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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末，日本做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尝试，要在多个令制国内模仿平安文化。藤原清衡（Fujiwara Kiyohira）—陆奥的国司（Lord of Mutsu）于1095年在日本北部名叫平原（Hiraidzumi）的地方建造了一座要塞。他营造了中尊寺（Chuson-ji）并建造了一座城，他希望这座城可以作为一个能与都城相匹敌的艺术和学问中心。他的后代包括庇护源义经（Yoshitsune）的藤原秀衡（Hidehira）和背叛源义经的藤原泰衡（Yasuhira），二人继续主持建造工程并且像君主一样统治着领地。但是这个家族最终于1189年为源赖朝（Yoritomo）所灭，他们的辉煌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藤原清衡于1124年建造的容纳自己遗骨的葬堂。不过，葬堂足以表现这个短暂存在的北方城市的基调是装饰华丽、大量使用金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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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鲁塞（Grou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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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佛陀有三身。大乘佛教的这种理念尽管深奥，但是因对远东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值得给予特别的考量。三身（Trikaya）分别为：化身（Nirmanakaya），历史上的佛（即释迦牟尼）；报身（Sambhogakaya），出现在极乐世界的佛；法身（Dharmakaya），宇宙佛。前两个都是真正佛陀暂时的或局部的化身，因为真正的佛陀是终极实相。宇宙只是实相的表象，因此宇宙和佛陀是一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释法的人逐渐用简单、常见的术语来阐释这个难以理解的概念，将它的思想与宗教、文学和艺术中表达的那种同一时代的情绪连接起来。那种认为真正的佛陀原本就有多种化身的信念让人容易接受佛教和神道教神祇的身份，可以使他们把所有神祇看作同一实相的化身。在另一个领域，这种三身的教法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认可，为传统的本土万物有灵的信仰提供了框架和一致性。将佛陀描述为与万物相同、存在于相同空间的实在就是在表达万物本质相同这样一个观点。这种观念对艺术而言显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因为它意味着艺术家加工的任何一个主题都是在表达一种宗教真理。它一定也会将艺术家的注意力从在西方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以人为本的思维习惯上移开。在远东，人不是最重要的受造物，而是终极实相的众多形态之一。我不想太过深入地陈述这一论点，很容易过犹不及。但是我想这个论点可以帮助解释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远东艺术中并不常见人物肖像画和描绘人类生活中戏剧性事件的画作？远东画家一个钟爱的主题是显示空间与距离的风景画，而画中的人物只是附带的。他往往会描绘一座大山和一位小小的哲人，不像西方那样，以适度的自然为背景描绘一位体形高大的政治家或普通、矮小的人。所有这些看似与三身教法相去甚远，但是毫无疑问佛教中的某些哲学观念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让他们意识到所有观察到的表象的稍纵即逝和虚幻，意识到所有存在形态之间固有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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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又称为智顗（Chih-I），日本名为智者大师（Chisha Daishi）或天台大师。严格来讲，说他把《莲华经》的教法传入中国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最早的译本早于316年，但是他把《莲华经》教义作为佛教真理的精髓并在自己的体系中将其置于首位，这是“远东任一佛宗所不能及的解决佛教研习者所面临的文学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的一次独立的尝试”（艾略特）。天台宗在远东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它大规模地展示了在面对哲学冲突的时候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典型反应。在印度，普通的信众不会为明显的教法上的不一致所困扰。在中国，针对经典著作的批判性学习更为成熟，学者热衷于核对来源，佛教的研习者无法接受那些被认为是佛陀所著的多本著述中显示的不一致的地方。在西方，这种情况通常会引起宗派之间认真甚至激烈的争论，但是在远东常见的是一种更加包容的、不那么武断的态度，人们不会坚持表达自己的不同见解，而是会设法让自己平静下来。像天台宗这样的佛宗得到发展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特点。智凯对佛教教法中的不一致做出了解释，他表明佛陀在不同的时候使用了不同的教导方式，佛陀调整自己教法的目的是让听众理解。没有一种佛教形式被排斥，所有佛教形式融入一个折中的佛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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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被称为菩萨（日语读作Bosatsu）的神道教神祇是宇佐八幡神（Usa Hachiman），时间是783年。奈良的药师寺有一尊弘仁（Konin）年间（810～824）八幡神的像，其形象为佛僧。八幡神是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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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据说天照大神因为人们要在她的神社附近建造一座佛寺于780年诅咒日本全地。由于这一原因，日本于811年正式禁止一种源自中国的对北斗星的崇拜，佛教高僧不可以进入天照大神的神社。伊势还遵守很多奇怪的禁忌：把佛陀称为“中子”，把经书称为“染纸”，把削发的尼姑称为“长发”。想要到伊势朝圣的人必须佩戴假发，中世纪的时候（也许更早），这些假发可以在伊势的周边地区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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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下信息可以让读者对这些著作的卷帙浩繁有所了解：近代再版的早期历史文献，也就是这五本编年史，无注解版，八开本，小字，共2100页；一部不甚完整的法律文本集共2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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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另一种语音符号即片假名（Katakana）的创制归功于8世纪的吉备真备，但这一点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日本人在这个时期研习了梵文字母表，这或许让他们想到了用简化的字符替代语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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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他将一份副本送到中国，据说在那里受到了热烈欢迎。他的论著对文学、绘画和雕塑产生了即时的影响，它或许是日本第一批得到印刷的著作之一。它肯定是现存最古老的印刷作品之一，现存最早的副本可追溯至1217年。镰仓时代至少有六个版本的《往生要集》，德川时期大量发行了用假名书写的、内附插图的《往生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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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因此，天台宗的信众虽然信靠的是《莲华经》，却祈祷能够在极乐世界得到重生；观世音菩萨的佛像上有时候会刻有“南无阿弥陀佛”和《莲华经》中的祷文。大体上，藤原时期世俗之人在宗教敬拜上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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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乍一看有些奇怪，但事实上它是非常有逻辑的，是基于天台宗某些形而上学的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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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人曾向我表明，这段话没有完全概述藤原时期末期的艺术趋势。我承认这段话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从11世纪中叶开始，日本的艺术全面衰退。事实上，到11世纪末尤其是临近镰仓时代的时候，雕刻和绘画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辨识的冲动。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说11世纪中叶以后藤原艺术的灵感开始枯竭。学界普遍认为大多数雕刻艺术和毫无改变地延续了藤原早期传统的一些绘画艺术出现了某种明显的疲软。当时的创作情绪受到了悲观的末法（平安晚期的佛法）的影响，在艺术上，这种缺乏建设性的情绪尽管有时候会创造一种令人欣赏的忧郁的平静，但是在我看来，在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创造的是一种自命不凡的空虚。这是一个审美问题，学生只有通过察看原作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要了解这一点就足够了，即藤原末期艺术的主要趋势清楚地反映了日本的社会和宗教变化—一个专注于美学的都城贵族阶层的没落和一个强有力的武士阶层的兴起，阿弥陀宗信仰的发展以及其他更加积极的教法的反应。尽管在藤原末期，随着与中国的往来得到恢复，日本艺术受到宋朝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技术而不是主题和加工上。那些丰腴的、自命不凡的佛像仿照的不是宋朝的风格，而是奈良时代唐朝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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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说大和绘发端于藤原时期末期是不准确的。有名的《绘因果经》（e-In-gwa-kyo）是天平时期的绘卷，尽管它其实是一部有插图的佛经而不是一个绘卷，但它明显是绘卷的前身；而且一定还有其他的绘卷可作为例证。大和绘是以绘卷物为核心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更好的表述是绘卷物是成熟的大和绘发展过程中一个早期的、重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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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十三章 平安时代政治事件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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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藤原氏摄关政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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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平安时代藤原氏摄关政治时期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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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年 桓武天皇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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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年 都城迁至长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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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年 营建新都平安京（今天的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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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年 编年史《续日本纪》的编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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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年 成功远征阿伊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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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年 平城天皇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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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年 平城天皇退位，嵯峨天皇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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