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15924
如果我们现在从统治形式转到被统治者的组成上，我们也会发现本土的倾向性太过强大，无法被禁锢在一个外来的框架中。日本采用的中国理念意味着废除氏族特权，意味着将人划分为两个阶层：“良民”，即自由民；“贱民”，即非自由民。两个阶层均在一位至高无上的君主的统治之下。理论上，所有的自由民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而所有的贱民，虽是非自由民，但仍是统治者的直接子民。而实践与理论则大不相同。自由民和非自由民都有详细的等级划分，不同的等级对应不同的位阶和特权。等级最高的自由民是各氏族的族长，等级最低的自由民是与皇室相关的行会和集团的成员。这些自由民及其中间阶层都可以通过宫廷位阶和官职出人头地，不过等级制度本质上是基于家族出身的，所以不同阶层的自由民几乎是不通婚的。最高的位阶和官职是氏族族长的特权，中间的位阶属于次一级的贵族阶层，即“造”，实际上他们的位阶很少能升至五位，所以与国内最高的官职无缘。因此，他们往往会从事学术或者投身艺术。此外，在平安时代后期的混乱局势中，他们常常会从军，这为他们提供了消耗精力和保护自身利益的途径。日本之后历史上大多数伟大的武士、行政官员、学者和艺术家大都出自这个中间阶层。日本文化之花正是盛开在中间阶层这条枝丫上。
1706615925
1706615926
等级更低的自由民阶层是由大化改新前的部落成员和因“十七条法令”第一条获得自由的行会或集团成员组成，我们可以把前者看作一群小农。这一阶层的人拥有分配的土地，通过缴纳实物税和劳役税供养整个国家。这一阶层的人有可能—但并不常见—会从自己的阶层中脱颖而出，获得氏名并且通过在官方任职或为官方效力来提升自己的社会等级。这一庞大的平民阶层有很多分支。自由的部落成员地位高于自由的行会成员，而行会成员中又有很多级别，级别高低取决于他们工作的性质。这些行会成员实际上是行业工人，有的有特殊技能，有的没有，铁匠、护甲匠或漆器工人的级别要高于马夫或清道夫。尽管严格意义上讲他们是自由民，耕农和行业工人都受到奴役，因为小农实际上依附于土地，而行会成员则依附于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这些机构会消耗他们的劳动力或者行会的产出。不过，这些群体之间的区别趋于消失，而行会成员也逐渐与其他自由民融为一体，所以到10世纪初日本只保留了少数专门化的群体。
1706615927
1706615928
1706615929
1706615930
1706615931
平安时代的贱民，载于《伴大纳言绘卷》（Ban Dainagon Scroll），约1170年
1706615932
1706615933
非自由民为第五阶层，为了达到阶层划分的目的，我们可以说第五阶层由公奴和私奴组成，公奴大多是在地里或其他卑贱的职位上劳作的人，如清道夫、挖墓者。私奴是在主人的家里或者地里劳作的人。
1706615934
1706615935
从事农业生产的公奴获得的土地大小和自由民一样，但是他们的产出都上交国家，只能获得一定配额的粮食。私奴均是主人的绝对资产，只有少数例外，可以作为礼物赠送、买卖或列入遗嘱。大的寺院拥有很多奴隶，登记簿中寺院拥有的奴隶及其子女和牛、马是并列录入的。750年的一份文档显示，丹后国奉中央政府之名将两名男奴和两名女奴赠给东大寺，每个奴隶的估值为1000束稻。我们在另外一份文档中发现一位借款的父亲将自己的女儿作为借款的部分抵押品。奴隶并非完全没有民权，因为杀害或伤害一个奴隶和杀害或伤害一个自由民一样，都是要受到刑罚的。我们缺乏足够的材料，因而无法准确估计奴隶的总体数量。但是从平常的登记簿及其他类似的文档来判断，奈良时代末期在日本已有人定居的地区，奴隶人数约占总人数的1/10，至多不超过1/5。
1706615936
1706615937
平安时代早期奴隶阶层由几个群体组成。很多奴隶都是几个世纪以前开拓疆土的战争中被俘虏的占支配地位的部落的后代。奴隶阶层还有一些朝鲜人，他们有的是被俘虏的，有的是被赠送的；还有一些“蛮夷”，这些“蛮夷”大多是在较近的几次征战中被俘虏的阿伊努人。还有一些罪犯受到惩罚、被贬为奴。最后一类奴隶中有一些是政治犯，8世纪的时候还有一些伪造货币的人，伪造货币的罪行刑罚严酷，伪造者、同谋连同家人都会被贬为奴。当时常常会有父母把孩子卖给别人做奴隶，无力偿还债务的借债者偶尔也会被债主当作奴隶。奴隶阶层的人数就是通过诸如此类的方式以及后代繁衍来维持并增长的。父母有一人为奴的，所生的孩子也是奴隶。但是平安时代早期班田制度的瓦解导致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奴隶制经济的瓦解。而经济的变化总是伴随着社会的改变。随着税收负担日益加重，自由民的生存境况与奴隶相差无几，自由民和非自由民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延喜年间的文献表明，到10世纪初，实际上几乎已经没有人遵守这种区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上层与下层出现了阶层的融合，下层的自由民吸收了奴隶，形成了一个大致意义上的统一的庶民阶层；而上层几乎全部由藤原氏构成，其他豪族完全被藤原氏压制，处于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地位。上下两个阶层都没有摆脱其所处地位的不良影响，上层因懒散奢华、贪腐而衰弱，下层因不堪忍受的劳役和贫困而衰弱。因此，可以预料到10世纪以后中间阶层崭露头角，成为日本国重要的群体。
1706615938
1706615939
遗憾的是我们对日本人口的一个群体知之甚少，这个群体就是外国移民。这个群体似乎人数众多、不容小觑，因为文献记载中时常提到未归化的外国移民群体，他们是暂时定居在日本的朝鲜人或中国人，和那些祖籍在他国但是已经有一代或几代人定居日本的家族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律令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群体。律令规定，如果参与犯罪的人来自同一国家，那么按照他们母国的法律处理；如果参与犯罪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那么按照日本的法律处理。日本虽然没有鼓励外国移民成为日本人，但是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在母国为奴的移民永久定居日本后就是自由民。那个时期的日本人对外国移民的宽待非常值得称道，这表明他们并没有强烈的民族情感。我们还有其他很多证据可以证明那个时候朝鲜和中国各个阶层的移民普遍是受欢迎的，甚至还是受邀而来的，这无疑是因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能在学问、艺术和工艺等方面为日本做出一些贡献。
1706615940
1706615941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时不时地谈及以诏书、敕令或律令形式呈现的涉及大多数机构生活的律法。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因为这条律法颁布了，所以它就得到了实施。我们也不能从流传到我们这里的官方法令文献来准确地推断9世纪末以前日本的境况，这样的推断是极其危险的。强制性诏书年复一年地颁布就是这些诏令没有得到实施的证据。我们在前文描述的那些特殊行政机构的发展几乎足以表明8世纪和9世纪日本的重要机构是非法的或者至少是超越法律支配的产物。以下对时事的总结是客观的：平安时代前半叶日本的君主政体是两头政体；官僚支配权让位给等级特权；土地所有制从个人所有制发展为封建土地私有制；财政体系彻底崩塌；司法机构不再参照律令，而是参照总结性的条例和判例。到11世纪中叶的时候，中央政权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权力和威望；整个国家惨遭氏族争斗和内部战乱的破坏；盛行的法律是氏族的家法。在都城，白天抢劫很是常见，主要的陆路和海路上盗匪与海盗猖獗。这并不是一幅很美好的图景，但是得益于一个充满活力、自食其力的乡绅阶层的兴起以及在某种程度—并未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完全脱离也是有可能的—上未受中国文化难以抗拒的影响的、独立的民族文化的发展，这种境况得到改善。在艺术、文字和宗教上，日本开始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而接下来我们要研究的就是日本在这些方面的发展。
1706615942
1706615943
1706615944
1706615945
1706615946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699]
1706615947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十二章 宗教和艺术
1706615948
1706615949
第一节 平安时代早期的佛教
1706615950
1706615951
为了正确地理解日本平安时代以来佛教的发展，我们最好对其根源即印度佛教的发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因为后来的佛教理念在日本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706615952
1706615953
印度佛教几乎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创造并增加诸神的倾向，而早期佛教（小乘佛教）和晚期佛教（大乘佛教）在这一方面的区别最为明显。小乘佛教信徒把释迦牟尼当作一位超然的、非凡的人物，而不把他当作一位神；大乘佛教信徒没有宣称他是神，却认为他拥有神的所有属性，是永恒的、无限的、无处不在的智慧相的化身。他后来被看作宇宙中不计其数的超然存在的其中一位，并且虽然“理论上形而上学的天国一直是空着的，但是佛学上的（我们不能说它是理论上的）极乐世界居住着无数人”。[1]在如此众多的、不计其数的佛陀和菩萨中，强调其中一位圣者的重要性、使其成为崇拜的中心或者一些哲学概念的象征是再容易、再自然不过的了。佛家这种增加并挑选佛陀的能力让后来的佛教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万神殿，有了多种多样的宇宙观，有了为数众多的仪式，有了博大精深的佛法，有了广阔的形而上学的空间。所有这些在适当的时候传到了中国，又从中国传到了日本。但是从起源地印度到位于远东的目的地，佛教的扩散也经历了很多变化，直到其最后的形式或显或隐地带着婆罗门教（Brahmanism）、波斯拜火教（Mazdaism）、中国儒学和道教以及日本神道教的痕迹。虽然早期佛教和最新的佛教形式之间的巨大差别并未牵涉不同宗派信徒之间的激烈争执，但是佛教还是划分为很多宗派，每个宗派崇拜某一组神祇，或者尤为信赖某些佛教典籍。因此，一些佛教宗派崇拜释迦牟尼，把他当作《莲华经》描述的众位佛陀中的中心人物，而在另一些佛宗中，他的地位既不及卢舍那佛，又名大日如来佛，也不如阿弥陀佛，日语读作Amida；既不如弥勒佛，日语读作Miroku，佛教中的救世佛，也不及观世音菩萨，日语读作Kwannon，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有时候人们认为佛陀有三身[2]—报身、化身和法身，或者认为佛陀对应的是显现出来的隐藏的真实，或者认为佛陀是集三身、四智或五智为一身的神圣存在。除了这些，还有地位略低一些的佛陀，比如四大天王，以及一些罗汉，还有源自印度、中国和日本神话的一些著名的人物—这些人物被迎入万神殿，成为信众崇拜的对象，与那些超群的佛尊相比，信众更加热衷于崇拜他们。日本人逐渐认识到这些信仰和与神有关的这种认识不仅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而且成为他们各个方面的生活的一部分，此外还在他们的艺术、文学以及社会制度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佛教思想的很多术语以及很多佛教传奇人物的名字构成现在日常词汇的一部分。
1706615954
1706615955
奈良时代日本的佛教虽然在外在形式上深受大乘佛教的影响，但是在内在哲学上大多数是小乘佛教的教义。这个时期佛教的发展仅限于一个狭小的、专业性的圈子，而佛教对公众的吸引力仅限于其仪式和法术。奈良时代，除了少数虔诚的苦行僧和勤奋的僧侣，其他僧职人员没有那种引人向上的影响力。都城的迁移，为新一阶段宗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一些综合性的、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的教义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综合性教义是针对普通人的、对佛陀教导核心内容的总结，既不会走形而上的极端，也不会只着重仪式。日本佛教到这个时候一直处于吸收的过程，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进行了各种尝试，试图同化吸收的内容，使其适应本国的环境和日本人的性情。在中国，佛教已经依次完成几个发展阶段，因此日本佛教往专门的、民族化的方向发展的第一步就是追随中国先驱者的脚步。这一点不足为怪。575年，一位名为智凯（Chih-kai）[3]的僧侣在中国宣讲《莲华经》，他在天台山建造了一座有名的佛寺，并在那里创建了一个佛教宗派，尽管这个佛宗的基础是《莲华经》教义，但是它在某些思想上和道教相同，因而被视为中国的产物。我们不在此阐释佛宗这个形而上学的信条，请大家见谅。它是一种一元论的泛神信仰，其核心特征是这样一个信念：所有现象都有一个固有的绝对真理，每个现象都是一个不变的实相的表现。但是单靠研读佛经、佛教礼拜或狂热的冥想是无法理解这种实相的。佛教的觉悟不是来自智慧，也不是来自修行或直觉感知，而是来自三者的结合。
1706615956
1706615957
这些佛法在较早的时候就传到了日本，因为天台寺很有名，而754年在日本设立第一座戒坛的中国僧侣鉴真带去的也是天台寺的典籍。不过，直到后来日本一位高僧才在智凯思想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佛宗。这位高僧名叫最澄（Saichō），他因天资聪慧引起天皇的注意，并被派去天台寺学法，805年返回日本。在野一年后，他请求朝廷恩准其在奈良现有的六大佛宗的基础上建立“天台莲花宗”，奈良的这六大佛宗已经得到官方认可并且其祖师也是由朝廷供养的。他的请求得到恩准，此外朝廷还给这个新创立的佛宗的祖师发放年俸。最澄之前在比叡山建造了一座佛寺，807年他在这座佛寺为100多名求戒之人传戒，建立了自己的天台宗僧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回击奈良高僧的反对上。在佛法上，天台宗与其他宗派的争论热点是“三乘”与“一乘”的权实，即围绕具体的三乘佛法和囊括所有佛法并在所有佛法之上的一乘佛法的争论。中国的佛宗已经进行了这样的争论，现在日本佛宗通过批判性的短文和论著再次围绕这个论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些短文和论著大多遗失，不过从记录在案的篇名中我们可以判定它们的性质，比如《一场指出错误观点的真正辩论》（A True Argument Pointing Out False Views）。这是东大寺一位僧侣所著，他在其中指出了天台宗的28个谬误，作为反驳，最澄指出了对方的28个谬误。不过旧佛宗把天台宗当作竞争对手，特别嫉恨它的兴起，它们的敌意主要集中在反对最澄在比叡山设立戒坛上。他们认为传戒仪式只能在已经设立的一个戒坛中由本宗的高僧主持。他们的反对如此强烈，以致直到827年即最澄圆寂五年之后朝廷才恩准最澄的请求，不过朝廷也赐予了他极大的荣誉。他是第一位获得“大师”圣称的高僧，谥号“传教大师”。他在日本宗教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他是第一位脱离奈良的佛教传统的高僧，也是一系列杰出僧侣的先驱，这批僧侣在日本发展出民族特征渐浓的佛教形式。尽管天台宗的体系完全是由他从中国引入的，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自成一体的。虽然天台宗建立在《莲华经》的基础上，但是他研习并在其思想体系中融入了源自其他文献的内容，所以人们有时在描述日本的天台宗的时候称它融合了禅、律、密、台四宗的法旨。不过最澄不一定是一位具有原创性的、强大的、能将这些法旨融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的思想家。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热忱的人，而不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他的精力得到发挥得益于好的时运。新都建立之时，他在比叡山上的小佛寺碰巧建在一个危险之地—“恶魔入口”，所以需要在那里修建一座圣殿，以挡住邪恶的势力。与奈良的佛寺相比，它离新都更近；奈良佛寺中的僧侣令人烦恼，而最澄与朝廷往来密切，在那里他被视为刚从中国的学问之源返回的学者。比如，他带回了灌顶（Kwancho）之仪，并先为天皇行了灌顶之礼。此外，他的天台宗包罗万象。在这个时期，天台宗可以凭借其综合性获得发展，而那些较为严格死板、自成一派的佛宗则不然。但是一个松散的、不可调和的整体总是会分裂成几个部分。所以，尽管天台宗在平安时期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它的本寺—延历寺（Enryakuji）起初只是位于比叡山两翼的小草庵，后来变成天台宗各个分支的本寺。日本后来的大多数佛宗源自天台宗，所以可以说日本的宗教敌对起于最澄的折中主义。
1706615958
1706615959
和最澄同时代的另一位更伟大的高僧是空海，他更为人熟知的是其法号“空海法师”。他的个人成就和作为高僧的成就在日本历史上都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青年时期他认真研读中国经典，后来转而研习佛教典籍。他和最澄在同一时间到访中国，在三年旅居生活之后返日。旅居期间他四处游历，师从多位大师，包括来自克什米尔和南印度的高僧，据说这些高僧用梵文传授他佛法。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刚从南印度引入中国的一种新的佛教形式，即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佛教形式的其中一种，信奉摩诃毗卢遮那佛（Maha-Vairocana），日语中称为“大日如来”。这里大日如来被看作根本佛、永生佛，所有其他佛陀从大日如来而出，佛家认为他被其他四方佛陀环绕。位于西方的是我们曾提到的阿弥陀佛，即无量光佛，阿弥陀佛在其他佛宗中处于至尊地位，而这得益于我们之前提到的重心的转移。
1706615960
1706615961
这套以崇拜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佛学体系是由空海带回日本的，他（依据其汉文名“真言”）称之为“真言”（对应日语为Shingon），他后来在适当的时候建立的佛宗即为真言宗。空海回国之后发现宗教世界因为天台宗的兴起而处于争议之中，所以他有一段时间退居幕后，专注于研习、旅行和苦修。他写了很多著作—大多数尚存，发展并阐释了他的思想体系。但是真言宗的佛法是神秘的，无法用言语阐释。不过，信徒可以通过护身符获得教化。不过，真言宗不乏道德元素，因为空海倾其一生，甚至在圆寂之前都在教导高僧和普通佛教徒遵守佛教诫命和道德理念。但是真言宗和其他佛宗的差别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天台宗也是如此）它偏爱法术和象征符号，大量使用咒语、符咒和仪式手印。因为它特别强调信徒念诵咒语（即真言），比如A—Bi—RA—UN—KEN等发音符号代表的是宇宙的组成部分。注解说：“宇宙是大日如来的绝对精神存在，信徒通过反复念诵咒语就可以领悟这一概念。”灌顶虽然不像基督教中的洗礼那样至关重要，但也是真言宗各种秘密仪式中的一个重要仪礼。
1706615962
1706615963
在这些方面，真言宗具有密宗的血统和特性。但是在哲学方面，它推动了在奈良时代就已经开始的一场运动，通过这场运动，日本实现了本土神祇与佛教神祇的融合。因为真言宗的信徒相信宇宙是两个分类（日语称为“两部”）下同一个真理的外现—一个是本体，另一个是现象，因此他们很容易把大日如来视为天照大神并在适当的地方应用相似的二元论。天台宗和真言宗都倡行这样的理念，但是我们切莫以为神道教不愿意采用这样的理念，因为我们可以从很多实例中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神道教的神官站出来并提出这种认同。[4]他们小心地复制他们认为有用的佛教特征。因此，尽管本土宗教原本没有神像崇拜，但是据《延喜式》记载，到900年的时候日本雕刻的神像多达几千尊，分别被赠予不同的神社。神道教建筑从佛寺建筑中获得了很多启示。不过，那种认为两种宗教曾实现完全融合的观点是错误的。“纯神道”（Pure Shintō）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不论这一席之地缩小得怎样厉害。而且这种融合的进程也不像有时暗示得那么快。[5]我们可以通过多个连续的阶段清晰地追踪融合的发展痕迹，这种发展起于一个观点：诸位神祇较倾向于佛教，因佛教徒的祈祷而喜悦。直到平安时代末期（约1100年），完全融合的两部神道才最终形成。有人认为最澄和空海是两部神道的发起者，但是从他们的论著来看，他们只是把神道教的神祇当作守护灵，有时候还把他们当作菩萨。他们认为在同一建筑中或者在同一场所融合两种崇拜形式的惯常做法是正常的，但是更具体的、把神祇当作佛陀化身的理论［“本地垂迹”（honji Suijaku）阐明了这一理论］直到后来才得到阐释。空海在836年示寂，他生前在高野山建立了一座佛寺，这座佛寺是现今日本最大或许也是最兴盛的一座佛寺。他活在日本所有人的心中，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他的名字也家喻户晓，在人们眼中他不仅是一位圣人，还是一位传道者、学者、诗人、雕刻家、画家、发明家、探险家以及伟大的书法家。日本很多令人惊叹的传说都是围绕他的。据说他出生的时候天空亮起一道光，青年时期一颗明亮的星星落入他的口中，通过祈祷他能让污秽之地流出清泉，能在干旱之季求得雨水，能念咒除去身患痼疾的天皇的病痛。在高野山示寂之时，他并未逝去，而是躺在坟墓中，不朽不腐地等待着佛教救世主弥勒佛的到来。另一些虽然没那么神奇但更真实可信的功绩是他将茶引入日本、造桥修路、发明假名表。人们只会把这样卓越的传统和真正杰出的人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日本培养出了一位天才，或许是其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但是，我们很难评定他的真实才能。尽管他四处游历，但是他看起来并不是一位真正努力将宗教的益处传给百姓的传道者。他那个时代佛教依旧是一种贵族信仰，显然他的主要关注点也是让贵族改信他的教义。他之所以能够成功，部分是因为这些贵族对流行的喜爱以及对从中国引入的最新思想的兴趣。他是宫廷的常客，在那里他的才能和虔诚都得到赞赏。与最澄相比，他显然是一个更优秀的朝臣、一个更有谋略的高僧，因为尽管他是一个创新者，但是他设法和每一个人友好相处，这其中也包括神道教的神官和奈良的僧侣。
1706615964
1706615965
现在在不偏离宗教融合主题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一下空海的一封有幸得以保存下来的书信。这封信表明最澄十分尊敬他，向他请教真言教义，最澄及其他几位真言宗信徒的灌顶之礼就是空海主持的。空海写信给最澄，请他来讨论该如何最好地推动佛教信仰。他们互换了典籍，当时二人显然相处融洽，但是因为最澄最爱的一些弟子离开他皈依了真言宗，所以二人疏远了。在最澄写给一位弟子的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中，有这样的文字：“我们一起接受灌顶之礼，我们共同追求真理，我们共同渴求恩惠，现在你为什么背弃起初的誓言，离开我如此之久呢？拒绝较差的、追寻更好的是世道常情，但是天台宗教义和真言宗教义之间怎么会有较差和较好之分呢？因为亲爱的朋友，真理只有一个，爱只有一种……让我们生死与共吧。让我们携手遍游日本，种下美德的种子，然后退隐比叡山，等待功成，不计名就。这是我最深的渴望。”但是，这位弟子在一封由空海替他写的书信中回复说两种教义有异。他请求从前的恩师的谅解，现在他要继续做真言宗的信徒。
1706615966
1706615967
佛教的传播并没有摧毁而只是改变了日本人的古老信仰；它也没有阻止日本人信奉其他形式的宗教。从官纂编年史来看，日本人并没有忽略中国古代对天的崇拜（Heaven Worship）。据《续日本纪》记载，787年朝廷派使臣到一个名叫交野（Katano）的地方，在一位天皇的陵墓前祭天。《续日本纪》全文列出了他的祝祷词，其语言表达和中国帝王祭天所用的近似。787年以后，《续日本纪》中类似的记载很常见，其中大多数是描述天皇是如何祭天、如何献上祭物的。平安时代初期，这种对天的崇拜在日本很多地方的农民之中很常见，因为这个时期天皇向几个令制国颁布诏书，责令他们禁止以牛祭天；当时一本佛教传奇故事集中有一个故事，讲述了某个富有的人连续七年以牛祭天，因此受到惩罚，患了重病，最后坠落阴间。需要补充的是，这个寓言故事并不是说佛教不能容忍其他信仰，而是说它无法宽恕违反不可杀生这一戒律的行为。只要不与其少数积极的理念冲突，佛教是可以与其他信仰与仪式和谐共存的。因此，日本的儒学研究与佛法探究并行发展，尽管二者在本质上极为不同。
1706615968
1706615969
第二节 中国的学问
1706615970
1706615971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总体来看，起初吸引日本人的是佛教的法术方面，包括它的符咒与咒语以及祈祷和佛像的神秘力量。同样，就中国思想而言，他们感兴趣的也是其玄妙的一面，感兴趣的是它与预兆和占卜有关的部分。自然而然地，日本除了较为严肃的儒学研究之外，还逐渐发展出一种由很多种类组成的中国学问，将佛教法术与毫不相关的占星术、地相术、鬼神学以及其他与之同源的科学混合在一起，这些科学体现出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其中最典型、最受欢迎的是阴阳道（On-yō-dō），阴、阳两道，一道为主动，一道为被动，两道通过作用于五行（火、水、木、金、土）催生万象。这种古老的宇宙概念是中国思想的基础，在对自然哲学如天文和历法等严肃的研究上，这种基本的构想不是没有长处的，但是它很容易演化成诸如算命、占星术之类的伪科学。不过，对日本人来说，这样的做法比他们自己从鹿肩胛骨上的裂纹来读取征兆的粗糙方法要先进得多，这种方法是先祖的遗俗，源自狩猎时代；他们很快采用了中国的占卜方法。平安时代关于阴阳道的研究渐渐变得非常重要，当时日本国家机关下设阴阳寮（On-yō-ryō），专门负责研究阴阳道，朝廷指派官方阴阳师到都城和其他较大的令制国。严格来讲，他们处理的很多事情都在阴阳道的范围之外。除了用阴阳以及五行来解读大事外，他们还被政府召去，或围绕恶鬼给出建议，或被要求告知该如何安抚恶魔和怨灵，或为旅行、仪式确定吉日，或为建筑选定宝地。一般来讲，他们充当的是官方预言家。直到约950年的时候，天文和占卜之间并无区分；950年以后，阴阳寮分成两个分支机构，阴阳师专门从事占卜。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经常会被滥用。在今天的很多民间信仰中都可以看到阴阳学说的痕迹，尤其在吉日、凶日和方位上。
1706615972
1706615973
尽管这些稀奇古怪的研究得到了在我们看来不应得到的高度推崇，但它们并非完全无益，因为它们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了学术研究；除此之外，平安时期日本还有更为纯粹的学问发展。在中国，儒学已经逐渐趋于正式、传统，今天的一些权威人士声称唐朝于640年（？）发行的官方注解是对当代思想的一种隐晦的妥协。但是，在平安时代的日本，经典儒学研究还没有达到这个疲劳点。儒学依然被视为非常重要的学科，并且居于大学课程的首位。人们十分重视正统观念，并通过法律确定了会用到的注解。这些注解大多是汉朝的，而不是中国最新创作的那些。日本虽然一直在努力追赶，但是在这些事情上总是有些落后。或许日本这个时期儒学最有趣的一个特征是日本学者的专业化。一些氏族完全致力于研究某些儒学典籍，并且世代都是他们所在的儒学分支的权威人士。比如，三船氏（Mifune）是研究“三礼”的权威，山口氏（Yamaguchi）是研究《春秋》的权威。另一个重要的点是日本的学者偏爱儒学的历史和政治方面，这一点似乎证实了大众的看法，即日本人不会沉溺于抽象的猜测。他们忽略了儒学中道德的以及少量浅薄的哲学内容，一些最为实用的方面除外。因此，我们发现他们会非常关注治国准则以及那些看似于治国有影响的道德问题。比如，《孝经》得到广泛的阅读，而《论语》却几乎无人研习。大多数在行政机构中官至高位的人，如果不是豪族成员，就是像滋野贞主（Shigeno Sadanushi，785～852）那样的儒学学者。滋野贞主还是一位公卿、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带头编纂了多达1000卷的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