪打下了船，不幸溺亡，同时溺亡的还有一位日本使臣及40名随行人员。一两天后这艘船的桅杆断裂，船体彻底破裂成两半，所幸的是这两半船骸一直浮在水面上并被冲到九州海岸的不同地方，两半船骸上各有50名幸存者。在启航九天后另一艘受损严重的船到达萨摩（Satsuma）海岸。第三艘船先是搁浅在长江入海口，后又被冲走，在海上航行了40多天之后才在九州找到一个避风港。第四艘船在奎尔帕特岛（Quelpart Island，即济州岛）失事，船上的人被岛民俘虏，少数人得以逃脱并在经历更多、时间更长的海上风险后才得以返回日本。而这是发生在778年造船技术有了一定发展之后的事。7世纪早期，当第一批使团跨海的时候，海上航行一定非常惊险。同时期的文献中多处可见航海者及其朋友对航海事业的担忧。人们会选一些年轻男子，被选中的人通过禁欲的生活得到净化，进而持续不断地为航行中的使臣祈祷；当时全国上下的佛寺都会诵读适宜的佛经以平息众位海中神祇的怒气；有时候朝廷也会派出专门的使者到几大神宫祈愿，请求众神祇保护航海者。如果他们安全返回，就会有盛大的感恩宴席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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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52 尽管这些使团的正式使命是传达两个皇室之间的问候，但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还是获得新知识，因此每一个使团都会将一些学者留在中国继续专门的学习。第一批留在中国的学者是高向玄理和旻，他们于607年随团出使中国；但是最有名的学者应该是吉备真备（Kibi no Mabi），时年22岁的他于717年离开日本，在中国旅居17年之后回国，他获得了很多科目的知识和书籍。回国后，他成为奈良一所大学的大学助，为皇室人员讲授《礼记》，并大致地讲解中国典籍。后来他作为使臣被派往中国，直至逝世的时候他还是日本的一位重臣。中国政治体制和哲学及艺术基础知识在日本的传播得益于他和与他一样出色的同僚。可以与世俗学者比肩的是那些被派到中国跟随著名的老师学习的学问僧。编年史中记载的学问僧有70余人，从608年出使的慧隐到877年的万安（Kwan-Kan）。他们有的在中国停留了一年，有的停留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死在了中国，还有的在返回日本的途中死在了海上。当然往来中日的人并不只有文字记录的那些，因为除了载有官方的使团和留学生的船只外，日本商船也经常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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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54 这些学者、僧侣、画师和工匠将中国的学识和器具带回日本，日本接受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这些知识和器具进行加工，形成了自己优秀的文化。革新的过程是不完美的，因为毕竟隔着距离且没有太多私下往来。虽然中国和日本距离并不是很远，但是二者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都有差异。大多数日本人只能接触到二手甚至三手的与中国、中国体制和中国思想有关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的传播媒介一度还是外来语言。因此，可以想象这种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即便不会被误解也会被简化，所以最后传到日本的可能只是形式而不是精华。尤其是在研究7世纪日本史的时候，我们会不断注意到这样一个特征，即日本的艺术发展快速且真实，而与此同时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则缓慢且肤浅。这种差异并不会让人感到惊奇，因为日本人能亲眼看到那些从大陆带回来的或者旅居在日本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创作的雕像和绘画的令人陶醉的美。而中国所能提供的其他馈赠则是无形的、肉眼不可见的，而且受到人类易谬性的影响。你可能会因一座安详的、完美的金色佛像而激动得忘记呼吸，但对中国的思想及中国的政治理念却会持不喜欢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它们触及他们的既定利益时。相比于革新的艰苦，人们更愿意接受堂皇与富丽；相比于哲学理念，人们更欢迎哲学带来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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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56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文化引入的这个方面，我们来追溯一下日本是如何逐步按照中国的方式来改良自己的行政体制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其中一步是根据中国的实践，先形成一个基于官职的等级制度，并通过头衔和衣饰进行区分。605年，圣德太子摄政期间确立了“冠位十二阶”。“冠位十二阶”以（德、仁、礼、信、义、智）六德为名，每一“德”各分大小并以特定的颜色来区分。比如官阶为“小仁”的官员在正式场合需要穿戴相应颜色即浅青色的冠帽，官阶低他一级的人则需要戴“大礼”的红色冠帽，这些官阶只参照功绩的大小。我们可以从庄严的法令的修改频度来衡量这些官阶和标识的重要性。647年和649年，统治者两次修改官阶的数量和名称以及冠帽的颜色。664年，官阶的数量增加到26个，冠帽的颜色也有了更多的变化。685年，冠位取消，取而代之的是48个新的官阶，以官袍的颜色来区分。691年，统治者对官阶进行了微调。702年，冠位恢复并且有了新的名称。养老（Yōrō，年号）年间（717～723）引入了新的体制，鉴于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且仅有些许变化，所以这里会详述。官阶是按照数字顺序排列的，第一个官阶是最高的；每个官阶分为正和从两级，因此最高的官阶是第一个官阶的正位，最低的官阶是第八个官阶的副位（那些专门的低位官位除外）。有时排序居中的官阶会有进一步的细分，这样第五官阶的正位又有了上下两级。养老时期的官阶总共有28级，而且第五官阶以下的官位又分内外两种，内位是留给居住在都城内或都城附近的人的，而外位是留给地方权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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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58 这些细节看似无关紧要，却值得留意，因为它们展示了时人是如何注重官位，展示了在朝的上层和在野的乡绅差别之大。这个细微的差别是分裂的开端，随后这一细微的差别逐渐演化成一个大的分歧，造成都城与地方之间的分裂，导致皇权的衰落、地方权贵的兴起。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冠位和官位并不是空名，随之而来的是朝廷以赏赐的形式给予的回报，这些回报要么是土地，要么是农产品。冠位和官位都具有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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