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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02 圣德太子对《莲华经》注解的卷首语，据说是他亲笔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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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04 三论宗的教义体现在“三论”中，其中最有名的是《中论》（Chūron），《中论》是著名的龙树（Nagarjuna）所著论典的汉文译本。龙树关于表象与真相之间关系的论述给人以启迪，进而出现了很多大乘佛教论典。《中论》于409年被译介到中国，是由一位机智的、主张极端唯心主义哲学的辩证学者翻译的，他坚持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不真实的、无法单独存在的，任一现象都是相对于另一种现象的存在。当时的日本学生肯定很难理解这种对绝对者的本质的认知；不过三论宗一直存在，直至奈良时代它的影响力才开始衰退，而这无疑是因为它作为日本同类哲学宗派第一宗的威望。三论宗形成之后不久，成实宗（Jōjitsu sect）从百济传入日本。在奈良时代人们似乎可以不受限制地研习成实宗的佛法，但是它很快就并入了三论宗，并且除了正仓院文书中有几处提及外，目前成实宗作为独立宗派存在的痕迹少之又少。接下来出现在日本的宗派是法相宗（Hossō sect），又名唯识派（Yuishiki sect），是名叫道昭（Dōshō）的留学僧于650年传入日本的。法相宗的论典是一部被称为《成唯识论》的著作，其中包括对世亲菩萨所著的一部简短的、诗一般的唯心主义哲学论典的多家注释的理解。《成唯识论》是中国著名的僧人和朝圣者玄奘于648年翻译的，他的弟子们对《成唯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成唯识论》提出这样一个教义，即唯有“识”是真相，“唯识”就是这个意思。“唯识”既是佛教宗派的名称又是该宗派的理论基础。因为对梵文佛经的准确翻译，玄奘开启了中国佛教研究的新纪元。在中国，他的佛法是最新、最完整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佛法很快就传到了日本。道昭的弟子在他过世后继续宣讲法相宗的信条，他的几位弟子获得了很高的僧职，那个时候僧职是朝廷赐予的。值得提及的是，道昭之后法相宗的第一代接班人被朝廷派去中国学习，但这些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新罗人。不过，在他们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有名的日本僧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当时文献的显要位置，其中最著名的是行基（Gyōgi）法师，我们稍后还会听到更多关于他的信息。他生于670年，逝于749年，修行到最后成为法相宗的祖师。奈良时代法相宗取代了前面提到的两个宗派，带头研究佛学。法相宗不仅掌管着本寺，比如元兴寺和崇福寺（Kōfukuji），也至少在佛法上影响着其他宗派的佛寺，比如东大寺、药师寺（Yakushiji）和西大寺（Saidaiji）。东大寺、药师寺和西大寺不仅富裕、有影响力，而且与皇室有密切往来，还和其他宗派有联系。法隆寺（Hōryūji）起初信奉的也是三论佛法，但是很快成为法相宗的研习中心，现在也是法相宗的本寺，不过在此修行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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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06 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俱舍宗（Kusha sect）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也不确定它是否曾作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在日本存在。[4]在法相宗的教义第一次引入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有人在研习俱舍宗的佛法。俱舍宗的佛法基于世亲菩萨在改信“唯识”论之前所著的百科全书式的论典《阿毗达摩俱舍论》。俱舍宗之名就取自这一典籍（在日语中，俱舍的读音由“kosa”变成了“Kusha”），并且日本和中国的各佛教宗派都认为这一典籍是对早期佛教宗派形而上学思想的权威阐释，尽管这些宗派认为个别的表象是幻象，但是并没有否认他们所称的“达摩”的真实性，达摩是存在的终极真理。换言之，俱舍宗代表的是小乘佛教的一种实在论的哲学，而法相宗代表的是大乘佛教的一种观念论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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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08 我们会看到前文描述的宗派在日本形成的先后顺序不是按照它们在印度出现的先后顺序，而是按照日本人与不同的中国宗派的接触中了解到的教义的先后顺序，玄奘研究并翻译佛经促进了佛学研究，而佛学研究又直接促成了这些宗派的形成。这些宗派的共同点是都想理解宇宙的本质，因为只有通过摆脱感官错觉的认知，透过感官错觉看到其超验的真相，才可以获得救赎。这些宗派的差别在于它们解决“存在”这一形而上学难题的方式不同。这些宗派的方式，不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神秘主义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且这些宗派的教义在本质上不是彼此对立的。它们的分歧主要是在学术上，而且只是宗派创始人之间的分歧。对普通信徒来说，这些宗派在教义或仪式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其中一个宗派会谴责另一派为异端。一个佛寺中常常有僧侣研习、阐释多个宗派的教义。[5]或许我们把它们称作哲学学派会更好一些，把它们的理论当作一种更深奥的学问的入门来研究。因此，根据日本一个古老的说法，一个初入佛门的人为了预备自己，需要先花三年学习唯识宗的教义，然后再花八年学习俱舍宗的教义。这一特点值得强调，日本历史表明，尽管日本在稍后一个时期爆发了激烈的宗教争论，但是作为一个族群，日本人并没有因为宗教争论而产生憎恶。我们无须深究这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脑有些迟钝，不过似乎可以确认的是，他们通常对超验的问题没有浓厚的兴趣，也不会为超验问题所扰。整体上看，他们的才能都是与经验有关的，都是实用的，他们没有炽热的情感，只有浪漫的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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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10 不过，有一个宗派与前文提到的宗派不同，我们在前文已经概述了这些宗派的教义，不同之处在于它独特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教义，这个宗派就是律宗。对律宗的了解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批日本僧尼被派到朝鲜学习佛寺“戒律”，但是直到7世纪末律宗才开始在日本确立。“律”在日语中读作“Ritsu”，在汉语中读作“lǜ”，用来表示梵文中的“戒律”（vinaya）一词。律宗并不是很关注教义问题，反而尤为关注戒律和规范的传持。事实上，律宗各个分支的出现是因为反对其他宗派的形而上学的微妙洞见，反对僧侣中泛滥的放纵行为。因此，它特别重视受戒仪式并且认为只有那些已经受戒的僧侣才有资格传戒。一个志愿出家的人或刚出家的人必须接受受戒之人对自己品格和信仰的询问；此外，受戒仪式必须在一个特殊的、日语中称为“Kaidan”、梵语中称为“sima”的戒坛上举行。这套体系在日本的充分发展得益于中国一位名叫鉴真的僧侣，他受日本僧侣之邀，在日本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戒坛。虽然可能和我们的主题无关，但是他东渡时的情形值得一提，因为它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佛教徒的热忱和传教热情。733年，两位日本僧侣到中国劝说鉴真去日本。鉴真答应尽快启程，但是直到742年才得以成行。启程当年他被海盗拦截，船也被夺走。他又尝试了三次，两次因风暴而未成行，第四次因为中国官员的阻拦而未成行，他们禁止这样一位睿智的、知识渊博之人离开本国。第五次尝试的时候，他的船只失事了，一位日本籍的弟子溺亡，其他几位弟子也因受寒而亡。但是他坚持不懈，终于在753年第六次尝试的时候在九州上了岸。第二年他到达奈良，带来很多书籍和佛像，被安排住在东大寺。在那里，他见到了吉备真备，后者给他带来了天皇的一则口谕，授权他一人主持受戒仪式。东大寺戒坛设立以后，以皇太后为首，约有400人受戒，此外又有40人因为之前的受戒仪式不合规，重新受戒。这种依照固定的规矩、通过天皇指定的仪式、在天皇指定的地方建立的机构与秩序相当于建立一个国教，因此这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日本戒坛的数量被限制在三个，一个在奈良，另一个在日本西部，还有一个在日本东部。任何一个宗派的僧侣或法师必须在这三个戒坛中的一个立誓遵守“戒”和“律”，才能受戒。9世纪早期之前奈良的僧职成功阻止了所有建立新的戒坛的尝试。鉴真留在日本，直至763年去世，享年77岁。去世前几年，鉴真生活在唐招提寺（Tōshōdaiji），日本一个主要的戒坛就建在这里。鉴真的17位弟子作为唐招提寺及其他佛寺的住持定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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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12 奈良时代还有一个宗派，就是华严宗。《华严经》是一部重要的佛典，也可以说是佛经和注解的合集，于736年从中国传入日本，但是日本人对《华严经》的经文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了解。几年后一位新罗的法师在奈良连续讲经三年，阐释《华严经》的经文，大多数奈良的法师聆听了他的阐释。作为一个哲学学派，华严宗比不上其他宗派，但是它在佛教仪式的发展上胜过它们，部分是因为华严宗的教义生动形象，这些特征吸引了天皇并且方便天皇理解。简言之，华严宗的教义是对《华严经》和《梵网经》的演绎。在华严宗的教义中，释迦佛（日语为“Shaka”）是至高的、普世的、无处不在的卢舍那佛（日语为“Roshana”）的化身。因此，华严宗的信徒信奉的对象是卢舍那佛，佛经中把卢舍那佛描绘成一位端坐在一朵有1000片花瓣的莲花上的佛。每片花瓣代表一个宇宙，每个宇宙都由无限多重世界组成。每片花瓣上都有一个释迦佛，释迦佛是卢舍那佛的化身；而每一重世界都有一位佛陀，佛陀是释迦佛的化身。朝廷或者僧职似乎看到了佛教等级和国家等级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卢舍那佛类似于天皇，大的释迦佛类似于高阶官员，而小的佛陀则类似于百姓。至于这种通过宗教来加强统治的尝试有多少刻意而为的成分，我们也很难说，但是毫无疑问朝廷尤为关注对卢舍那佛的崇拜。圣武天皇（Emperor Shōmu）于749年宣布《华严经》为正经，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稍后会详述）他建造了日本最大的崇拜卢舍那佛的东大寺，又称大华严寺（Dai-Kegon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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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14 除了朝廷对华严宗的特别青睐以及圣武天皇的敬虔行为之外，政府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整体上也很密切。从7世纪开始，各个佛寺每年都会为佛祖举行庆生仪式，还会举行亡灵追祭会即盂兰盆会（Avalambana），届时朝廷会赐给僧侣和佛教徒斋饭。不久之后皇宫也开始庆祝这些节日，还会在特殊场合举行佛教仪式；到奈良时代末期，佛教仪式已经成为朝廷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佛教确立为国教的进一步举措是政府下令建立国分寺（koku-bun-ji）。早在684年国司就接到命令，要在自己的官邸设立佛堂，到741年天皇颁布法令要求各地方建造一座佛寺和一座七层的佛塔。随后天皇命人抄写当时流传甚广的经文章节，分发给这些国分寺，天皇本人也以金字抄写佛经并供奉在各佛塔中。作为佛寺的一部分，每座佛寺都有20位僧侣和10位尼姑。每座佛寺的封地可容纳50户人家，有60亩稻田。这些僧尼的职责是在固定的日子公开诵读《最胜王经》（Saishō-ō-gyū）[6]经文，并且定期祝祷，每月斋戒六日。那个时候佛教信徒是不可以打猎、捕鱼的。当时以点读（tendoku）的方式诵经，主要念诵一卷经文的开头和末尾，中间的部分快速翻过。点读与背诵整卷佛经的宗教价值是一样的。僧尼的祝祷既包括公开的忏悔，又包括远离灾害和疾病的祈祷。事实上官方鼓励信奉佛教的直接出发点是远离疾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瘟疫和天花猖獗，朝廷惊慌失措。不过在地方建立国分寺的实践是有先例的，隋朝和唐朝的皇帝就都曾下令在地方建立一座佛寺和一座道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官方普及宗教信仰是有确切的政策依据的，而这种政策的目的是赋予君主以新的、强大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看，奈良的东大寺和国分寺之间有重要的关系。如果说佛教是国教，那东大寺就是佛教的总部，各个国分寺则是它位于地方行政中心的分部。这种关系源自东大寺建造与发展的背景。其背景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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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16 735年，圣武天皇（或许是受了刺激，因为当时盛行的天花传到了奈良，夺去了几位贵族的性命）计划建造一尊大的卢舍那佛像，但是因为日本西部的叛乱以及其他阻碍，晚些年才动工，因为缺乏相应的技术，启动于744年的大佛工程中止。最后日本于747年开始在奈良建造一尊新佛像，在一位朝鲜血统的匠人的监督下，这尊佛像在历经几次失败之后于749年完工。同时，用来盛放这尊佛像的大殿也于747年开工。这座大殿连同其他附属建筑以及巨大的、修有多个宏伟大门的围墙，前后修建了近几十年。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在规模和辉煌程度上日本没有可与之比肩的。大殿长284英尺，宽166英尺，高152英尺，宏伟壮观。12世纪，在旧址的基础上建造了现存的建筑，现有的建筑规模只有原建筑的2/3，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顶式木建筑。殿中供奉的大佛，虽然作为艺术品微不足道[7]，却展现了日本在那个时代付出的惊人的财力和劳力。从技术上讲，大佛的铸造也是一个数得上的成就。这座盘坐的大佛高53英尺，由价值约100万英镑的金属—铜、锡、铅—铸造而成。肩以下的部位由约40个单独的部件组成，各部件冷却之后再一点点地放到铸模上，然后将脖子和头置于其上，最后浇铸约12英尺高的佛像外壳。修饰这尊佛像需要水银和大量黄金。因为日本黄金稀少，所以建造者担心黄金不够用。幸运的是东北的一位地方统治者于749年及时在自己的辖地内发现了一座金矿，并往都城运送了几百磅的黄金。这件事非常重要，举国同庆。天皇派信使到全国各个佛寺报喜讯，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仪式。一部名为《续日本纪》的官编史书记录了这场盛会。749年“入夏的第四个月”，天皇正式前往东大寺，步入大佛殿，面朝北方，对着佛像，像臣子拜见君王一样，皇后、公主、国家重臣、朝廷贵族、文武职官都在场，各级官员按照官阶排列，一直排到大佛殿最南侧。左大臣上前代表天皇进言，他的语言是如此特别，所以我们最好按照原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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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18 这是三宝的仆人天皇所言之词，他谦卑地在卢舍那佛像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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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20 自天地初开，尽管金子被其他国家当作祭品，但是在大和这片土地上金子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不过我们所辖之地东边的陆奥（Michinoku）国国守、从五位官员百济敬福（Kudara no Kyōfuku of the Junior Fifth Rank）禀告说在他的领地，一个名叫大田（Ōda）的地方发现了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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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22 听闻此，朕惊喜万分、心生欢喜，并且朕以为这是卢舍那佛凭着他的慈爱和恩惠赐予朕的福分。朕恭敬、谦卑地接受这个赐福，并带领百官前来朝拜、祝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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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24 朕在三宝面前，极为恭敬地如是说，并且秉持敬畏之心提及三宝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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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26 我们注意到天皇一点都没有提及自己的神圣血统，并且自称是卢舍那佛的奴仆—事实上原文中用到的“yakko”，直译过来就是“奴”。不过在同时代的其他抄本中，他坚称自己是“君主、神的显现”，因为他是神祇的后代，尽管在天上的诸神对人隐藏，但是降在地上的担任统治者的神祇却对人显现。这一句以及其他相似的措辞表明人们并没有遗弃对神圣血统的信仰，但是随着统治者对其他神祇的崇拜，人们的这一信仰显然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折中一下，达成折中的方案极其有趣。上述仪式过后天皇给朝廷及国中众臣的诏书中的几段话，能帮助我们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宫内省大臣以天皇之名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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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28 所有人敬听，至高无上的大和国王、神的化身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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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30 “有禀报称，朕自天照大御神继承而来的统管之地的东边发现了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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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32 考虑到佛祖所有的律法和慧言对于国家保护而言都是极好的，所以现在朕希望在御下的各令制国都摆上名为《最胜经》的经文和卢舍那佛的佛像，这样一来通过向居住在天上、地上的诸神祈祷，通过崇拜朕古老的曾统管这地（原文如此）的皇祖—在提及他们名讳的时候朕心存敬畏，朕可以指引百姓，以一颗恶念止息、善念生出的心带领他们，这样一来才会真正地转危为安。但是过去百姓心存疑虑，认为这不可能。朕暗自叹息，因为朕原本也以为大和没有足够的金子。然而，现在三宝已经向朕展示了这极好的、神圣的慧言的妙迹，朕认为这件事彰显了居住在天上、地上的诸神的指引和恩惠，彰显了像天照大御神一样的神祇的爱和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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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34 因此，朕欢喜、恭敬地接受，朕不知所措，昼思夜想：鉴于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一个睿智的、珍视、安抚百姓的国王统治时期，朕着实羞愧难当并且感恩不已，因为朕不配、愚拙，而这件事却在我们这个时代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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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36 那么朕应该独享这伟大、珍贵的神迹吗？不，朕应当谦卑地接受并与我的百姓欢喜同享。鉴于朕，作为一位神，是如是想的，那朕就要珍视百姓并奖励所有人，而且朕要为这个威严的时代再续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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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38 对于诸神，朕会赠予神社稻田，对于神社的神官，朕会献上供奉。朕会准许佛寺耕种土地，并敬重僧尼，献上礼物。朕要将那些能够变成大众佛寺的新建佛寺变成大众都能参拜的佛寺。要向先祖威严陵墓的一些看管者献上礼物。此外，在那些安息着为国效忠、保家卫国之臣民的地方，朕要设立纪念碑，只要天地尚存，世人都必须予以尊重、不得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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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40 至于那些作为公卿服侍朕的臣民的孩子，按照他们服侍的类别，他们的儿子已经得奖赏而女儿却没有。但是只有男子可以承继父亲的氏名，女子却不可以吗？朕认为男子和女子应当共同来服侍。朕这样奖励你们，不要误解或忽视父辈的教导—这样你们可以成为他们所想的样子，不要让他们的家族湮灭，如此你便可以在皇宫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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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42 朕会赏赐年老的人，也会对贫穷的人施以恩惠。对那些孝顺的人，朕会免除他的税赋并赐予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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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44 朕会宽赦罪犯并奖赏（抄书吏？）和博学多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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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46 朕会奖励那些发现了黄金的人，陆奥国的国司、当地的官员以及所有的耕农。朕会珍视、爱护本国所有的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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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448 这则诏书不仅清楚地再现了那个时期的朝廷氛围，而且顺带描绘了政治形势的几个方面，而这些方面是由佛教思想对本土传统的影响造成的。起初，朝廷的确把这种新宗教当成一种统治工具，“非常适合护持国家”。《最胜经》是《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略名，是奈良时代最受尊崇的佛经之一，事实上在随后几个世纪也是最受尊崇的佛经之一。被抄写并分发到各个国分寺的正是这部佛经。编年史中也经常提到这部经文，第一次提及是在676年，并且在10世纪朝廷的一些正式集会中人们也经常诵读这部佛经。尽管日本最早的版本是400年被传入的汉文译本，但是700年义净（I-Tsing）的译本传入后，才有更多的人了解它。《最胜王经》和《仁王般若经》都在部分章节提到君主的职责以及护国。这两部佛经都是后来创作的，从单纯的宗教立场来看，这两部佛经的地位不及《莲华经》，不过或许日本人长期以来更感兴趣的是政府而不是单纯的宗教，所以这两部佛经在日本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奈良时代的文献中提到这两部佛经的次数和《莲华经》差不多，并且至少有一份天皇的敕令（767年的一份敕令）引用了其经文，以支持皇室、反对叛国的阴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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