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15280
法令第二条通过在各郡县设置职官剥夺了很多地方权贵的自治权，但是这里改革者再次小心地、尽可能地避开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氏族族长和集团首领。不同的是，现在理论上他们的自治权源自朝廷。如果中央政府要与地方职官保持联系的话，设置固定的官路、官船、关塞和驿站至关重要。这个时期日本的通信极为不便，因为日本多山，而这时却没有足够好的公路、河道，也几乎没有桥梁。往来于都城和偏远郡县路途艰险，除了缺少设施之外，较为偏远的地区还有大批强盗和土匪出没，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些较偏远的地区有人聚居，但是这些人很难沟通，他们会挑战征税者和其他官员。因此，除非路况有所改善并且有人驻守，否则从都城向地方官员传递消息就是时间漫长且冒险的事情，并且对日益增加的都城人口更为重要的是，由地方向官仓和官库运送农产品费时、费力且成本高昂。需要注意的是，在引入金属货币之前，所有的税收都是实物。法令第三条和第四条都是与税收相关的。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引入一个统一的税收制度，同时通过详细登记人口和土地评估每个地区的产能，从而尽可能地确保地方权贵不会将应当缴纳给皇室的产出据为己有。简言之，四条法令的首要目标是对经济权而不是政治权进行再分配，以使朝廷受益。当然，我们很难把经济权和政治权分开来看。但是，这四条法令有非常明显的迹象表明，朝廷整体上更关注从地方敛取财富而不是削弱那些偏远、野蛮之地的大地主的自治权。
1706615281
1706615282
现在我们有必要来概述大化改新之后日本的土地所有制度和税收制度。日本人较早时期的历史混乱且不清晰，我们无须停留于此，但是如果对7世纪以后的经济状况缺少了解，我们就很难理解日本社会的整体状况。
1706615283
1706615284
日本官方编年史重复引用中国的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便是在中国这一土地征用权的理论也没有得到践行，在日本践行这一理论的实际条件十分有限。当然皇室尽最大可能地反复灌输这一理念，但皇室只是渴求土地的众多豪族集团中的一个。我们刚刚已经说过，646年以职官取代地方统治者的时候，要想改革不失败，就要给予地方权贵以官位和头衔来安抚他们并维护他们作为地方首领的尊严。朝廷关注那些看似细微的事情比如官位的命名和官袍的颜色的部分原因即在于此。他们要做一切能做的来给新的头衔以尊荣。只要土地所有者的地产实际上没有转给君主，他们就不会反对土地征用权的理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有了一些变化，但是一般说来他们的所有权还是确定的。因此，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土地耕种者持有的土地系统化，搁置产出的分配以待将来逐步解决。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强化，它希望能够找到增加自己分配比例的途径。所以，大化改新为首的举措之一就是颁布土地分配制度，在这项制度下，适宜耕种的土地—主要是有水源的稻田—主要分配给耕种者，分配面积基于一户的人数。这些耕地被称作“口分田”（ku-bun-den），字面意思就是按“口”“分”的“田”。因为“口”的数量是不断变化的，所以需要采取一些普查措施。当时的登记系统发展得极度精确详细，因为这是唯一能够核实农耕者赋税的方法。没有这些登记信息—后来证明即便有了这些信息也无法防止纳税者避税、郡县和地方官员挪用税款。农耕者要缴纳的税款分为三类：
1706615285
1706615286
1.土地税，即租，以稻米纳税，我们也可以把租看作国家对小块土地持有者所征的田租，因为租是根据单位土地的产出来计算征收的。
1706615287
1706615288
2.劳役税。劳役税是国家对个人征收的，与土地无关，人们既可以服庸役（yō-eki，强制劳役），也可以按照一定的折算比例以物［庸（yō）］代役。
1706615289
1706615290
3.产出税，即调（chō）。产出税是国家对个人征收的，征收物是除稻米以外的其他产出。根据地方特产，可以缴纳绢或其他物品。
1706615291
1706615292
从这些税收的核算和征收来看，政府有必要对土地和人口进行登记；土地登记簿是为了表明哪些是分配的土地，哪些土地该交田租；人口登记簿是为了表明哪些人应该纳税，哪些人可以免于纳税。大化改新之后登记簿的残本一直保存在皇室的储藏所即正仓院（Shōsōin），比起冗长的叙述，复制这些残本能够更好地理解土地所有制和税收制度的运作机制。下面是从702年的一个登记簿中摘取的内容，登记的是九州的一个村，大概位于奈良东大寺（Tōdaiji）的一小块附属地上。从名字来看，该户的家长是古代占卜部部民的后代。
1706615293
1706615294
表1 奈良东大寺（Tōdaiji）一小块附属地人口登记簿
1706615295
1706615296
1706615297
1706615298
1706615299
表1 奈良东大寺（Tōdaiji）一小块附属地人口登记簿-续表
1706615300
1706615301
1706615302
1706615303
1706615304
这是一户16口的人家，为方便土地分配，算作16“口”。诸如年龄和性别的细节也是为了核定，因为分给男子的土地要多于女性，女子和未成年人也没有承担劳役税和产出税的义务。土地税和土地分配面积因时因地而有所变化，我们摘录的这个登记簿的编造时期口分田是2畈（1畈是1000平方码），女子为男子的2/3。土地分配后持有人可以持有5年，理论上第6年要有变动。单是土地税负担还不是很重。田租和土地分配面积也因时因地而有所变化，畿内郡县每丁（每10畈分口田）征稻22束，畿外郡县每丁征稻15束，较低的税率是为了补偿较高的运输成本。每年平均田租占总收成的3%～5%。除此之外，面对诸如土壤贫瘠、收成减少之类的情况，田租也会有一定的减免。有些稻田是没有田租的，尤其是神社或佛寺持有的稻田，或者天皇作为俸禄赐予官员的稻田，或者那些由奴隶（serf）代政府耕种的稻田。接下来几个世纪免租田地的增加（有些是合法免租，有些是非法逃租）破坏了整个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制遭到破坏，再加上其他一些趋势，共同催生了封建政权。
1706615305
1706615306
其余的税收与田租不同，它们是纯粹的抽税，纳税人得不到任何诸如土地、实物或服务等好处。这些赋税要纳的是丝，丝相当于当时的货币，个别地区还可以以乡土特产代替，比如沿海地区可以纳鱼，山区可以纳木材。原则是劳役税和产出税是所有体格健壮的男子都要缴纳的，并按照各自的能力纳税。因此，年龄在21～60岁的男子要纳的税最多，年龄在60～65岁的男子要纳的税是21～60岁男子的一半，年龄在17～21岁的男子要纳的税是21～60岁的男子的1/4。那些因为疾病或体弱而只有部分生产能力的人可获得部分减免，那些完全没有生产能力或者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可获得全部减免。此外，可获得部分或全部减免的人有很多，比如皇族成员，位阶在八位及以上的官员，医生、抄书吏、铁匠、木匠等从事某种职业或行业的人，士兵、邮差、行政人员、门卫等被征召从事某个职业的人。减免田租的人群和人数持续不断地扩大与增加，其余人的赋税负担越来越重。此外，都城内兴建的政府建筑、郡县内修建的官路，还有其他公共工程都需要体格健壮的人服劳役，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他们的农业产出。此外，朝廷还会时不时地追加赋税，令一些小农苦不堪言。政府会征收粟米，屯在当地的官仓作为应对饥荒的存粮，也会强迫耕农借稻种，待丰收的时候偿还稻米，利息高达30%甚至是50%。服军役就是一种强制劳役，而且尤为繁重，所以很多小户人家都很害怕服兵役。同时代的记录中似乎有这样一句话：“一个士兵和一个奴隶一样不幸，一个男子被征入伍，整个家庭都会随之消亡。”“在各种各样的强制劳动力中，士兵是最不幸的。”一个男子可以用实物代替服劳役，这样他可以继续待在家里耕种土地，他家的女子也可以继续纺织。但是一个士兵需要服四年兵役，一年做边防警卫，三年做某个宫殿或官邸的护卫，在这期间饮食、武器由自己供应，转岗途中的花销由自己承担。稍微富有的人家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代偿或花钱请他人代役而免于服兵役，这样兵役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最卑微、最贫困的阶层头上。经常有年满16岁的男子被送去服兵役，这样他的家人就可以获得赋税减免，减免的税额是被该男子替换下来的、可以留在田地劳作的成年男子应缴纳的税额。
1706615307
1706615308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对那些最没有能力承担的人来说，赋税和劳役税最为严苛。贫穷的人被课以重税，而富有的人则可以轻易地获得减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自然越来越明显。因此，百姓不遗余力地逃税也就不足为怪。同时代的记录显示时人会给登记者提供虚假信息，隐瞒家里成年男子的数量，以各种理由申请赋税减免的人成倍地增加。男子逃到偏远的边缘地区躲避赋税，而那些留下来的用于纳税的实物质量极其低劣。一位郡县官员在写给朝廷的信中抱怨说：作为实物税缴纳的丝并不像丝，更像是蜘蛛秋天织的网。确实，这里指的是大化改新进行很久之后的一个时期，但是毫无疑问新的制度开始实施不久就渐渐出现滥用的情况。
1706615309
1706615310
尽管朝廷不断尝试实施这种制度，不断地修改完善，但是这种制度并没有得以成功实施，因为它和中国的制度太过相似。中国的制度是建立在一个可以大致概括为“农业共产理论”的基础上。这个制度的目标是按人口均分土地，确保农民的存续，同时充分发挥农民的产能，从中获得最大回报。尽管这种制度更像是一种原理，不够实用，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施。这种制度源于一种非常古老的规则，即将公有土地分为九井，其中一井的产出预留给国家。[4]经过连续多个世纪的修改和补充，这一原则最终被收录进隋唐时期皇帝统治时的成文土地法中。正是这些成文法构成大化改新制定的土地所有制和税收制度的基础。就此而言，日本人显然过于效法中国人，因为两国的情况如此不同，适用于中国的制度并不适用于日本。中国有大片平坦的旱田，而日本的水田、旱田零星分布，其中还有丘陵山地。中国的社会群体贪婪，但是有平均主义的倾向，都想要有一个统一的、有计划性的安排；而日本盛行的是贵族观。日本的经济依旧是奴隶制经济，其种群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种族和文化元素，它也不像中国那样有很长时间的官僚政府的传统。因此，它借用外国的土地和赋税制度以失败告终也就不足为怪，尽管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当所借用的制度出现不足时它不断尝试进行修改、完善。鉴于日本在长达1000年里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这意味着它所借用的中国制度即便没有导致也加速了日本经济的彻底崩溃。从这个方面来说，仿效外国模式给日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1706615311
1706615312
在对7世纪和8世纪初日本的经济基础进行调研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化改新的政治方面。政治上已经采取的第一批措施是建立冠位制，任命郡县和地方官员。现在有必要改组中央政权，我们没有关于这个时期改组的记载，不过我们知道改组计划是由高向和旻结合自己对中国实践的了解起草的。不过，702年日本颁布《大宝律令》（Taihō，701～704年年号为大宝，该律令由此得名），建立了行政制度。日本最高行政机构是太政官（Dajō-kwan），同级的是神祇官（Jingi-kwan），神祇官是神职机构，掌管与国家信仰相关的事务，比如节日、祭仪，管理和约束神社神官和其他神职人员。太政官中太政大臣是主官，左大臣和右大臣为辅官，太政官统括八省，具体如下：
1706615313
1706615314
中务省（Nakatsukasa）
1706615315
1706615316
式部省（Shikibushō）
1706615317
1706615318
民部省（Jibushō）
1706615319
1706615320
治部省（Minbushō）
1706615321
1706615322
兵部省（Hyobushō）
1706615323
1706615324
刑部省（Gyobushō）
1706615325
1706615326
大藏省（Okurashō）
1706615327
1706615328
宫内省（Kunaishō）
1706615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