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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朝廷不断尝试实施这种制度，不断地修改完善，但是这种制度并没有得以成功实施，因为它和中国的制度太过相似。中国的制度是建立在一个可以大致概括为“农业共产理论”的基础上。这个制度的目标是按人口均分土地，确保农民的存续，同时充分发挥农民的产能，从中获得最大回报。尽管这种制度更像是一种原理，不够实用，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施。这种制度源于一种非常古老的规则，即将公有土地分为九井，其中一井的产出预留给国家。[4]经过连续多个世纪的修改和补充，这一原则最终被收录进隋唐时期皇帝统治时的成文土地法中。正是这些成文法构成大化改新制定的土地所有制和税收制度的基础。就此而言，日本人显然过于效法中国人，因为两国的情况如此不同，适用于中国的制度并不适用于日本。中国有大片平坦的旱田，而日本的水田、旱田零星分布，其中还有丘陵山地。中国的社会群体贪婪，但是有平均主义的倾向，都想要有一个统一的、有计划性的安排；而日本盛行的是贵族观。日本的经济依旧是奴隶制经济，其种群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种族和文化元素，它也不像中国那样有很长时间的官僚政府的传统。因此，它借用外国的土地和赋税制度以失败告终也就不足为怪，尽管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当所借用的制度出现不足时它不断尝试进行修改、完善。鉴于日本在长达1000年里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这意味着它所借用的中国制度即便没有导致也加速了日本经济的彻底崩溃。从这个方面来说，仿效外国模式给日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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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7世纪和8世纪初日本的经济基础进行调研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化改新的政治方面。政治上已经采取的第一批措施是建立冠位制，任命郡县和地方官员。现在有必要改组中央政权，我们没有关于这个时期改组的记载，不过我们知道改组计划是由高向和旻结合自己对中国实践的了解起草的。不过，702年日本颁布《大宝律令》（Taihō，701～704年年号为大宝，该律令由此得名），建立了行政制度。日本最高行政机构是太政官（Dajō-kwan），同级的是神祇官（Jingi-kwan），神祇官是神职机构，掌管与国家信仰相关的事务，比如节日、祭仪，管理和约束神社神官和其他神职人员。太政官中太政大臣是主官，左大臣和右大臣为辅官，太政官统括八省，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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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务省（Nakatsuk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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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部省（Shikibush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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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部省（Jibush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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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部省（Minbush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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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省（Hyobush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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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省（Gyobush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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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省（Okurash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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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内省（Kunaish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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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须分别详述各省的职能，但是也要提一下最重要的、地位最高的省—处理天皇及其朝臣事务的省，即宫内省、式部省、民部省、大藏省。其余四省分别处理财政、公共工程、农耕、贸易和防卫事务，在重要性上要略逊一筹。换句话说，实力强的省是那些掌管朝廷事务的，而实力弱的省是那些掌管百姓事务的。如果日本像仿照中国的土地和赋税制度那样仿照中国的行政制度就好了，不幸的是他们没能—或许是没有注意到让中国强大且稳定的那个特征。中国有着严格的阶层划分，按自下而上的顺序，分别是商人、百工、农民和为官者（士农工商）。农、工、商三个阶层要各守其业，进行生产以为统治阶层所用。但是统治阶级不是生而仕，而是学而仕。每一个官员都要在考场证明自己的学识，行政机构的所有职位对所有学者开放，无论他们出身如何。[5]学塾的课程非常经典，以现代的眼光看有点枯燥乏味，但是它提供了虽说有限但集中的智力训练，并且将知识推到至高的地位。当日本引入中国的行政制度时，当时唐朝统治者已经把这种制度发展得非常成熟高效，但是日本人只是借用了形式和术语而没有借用其根本原理。那时日本的社会构成现在可能比以前更加贵族化，因为新官位的设置只是赋予特权阶层新的权力和更多的特权。我们可以说新体制只是旧体制的延续，不过换了名字而已，而且新体制时常凸显旧体制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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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了解到，646年地方贵族失去自治权的时候，作为补偿，朝廷授予他们官阶或官职。随朝廷的官阶和官职而来的是俸禄，等级较高的俸禄是土地收入，等级较低的俸禄是实物。有官阶或官职的人都享受赋税减免，他们的地位让他们有机会任意获得非法盈利。因此，朝堂上经常有为了职位而进行的激烈争斗，如果一个人有裙带关系，或者是发展迅速的艺术爱好者协会的一员，即他写得一手毛笔字、能旁征博引或者在情爱上能力非凡，那么他晋升得会很快。于是出现了人们最初对地方任命并无好感的现象，那些接受地方任命的多是失势的朝官以及那些希望在放逐期间谋取经济利益的人。这点他们是实现不了的，因为他们的俸禄很少，除非他们欺上瞒下，挪用税款，将公有土地兼并到自己的地产中。而这既是地方行政体制也是整个行政体制的致命缺陷，这一体制的平稳运行是建立在生产者和国家合理分配财富的基础上的。而事实是，随着非生产人口增加，向生产者索取的人增多了，皇室所能获得的份额相对减少，而大大小小的土地持有者也以牺牲受压迫的农民为代价兴盛起来。尽管中央政权竭尽所能地控制免税地产的扩张，但日本还是出现了一个世袭的氏族首领阶层，他们的权势可与天皇比肩，并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远胜于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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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8世纪初，情势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改革全面展开，有关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新理念得到不同程度的引入、传播和吸收。想必一个长久的政治和知识中心是一种稳定型文化的要素之一。直到大化时期，日本的都城一直处于迁移状态。新天皇即位时会在皇室的众多领地中选择一个新址建立宫殿，这就导致了都城的迁移。不过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任何城镇和都市可以与中国的都城相媲美。曾到中国游学的人回到日本，描述了洛阳和长安的繁华，启发了国人。646年的法令规定了一座尚未建成的都城的“建制”。直到710年日本才建造了第一座永久性的都城，都城内设施一应俱全，有宫殿、政府机构、高官宅邸、宝库、粮仓以及极为华美、存续时间极长的、屋顶铺瓦的寺庙和高塔。这就是奈良城，它代表了日本文明的繁盛时期，代表了日本政治热情高涨、美感觉醒、宗教狂热的几十年，但是在看似不可避免的世事轮回中，日本迎来了平安时代的繁荣、衰落及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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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称《莲华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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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处的东京指的是越南北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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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里指唐景龙四年（710）写本《论语郑氏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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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际上中国的行政制度未必严格遵循了早期中国典籍中提出的理论规划。比如，一些当代学者就争论说孟子提出的将公有田地分为九井的理论从未得到普遍应用。所以，如果日本复制的中国模式是偏理论性的，那么其借用的制度以失败告终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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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的科举制度。正如中国的传记史中所暗示的那样，中国的科举制度可能会形成一个世袭的官僚阶层，因为官僚子弟的父母有权力、有财力。但是，中国的体制原则上依旧是平均主义的，而日本的体制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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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二篇 奈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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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儒家文化和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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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城建成于701年，以当时位于今中国西安的都城为模板。奈良城规模宏大，呈四方形，城中有笔直的、纵横交错的街道。长安城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象征，象征着日本对他国建制的借用。中国人喜欢对事物进行对称排列和细致分类，偏爱四四方方的形状和均衡的规划。他们钟爱对思想及事物进行干净利落的划分和有序可查的归类，所以在他们最早的政治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诸如两个原则、三项条例、五个武装、八项目标之类的分组；在哲学上，他们运用卦和爻来理解宇宙；在文学上，他们非常热衷于排比和对偶。这种图示性的思维习惯并不是中国人的全部智慧，只是盛满中国人智慧的载体，而这种智慧有时候会从这个载体中猛然溢出，逃离载体的桎梏。但是日本人自然更能注意到这个载体，而不是充满这个载体的隐秘的智慧之源。的确，我们会发现在最早接触中国文化的时候，日本人会借用外在简单、引人注目的体制，而不会顾及其复杂现实的内在。我们一定要始终记得，尽管我们提到他们与中国文化的接触，但是因为其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日本人对中国的直接了解很少。很多时候他们视为模板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对事物的描述，不仅如此，这种文字描述使用的语言也不是它自己的。尽管无法复制一座大的城池的内在活力，但是他们依旧可以借用其规划；尽管奈良城只是一个复制品，但是它依旧是当时日本人已知的最辉煌的城池。即使是今天一位游客看到它的遗址，也能很容易地由那些遗留下来的寺庙和珍宝联想到它昔日的辉煌，也能联想到朝廷中穿着朝服的众臣，神社中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吟诵祝祷词的神官，作坊里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用青铜、木材和漆打造精致神像的手工艺人及其求知欲强烈的日本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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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热衷于学习外来艺术和科学，而这些外来艺术和科学在本土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栖息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奈良稳居政治和知识中心的短暂的25年间，艺术和科学才有了前所未有的、快速蓬勃的发展。我们难以判断都城各机构生活的变革有多彻底。乡下的生活一如既往，农民种稻、养蚕，勉为其难地纳税，崇拜本土神祇。但是城中的一切都是新的，都是外来的。宫殿和寺庙建筑是中式的；佛经不是梵文就是汉文的；法律、法令、公文、官方书信、编年史甚至诗歌都是汉文的；朝臣的衣饰、礼仪、官阶和职称都是借用中国的。日本政客的政治理念、学者的哲学思想、神官的宗教信仰都只能通过外来语言、外来文字来表达和阐释，连他们的口头语言也因外来文字的传入而丰富起来。我们很难找到与之相似的奇特现象，一小群人忙于吸收、同化一种优越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是他们自愿甚至积极引入的，不是因为征服或者距离近而被迫接受的。在一个人口约为20万人的城市，这样的人不超过两万人，当时日本的总人口约为600万人。我们该从何处着手描述这一小群人的活动呢？或许我们最后首先从语言问题谈起，因为中国的语言不只是知识传入的媒介，也是新知识和新体系的基石。的确，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体系，而且是最重要的体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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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日本本土语言的语系。有一个学派因日本本土语言和朝鲜语、蒙古语、满语、芬兰语和土耳其语的相似性，坚持认为日本本土语言和阿尔泰语系相关。另一个学派则用特别详尽的阐释，主张日本本土语言和波利尼西亚的语言相近。或许两个学派都是对的，因为语言和种族都是来自亚洲多个地方的不同元素融合的结果。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对于我们所掌握的或确切或推测的信息而言，几乎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像公元最初那几个世纪的日语一样，在词汇上、在文字构成和句法结构上与汉语截然不同。日语是多音节的，由单音节组成，要么全是元音，要么是元音加一个辅音，比如以下这些音：a ka sa ta na ma mi mu me mo。没有双辅音，也没有双元音。它是一种高度黏合的语言，长句由虚词连接，字词的顺序由专指到泛指，即形容词、名词、主语、宾语、动词。日语几乎没有重读，词汇非常少，句子冗长难懂，并且是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而汉语是单音节的，有音调变化，有很多对日本人来说拗口的音，汉语还有很多抽象词语和具体词语。汉语句子短小精悍，句意的表达部分是通过专有词语，但主要是通过文字顺序的变化。公元前2000年中国使用的是表意的文字，公元前200年这种表意文字发展为一个科学的体系，一部分表意文字变成了形声文字，人们可以通过字意和读音辨别形声文字，但是形声文字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字形。[1]在这种复杂的文字形式的影响下，中国书写文字的发展对那些只会用语音标识语言的人来说很难理解。一种通过语音来标识的语言不能完全摆脱口头语言的限制。即使是最生硬、词语深奥、句法冗长费解的书面英文大声读出来的时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的书面文字是用来看而不是用来听的。口语和文字之间的差别非常大，所以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实际上是两种相关但不同的表达模式。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日本人在需要利用汉字作为媒介从中国获取知识的时候面临的处境。中日两国人民的这种交往并不足以让日本人熟悉中国的口头语言，而且日本人想要从中国那里习得的知识是用毛笔写的，而不是用汉语口述的。因为日本没有文字，所以他们无法将汉文翻译成日文，原因除了他们的本土词汇比较少之外，还有就是他们没有可以描述外来事物和理念的术语。克服这些困难的唯一方式就是折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我们无法在这里详细展开。但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起初日本人研读的是中国文献原稿，接着他们发明了一种借助发音符号，通过变换词序、补充必要的连接成分和屈折成分将汉语句子转换成日语句子的方法。就像我们的学生一样，通过调换前后语序来翻译一篇拉丁文散文，他们译出的散文不是英文而是一个特别的混合物。几乎没有什么比这种体系更让人失望，而这种体系也会对本土语言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更不用说日语词语中很快就有了中国文字，尤其是那些在日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语，不过人们引用这些词语或是因为过于拘泥于细节，或是因为时兴，而不是因为方便。有趣的是，同样的文字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借用。同一汉字的日语读音通常会有两到三个，因为词语被引入的时间和地点不同。因此，有“明亮”之意的汉字在日语中可读作myo，mei，min，读音与该字在中国不同时期的读音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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