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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阶的………………………………………………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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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女性……………………………………………2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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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女性……………………………………………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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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16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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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婴……………………………………………………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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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的女性……………………………………………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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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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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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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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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这当作一个典型的里，从中可以看到有三种家庭。事实上，日本的家庭分类和唐朝模式完全一样，每一类家庭下面还有三层细分，划分依据是每户的收入即他们的纳税能力。将男性划分为体格健壮的、体弱多病的几类的依据是男性承担劳役的能力或生产能力。如果我们把这个约900人的聚居地视为一个普通的样本，每个郡由20个这样的聚居地组成，那么在一个人口众多的令制国，每个郡司下辖约两万人。最小的郡最少有两个里，总共只有200口或300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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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官以外，国司以下还有武官，负责训练征募的士兵，保管军事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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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军事集团由四个郡的士兵组成，每个军事集团的士兵在500人到1000人不等。从前文摘录的见田里（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典型）的登记簿中我们可以看到，153名体格健壮的人当中只有32人服兵役，并非所有体格健壮的人都会被征召入伍。事实上，很多被征召的人没有服兵役，而是被分配给官员服劳役。因此，这种军事集团人数不多，而且他们看起来更像是防卫队而不是常备军队。这种军事集团很快被削减，到奈良时代末期被完全取缔，但被派遣到北方边境地区和九州海岸的除外。各令制国中取代这种军事力量的是由来自郡司家族的年轻人组成的武装力量。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日本和中国一样，并不是十分尊重武士这一职业，后来因借用来的土地所有制度和赋税制度崩溃，日本陷入混乱状态，才有了处于支配地位的武士阶层的发展。当时日本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对抗尚未归顺的部落，将边境线向东西两侧推进；对付边远山区或海域的土匪和海盗。这些骚动的群体有助于军事力量的活跃，但是奈良时代军人在宫廷中的地位并不高。当时朝中只有少数有一定声望的职位，这些职位大多数设于卫队中，而卫队则由大伴家族世代掌管。这些卫队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卫队士兵既不需要军事知识，也不需要军事技能。从奈良建都以后天皇颁布的诏书中可以看出他们多是装点门面用的，而非军事性的，诏书中称他们是孱弱、没有军事技能之人，他们只有军人的名头，无力应对突发情况。当时挑选武官和士兵参照的都是其社会背景，不考虑其军事实力。他们衣着繁复、昂贵的军服，实质上只是装点门面用的、维护成本高昂的侍从。众亲王和高阶贵族都配有卫队，后者在他们的府邸内从事内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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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治理是由里司或里长在郡司的指挥下进行的，里司或里长是从里的居民中挑选出来的。里司或里长之下还有进一步的职权细分，根据这个细分，里的总人口按照五户一个单元划分为若干单元。这种划分是强制性的，每个单元的成员负责维护本单元的秩序。此外，如果其中一名成员欠税、逃税，其他成员也要承担应缴纳的税款。这种不同寻常的制度源自中国，稍加改动之后一直沿用到德川时代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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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提到奈良时代的政客对国级官员的主要要求是高额的税收，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都市生活需求。从中国引进的制度的维系成本很高。为了供养贵族阶层，让他们穿得上精美的绸衣，用得上仆人，为了给他们建造宅邸，购置装饰品、绘画和书籍，需要大量的钱财或诸如谷物、纺织品和工具等形式的财物。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贵族人口增长很快。此外，地位不那么高的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尤其是那些居住在畿内的民众。建造佛寺、给佛寺配备珍贵的器物、供养为数众多的僧众同样耗费国家的资源。要增加上层社会的财富有两种显而易见的途径：一种是开垦更多的耕田，另一种是向农民征收更多的税。两种途径都付诸实践。711年，天皇颁布诏书，斥责了僧众、贵族和地方乡绅的行为，斥责他们占用了大片新开垦的土地，损害了小农的利益。这种行为是严令禁止的，诏书中明令：自此以后未开垦的、适于耕种的土地只能由国司代表国家进行管理。713年，有一条类似的针对佛寺的禁令，当时佛寺被指控占用了“无限量的”土地。国家能从这些被占用的土地上获得的收入很少，甚至没有，因为土地的所有者通常都是有位阶的人，这些人本身是不用缴税的，而且他们设法确保自己的大多数地产都免于纳税，或者至少免除一部分税。因此，政府于722年下令开垦100万町新地用于耕种，约300万英亩。开垦的任务在国司和郡司的监督下进行，开垦之人的饮食和工具由政府承担。政府鼓励每个郡的农民参加这项计划，任何一位农民，只要他所耕种的新地的大米产量在1000石（koku），就能够终身免税；而那些产量高达3000石的，可以得到六位位阶作为奖赏。我们可以确定这个计划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因为这意味着耕地面积要翻上一番还多；但是，面对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和那些给予开垦土地的人的奖励，这个时期日本全国尤其是北部和西部地区开垦了大量的土地。这项计划的实施造成了一个讽刺性的局面，因为尽管它的目的是开垦更多的土地用于分配，但是实际上它破坏了分配制度。政府为了推动政策实施，甚至承诺那些开垦新地的家庭可连续三代保留该土地的使用权。这等于放弃了现有土地所有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原则，即中国的均分原则；而且，因为土地所有制度是整个经济结构的核心，所以它的瓦解必然会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长期以来，每六年对土地进行再分配的规定形同虚设。的确日本大多数地方未必严格实施了这种土地分配制度，但是当政府积极授予实际上在范围和时间上都没有限制的土地所有权时，这种土地分配制度达到一个临界点。这使土地占用合法化，和默许土地占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毫无疑问，政府官员知道他们在摧毁自己的制度，但是出于经济需要他们不得不如此行事。后来朝廷试图通过补救的法令和诏书纠正这种状况，但是于事无补。破坏已经造成，一个土地所有者持有土地的时间越长，政府就越难从他手中收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简单来讲，人性原本如此，但是除了分配土地之外，农民牢牢把持着他们所能获得的土地还有另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原因。日本土地制度和中国土地制度的不同在于税收，无论是实物税还是劳役，日本的核算依据主要是人口而不是土地。因此，持有除分配土地之外的其他土地未必会增加土地所有者的纳税义务，甚至有时候忽略分配土地、重视新开垦的土地收获会更多，农民会想尽办法不登记新开垦的土地。农民宁愿耕种未登记土地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政府会预支给农民稻种，但是收取高额的利息，年利息有时候高达35%，有时候农民延迟偿还，利息会超过本金，小农因此破产，他们的家人会被驱散，土地也会被收回。受一些宽宏大量的官员所写的陈情表的影响，中央政府会时不时地免除农民的欠税，但是国级和郡级官员似乎没有那么仁慈，很多时候他们会坚持要求偿付，因为他们往往可以从中谋取一部分利益。奈良时代中期的登记簿表明，很多“自由”民在发觉难以背负沉重的赋税和劳役时会逃离家乡，要么逃到偏远的地方定居下来，自给自足；要么投奔更有权势的贵族或投到佛寺住持的门下。奈良兴建新都的时候给周围地区的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最辛苦、承担劳役最多的就是他们。从遥远的令制国征人是很难的，当他们为了服徭役或运输役来到这里的时候，等待他们的是最严苛的待遇。很多人因为饥饿和暴晒死在了回乡的路上，直到后来政府在主要的道路上设立了食物供给处。总而言之，纳税人有各种理由逃避劳役或其他赋税，他们可以逃到官员监督不那么严格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可以耕种未被开垦的土地，自给自足；或者做强盗，如果他们没有那么勤恳。726年的一本登记簿中描述了这种事态，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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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出云大见岛目（Idzumo no Omi Shimame），19岁，左脸有疤，722年逃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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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主的）弟弟，出云大见大立（Idzumo no Omi Otasu），40岁，702年逃到武藏国（Mush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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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登记簿提到了一个地位较高（臣）的家族。这本登记簿现已无全本，不过从保留至今的残篇中可以看到一户人家30多口人的名字，其中有7人迁到了其他令制国，带走了4名奴隶。据登记簿记载，这些人中有的搬迁到另一个聚居地是得到官方批准的，而另外一些人，就像摘录中表明的那样，被视为逃匿者。大多数人名后还列有一些用于识别的标记，比如痣和疤。地方官员接到命令，要么逼迫逃匿者返回原籍，要么把他们当作现居地的居民对其征税，不过地方官员自然没有一直照做，因而出现了一大批流民，他们往往会搬离人口稠密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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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文的陈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但就艺术、文学、宗教而言，奈良时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超过了经济、政治。日本美学的发展堪称奇迹，证明了日本人的艺术冲动的影响力。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受到多个不利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指望日本能够没有任何困难和障碍地从国外引入一种丰富、多元的文化，况且它的社会基础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它的经济基础又不足以支撑这种文化。这种新文化不仅带来了一种新的且在快速提高的生活标准，而且催生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有闲阶层，或者至少是一个不从事生产的阶层。享受特权的贵族、僧侣、僧尼、法师、闲置的官员和士兵越来越奢华，而他们及其仆人必须由农民供养。虽然农民人数无疑也在增加，但是体格健壮的人经常被抽调从事非生产性的工作，农民也被赋税重创。为了应对这种状况而采取的一些措施注定会失效。开垦新的土地只不过突出了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和小耕农之间的差距。虽然朝廷为了农民的利益任命了巡视官监督地方官员的行为，但这只不过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机会庇护一个已经很严重的弊端。政客们的经济措施虽然实在却不实用。学生所熟知的短暂的天平时期是日本艺术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天平时期的文献记录表明奈良极为富丽堂皇的背后其经济崩溃已成定局。藤原押胜［Fujiwara Oshikatsu，又称藤原仲麻吕（Fujiwara Nakamaro）］的个例尤为适合说明当时的整体形势。761年，天皇宫邸暂时搬迁的时候，民众苦不堪言，当时天皇赐予仲麻吕100万束稻米以抵消开支，这相当于600英亩稻田的产粮。此外，他还获赐3000户封户和300英亩稻田。同时，天皇将他提拔到至高之位，享有最高的俸禄，并且还享有一些特权，这些特权实际上赋予了他铸币及征收贷给农民的稻米利息的权力。他发行银币和铜币，以兑换已经贬值的、近半数为假币的原货币，按照兑换率，商品价格至少上涨了五倍。朝廷大量赐予朝臣和官员财物与特权，所以从随后一个时期的陈情表中我们不难发现，到767年，国家财富耗费近半，因为天平时期最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朝廷大兴土木、大肆封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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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九章 奈良时代政治事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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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述了奈良时代的文化背景后，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尽可能简短地叙述一下在大化改新的舞台上发生的政治事件或者说王朝大事。为了简洁、明晰，我们将6世纪末以来的重要人物名和重要时间点罗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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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年 推古天皇（女皇）即位，任命圣德太子为摄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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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年 圣德太子颁布“十七条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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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年 圣德太子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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