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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年 藤原押胜(仲麻吕)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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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年 圣武天皇退位,孝谦天皇(女皇)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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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年 奈良大佛落成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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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年 孝谦天皇退位,淳仁(Jōnin)天皇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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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年 孝谦天皇废黜并杀死淳仁天皇,重祚,称为称德(Shōtoku)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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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年 道镜(Dōkyo)禅师密谋颠覆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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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年 光仁(Kōmin)天皇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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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年 桓武(Kwammu)天皇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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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一眼就能看到,虽然日本文化取得了明显的发展,但是这段时期却因血腥的皇位之争和宫廷密谋蒙上了阴影。所幸的是我们无须描述龌龊的密谋细节,但是可以对那个时期人们或者至少统治阶层对宫廷的态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人们通常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相当于宗教崇拜,这是其民族特性,最早可追溯到历史的开端,而皇位继承“万世一系”的信条更是成为这一信仰的支撑。根据日本早期历史,这个理论只有在广义上才说得通。如果忽略4~5世纪极不可信的记载,从经得起考证的圣德太子开始,我们会发现即使是那位仁慈的、高尚的亲王也陷入了一场皇位之争,这场皇位之争以587年的内乱告终。这个时期有皇位继承权的亲王被谋杀或者在战斗中被杀害是常见的现象,592年在位的天皇(崇峻天皇)被臣民杀害。圣德太子摄政时期日本出现了短暂的太平。他逝世后,苏我氏不满足于拥立一个有确定继承权的亲王上位,试图建立自己的新王朝,碍于伟大的藤原氏始祖镰足的势力,他们没能成功。大化改新之后不久,皇位之争再次爆发,尽管藤原氏没有以夺取皇位为目标,但是他们设法通过不断与皇室联姻来获得实际的统治权。皇位之争通常的展开形式是敌对派系支持不同的亲王对皇位继承权进行争夺,皇位之争频发,这一点不足为怪,因为天皇通常有多位妻妾、很多孩子,而当时又没有固定的皇位继承法。671年天智天皇逝世后爆发的皇位之争是比较典型的一次。天智天皇有5位妃嫔,共为他生育了8个子女,另有宫人为他所生的6个子女。他的弟弟有9位妻妾,其中4位是天智天皇的女儿,即他的侄女。朝中一派支持天智天皇的弟弟反对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即弘文天皇即位之后不久就在随后发生的一场内乱中遇害,天智天皇的弟弟即位,是为天武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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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武天皇在位期间设立了一个历史编纂机构,随后编纂了名为《日本书纪》的官方编年史,毫无疑问这个时期天武天皇也做了一些制定固定的继承法的尝试。不过,尽管大致来讲皇位继承权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旁落,但是皇位之争依旧存在。686年天武天皇逝世的时候,即位的不是他众多儿子中的一个,而是他的遗孀,即持统天皇。这位女皇697年退位,她的孙子文武天皇即位,文武天皇当时还未成年,这是有文献记录的第二次让位,也是第一次由一个未成年人即位。文武天皇即位后颁布了一纸诏书,它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文献,能帮助我们评价当时对朝代问题的处理方法,诏书的开头直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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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所有皇室子孙(August Children),所有亲王、贵族、官僚以及高天原之下王国的子民,留心听他所说的话,就像听一国之君、神祇的化身、统管着众多岛屿之中的一座大岛的君王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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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留心听他所说的话。他这样说:朕已经恭敬地垂听了大和王授予朕的职责,她的言辞神圣、崇高、无所不包、温暖人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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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统管着众多岛屿之中的一座大岛,是神祇的化身,为的是履行自天照大御神承继而来的这个最高宝座的职责,像高天原大御神的后代一样,像天照大御神所命定的那样,自高天原初始,历经古老先祖的统治,一直到今天,再到未来,天照大御神的后代要一直延续下去,为的是继承对众岛之中的一座大岛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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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的文字“他说”表明宣读诏书的是某位高阶职官,通常是宫内省的长官,以一种礼仪的形式在朝殿上大声朗读诏书。“大和王授予朕的职责”指的是女皇退位,将皇位让给新皇。诏书的用语我们已经提到过,它在提到天皇的时候把他当作神祇,自神祖时代开始天皇一系便统治着日本。这则诏书以及其他类似的诏书中都没有提到中国的信条,即君主治国靠的是“德行”而非与生俱来的权力;或者如若诏书中提到治国信条,就一定会提到神圣血统的信条。因此,729年天武天皇的一则诏书中虽然有“国君,作为一个圣人,理当有贤人辅佐”,这里“圣人”一词的使用是对中国信条的体现,但同一则诏书中还是以常见的声明开篇,称天武天皇可以毫无间断地追溯到神祖。因此,我们似乎可以确切地说,日本虽然采用了中国的王权理论,但是只有在它很实用且与自身的信条不冲突的时候才会被采用。日本始终坚持宣称神圣血统和万世一系的皇位继承,这一事实十分值得关注,因为它表明即使是颇具信服力的中国制度也无法打破日本贵族政治的思维习惯。至于退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佛教的发展推动了这一行为,因为佛教为君主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的、往往会受到欢迎的理由,让他放下重担、逃离危险。重担和危险都是真实存在的,危险源自敌对派系的野心,而重担更多是身体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自中国礼仪开始束缚宫廷之后,君主的负担就变得极为沉重。743年的一则诏书中说,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宁,有必要让“各处遍布礼和乐”。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那个时期统治者的时间都花在了礼仪上,他的行动也受到礼仪的约束,除非他有不同寻常的意志力,能够打破加之于他的诸多约束。严苛的仪式规范迫使很多身居高位的人假装隐退,不再过问政事,利用腾出的时间和精力来发挥隐藏的真正的影响力。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近代,社会各阶层几乎都有这种习惯,事实上我们仍然能从日本现代生活中看到这种习惯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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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智天皇到元明天皇,六位天皇在位期间日本最大的势力是镰足的藤原不比等(659~720),他是藤原氏的始祖,而藤原氏注定会在日本随后的历史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影响力一方面来自他的能力,另一方面得益于镰足实行的策略,即通过血缘关系,通过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联姻,将藤原氏与皇室联结起来。藤原不比等曾是两任天皇的岳父、一任天皇的外祖父,尽管拥有实权,但他的名字却很少出现在官纂编年史中。据一则诏书记载,708年天皇永久性地赐封他5000户。其他文献对他的记录很简短,我们知道他频繁参与政事,据说他也编纂了一部法典,但是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官至最高位,死后被追赠为太政大臣。有可能他与在他之前和之后出现的日本的很多支配者一样,选择退隐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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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天皇逝世后,他的母亲元明天皇即位,元明天皇很快让位给她的女儿—元正天皇。鉴于前面两任天皇的言传身教,她接着让位给了文武天皇的儿子—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让位之举这时正盛行。我们注意到,尽管没有法律规定皇位继承权归男性所有,但是显然男性被认为是理想的继承人,因为文武天皇年满14岁之后,持统天皇便让位于他,随后两位女皇先后让位,皇位最后由文武天皇的儿子圣武天皇继承。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继承规则的话,那就是继承皇位的必须是即将逝世或退位的天皇指认的亲王,但是这个规则被打破的次数与它被遵守的次数几乎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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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了解到,圣武天皇全身心地投入佛教弘扬之中,在位24年之后,他退位,遁入佛门,自称沙弥(日语为shami,梵文为śrāmaṇera)。749年,他的女儿孝谦天皇即位,她在位期间日本发生了非同凡响的事件。从官纂编年史中我们得知,孝谦天皇在位第一年,八幡神晓谕众人,说他希望从宇佐(Usa)搬到都城。八幡神是日本神道教中一位来历极不确定的神祇,他的神宫位于日本西部的宇佐。天皇派去一队高阶官员护送,另派一队士兵开路。他到达都城之后,这里理解为盛有象征他存在的物什的圣辇到达都城,被特地供奉在一座宫殿的神宫中,在那里有40多位佛教法师连续念诵7天的经文。然后,八幡神神宫中的一位神女在东大寺举行祭拜仪式,出席仪式的有已经退位的圣武天皇,还有孝谦天皇和阖宫众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神女还是一位僧尼。仪式上有5000位僧侣诵经祈福,有舞蹈表演,还把一级冠位的冠帽奉在神前。这个宗教仪式完美地展现了折中的精神,仪式上他们在佛寺中赠予神道教神祇以官阶。上面提到的这位神女显然出身高贵,似乎向天皇传达神谕的就是她。作为赏赐,天皇授予她和另外一位名为多麻吕(Tamaro)的神道教神官以官阶,并赐封东大寺4000户,外加200名奴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的具体意义,不过显然它们是融合神道教和佛教的策略的一部分。不过这些事件看似和一些夺位的密谋有关,因为我们发现在短短几年后这位神女和多麻吕就被发现参与一起谋反事件并被放逐。757年接连几则诏书都是与“顽恶、谋反之人”有关的,诏书中称他们“教唆、带领一伙造反者,计划围攻宫内大臣的宅邸(即藤原仲麻吕的宅邸)并杀害宫内大臣,然后围攻皇宫、驱逐太子;接着杀死皇太后,夺取钤印(the Bell Seal and Token),召唤右大臣,迫使他号令众人。这之后他们又密谋废黜天皇,转而拥立四位亲王(即道祖王、盐烧王、安宿王、黄文王)中的一位。所以在第29天的晚上,他们聚集在太政官的庭院内饮盐汁并对着天地四方发誓,要在7月2日发兵”。阴谋被揭穿,密谋组织者受到处罚。758年,孝谦天皇退位,天武天皇的儿子淳仁天皇即位。孝谦天皇退居幕后,继续行使她的权力。年少的天皇由藤原仲麻吕[又名藤原押胜(Oshikatsu)]扶持,退位的孝谦女皇由名为道镜的僧侣辅佐。我们在官纂文献中找不到关于此人的记录,但民间流传道镜曾以肉体的魅力诱惑女皇,一边安枕于她的卧榻,一边纾解她的愧疚不安。双重职务让他在国中享有大权,这引起了藤原押胜的嫉妒,765年后者反叛,但在激烈的对抗之后被打败,大多数主要追随者也被杀害。孝谦女皇在762年的时候就已经取代淳仁天皇,宣称自此以后淳仁天皇只负责例行仪式,她本人则负责处理国事。藤原押胜反叛之后,她脱去退位的伪装,派兵控制了淳仁天皇。士兵发现淳仁天皇没有穿衣服,也无法劝动他更衣,他自己的近卫已经背叛了他。后来,在包括母亲在内的几个人的陪伴下他走了出去,半道上被喝止,被迫站在寒冷的户外听来人宣读流放他的诏书。他天皇的头衔被剥夺,被降为亲王,并被放逐到偏远的淡路岛,放逐到那里不久之后就被杀害。这期间孝谦天皇重祚,是为称德天皇,并且宣称尽管她退位的时候剃头发、穿僧尼之衣,但是她现在有义务继续统治,而且任命一位僧侣担任大臣顺时应势。因此,她授予道镜以新官位,即大臣禅师。769年,道镜入住宫中,这时候他已经是太政大臣禅师,成为天皇以下最高的职官并获封“法王”(Hō-ō)。“法王”一词在今天会被用来翻译“Pope”,而且它和那个时期遁入佛门的禅位君主的称呼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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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道镜,和很多其他宠臣一样,被权力冲昏了头脑,误判了女皇对他的迷恋程度。他想起了20年前八幡神的那则神谕,于是编了一个故事,称八幡神显灵,并赐下神谕说只要道镜成为天皇,日本就会永远安宁。道镜将此事禀告女皇,女皇决定—也可能是被诱导—去请示八幡神。她派了和气清麻吕(Wake no Kiyomaro)去宇佐,他带回了八幡神的答复,大意是道镜并非皇室血统,没有资格登上皇位。道镜当然很恼火,虽然没有亲笔写下诏书,但是他促使天皇颁发诏书,贬低和气清麻吕并将他流放,因为他从宇佐带回了假信。不过他的影响力开始衰落,称德天皇病倒,在她死后第二年道镜就被放逐,离开了宫廷。他能够登上如此高位又能活跃如此之久表明他性格刚强,不过他之所以能够躲过暗杀,只是因为他的僧职,夺去一位法师的性命是佛教最为深重的罪孽之一,并且那个时候人们很害怕亡灵复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禁止杀生是天皇在该处以死刑的时候却频频处以流放的主要原因。因此,757年藤原押胜叛乱之后,几百名叛乱者被判处死刑,但是因为和气清麻吕的妹妹、名为广虫(Hiromushi)的僧尼求情,才由死刑改为流放。而和气清麻吕,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虽然被道镜流放,却免于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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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作者在描述诸如道镜谋反这样的事例时通常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语气,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要么是对那个时代人们的轻信的义愤填膺,要么是委婉的嬉笑。一位饱读诗书的历史学家将“满是令人萎靡不振的迷信”“一伙厚颜无耻的骗子”这样的表述呈现给他的读者,他这一学派的言辞都是这样直白。但是,学习早期东方历史的学生最好不要带着其他国家或其他时代的优越感。比如,他最好记得现在还有印刷机每天印刷经文,并且还有人相信这些经文;而且,现代社会也有规模惊人的骗局和流血事件。奈良时代虽然揭示了人类的易误性,但是整体上它还是一个有创造性、有热情的时代。因此,只强调它的迷信而忽视其信仰是错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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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愎自用的称德天皇逝世后,日本人似乎已经确信女性统治者对国家不利,他们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上几任天皇中有四任女皇,她们都受到佛教僧职的影响。此后,有权力的世俗之人会确保皇位由男性继承,直到多个世纪以后日本才再次出现女皇。僧职快速增长的政治权力,加上他们的经济实力,让政客和贵族深感恐惧,所以这个时期的很多行政措施旨在抑制佛众的野心。自7世纪末以来日本出现了于神道教有利的反应,或许一部分是因为这种恐惧之感;尽管正如我们所提到的,神道教无法与佛教竞争,但是一些被忽略许久的仪式和节日得到恢复。于8世纪前十年编纂的两大国史著作—《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提到了很多民族宗教神话,奈良时代的文献记录中也经常提到人们举行净化仪式以及其他与丰收有关的仪式。神道越来越多地变成官方礼制的载体,强调天皇的职能,即作为神祖和百姓之间的中间人。[2]因此,神道教作为国家信仰得以发展,逐渐与它的源起即民间的自然崇拜分离开来;通过借用一些来自中国的组织形式和哲思,它逐渐成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而佛教和儒学则用来满足一些人情感和理智的需要,这些人无法从简单的本土信仰中获得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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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德天皇之后即位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天皇,即光仁(Kōnin)天皇,辅佐他的是颇有能力的藤原氏。782年光仁天皇逝世,桓武天皇即位,后者即位后不久决定迁都。桓武天皇即位标志着奈良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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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诏书中的“他”指的是文武天皇,“她”及“大和王”指的是持统天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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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思考佛教与神道教对立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种对立主要是在官方领域。无组织神道只不过是传统日本人对生命的思考的体现,和佛教教义并不冲突,而且这种简单的信仰也没有任何变化地延续着。甚至在这个早期阶段,我们也要对作为大众信仰的神道和作为官方宗教的神道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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