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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年 堀河（Horikawa）天皇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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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年 鸟羽（Toba）天皇即位，1123年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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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年 崇德（Sūtoku）天皇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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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1129年 白河天皇退位，皈依佛门，设立院厅，实施院政（In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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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156年 鸟羽天皇即位，继续实施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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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年 近卫天皇（Konoe）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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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年 后白河天皇（ShirakawaⅡ）即位，1158年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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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年 平氏开始占据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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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1185年 平氏由盛转衰，先后历经了二条（Nijō）天皇、六条（Rokujō）天皇、高仓（Takakura）天皇、安德（Antoku）天皇、后鸟羽（TobaⅡ）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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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年 源氏大败平氏，源赖朝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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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条天皇亲理政务，不参考关白的意见。他即位之后立即宣布将1045年以来建立的以及1045年建立的但没有有效地契的庄园收归国有。天皇命人特地将这条诏令传达给已退任的关白藤原赖通。赖通只回答说，如果他名下的地契有什么问题，那他会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面对赖通委婉的威胁，天皇让步，给予赖通拥有的庄园以例外优待。他之所以无能为力，是因为藤原氏名下的土地遍及日本，如果藤原氏反对，那么这条诏令的效力就无法实现，只有那些其他氏族的最为弱小的土地所有者才会上交土地。包括这项改革在内的其他天皇尝试推行的改革措施都遭到藤原氏的阻挠；不过宫廷所能行使的少有的权力现在都在天皇本人手中，藤原氏虽然继续拥有很高的官职，但仅仅是名义上的，并没有实权。三条天皇在位时间短暂，他逝世之后，日本的政治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发展。从1073年开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位天皇有名无实，朝中的摄政、参议和大臣也有名无实；每一任天皇在位期间，在离皇宫不远的宫殿中都住着一位已经退位、皈依佛门的天皇，他名义上是僧侣，实则是统治者，他主持院厅，有听命于自己的官员。当时国中具有法律效力的是上皇的诏令，而非有名无实的天皇的诏令，以至于人们把上皇的诏令当作那个时期宫廷的诏令来遵从。因此，政府看似由天皇和上皇构成，天皇将权力下放给主管太政官和其他各部省的摄政，上皇的诏令在天皇的诏令之上。但是，这个复杂的政治机制的寿命显然是有限的，因为它无法有效运作。事实是，除了氏族的自我治理之外，宫廷之外并无治理可言。皇室像从前一样源源不断地下达诏令，针对的主要是庄园制度；但是这些诏令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能够执行诏令的那些人正忙于为自己争取庄园权益。法典已经失效，检非违使汇编的法令只有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源氏或平氏武将在自行裁决时才会被使用。各氏族首领维持领地秩序执行的不是共同的法则，而是各氏族的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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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这种形势下，一旦处于混乱争斗中的军事氏族中兴起一个强大的、只有一个目标的集团，皇室就会失去残余的权力，而依赖威望和财富而非武装力量的藤原氏，也会跟着皇室一起衰落。阻止这一变化发生的不是皇室有力的反抗，而是氏族之间的争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尽管藤原氏也有这种内在的弱点，但是他们处于权力中心、偏爱权谋、不看重暴力，这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团结一致的。而军事氏族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依靠的是在冲突中获胜。他们的支系遍布日本，虽然源氏的一位成员可能和平氏是近邻，但是他的领地同样有可能和安倍氏或清原氏的领地接壤，或者作为受雇于朝廷的武将，他也可能受召严惩一些本姓的叛乱分子。这种冲突导致的争斗比国家的远景更合武士的心意，因为它们能带来即时的收获和满足感。我们一定要注意豪族的很多分支都和土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利益与领地相关，尽管是贵族出身，但是因为联姻和地产，他们与地方权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各令制国国司的家族大多是世袭的地方首领的后代。整体上，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有清晰的统一国家的观念。事实上，庄园制度的发展不仅催生了经济、政治上的变化，还催生了社会机构的变化。对氏族的忠诚—在民族情感上体现为对皇室的忠诚—被将人与土地连接起来的强烈情感取代，至少被它改变。他们的主要职责不再是对国家的职责，甚至也不是对氏族首领的职责，而是对能够给予他们嘉奖和圣俸的上级或者是能够为他们的土地提供武力保护的军事保护者的职责。换句话说，大化改新只是中止但并未阻断封建制度的自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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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详细叙述平安时代其余时期的政治史的话会惹人生厌，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这个时候平氏和源氏之间的对抗激烈且范围广泛，顶点是1156～1160年的一系列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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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争斗的一个直接原因通常是皇位继承权问题，但是表面上的参与者依旧是宫廷各派的领导者，不过这些冲突实际上是武士家族围绕霸权的争斗。1160年以后，藤原氏已不再是威胁，源氏也被制服，源氏一些势力大的武将被杀。日本第一次由武士家族绝对掌权。天皇和日本全地都处于平氏的支配下。他们的支配地位没能持续下去，因此源氏再次积攒力量，幸运的是源氏出现了一位伟大的首领源赖朝，他们在旷日持久的争斗之后推翻了平氏。毋庸置疑，两个敌对氏族可怕的誓死争斗确立了武士家族的支配地位 并促成了武士阶层的形成。面对危险和冲突带来的压力，他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那个时期的历史事件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的想象，两个氏族的兴衰对日本人而言或许是真正的史诗。日本的历史中有很多关于忠诚、勇气和牺牲的英雄传奇，而这些英雄传奇激发了他们在艺术、文学上的创作灵感，也塑造了他们的性情。这个时期侍（さむらい）这个阶层形成，他们把忠诚和无惧死亡当作最重要的美德来培养。“侍”是“服侍的人”，对领主的这种绝对忠诚的观念可追溯至很久以前。据日本最早期的书籍记载，日本古代有世袭的陪侍君主的氏族，他们的祖先说过：“我们不愿平静地死去，只愿死在君侧。如果我们下到海里，我们的身体必长眠于水下；如果我们上到山上，我们的身体必长眠于草丛下。”这种忠诚的传统赋予各个氏族以凝聚力，让他们对彼此之间的冲突充满怨恨。在当时的日本，到处都是英勇的、残忍的战争、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动乱以及野蛮残酷的行为。整个国家，从南到北，因战争、饥荒和瘟疫处于动荡之中，这种动荡因1185年坛之浦海战达到顶点。这次海战中平氏战败，平氏携幼年天皇坠海，幼年天皇丧生。从那时起，直到1868年王政复古，统管日本的是接连不断的军事独裁者，这些独裁者几乎都来自源氏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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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这些独裁者篡夺了天皇的权威。他们拥有天皇的权力，其中一些独裁者还拥有天皇的仪仗；不过皇位始终都在天照大神的后代手中，不管天皇如何软弱、贫困，真正的统治者都会给予他形式上的尊敬，理论上他的权力也源自天皇。宫廷的生活和从前无异，有持续不断的宗教仪式、官方仪典、宴会、诗歌比赛、赏花或赏月的短游。宫廷的整体生活因围绕优先地位、头衔、官职的争斗和阴谋以及（根据当时的传奇故事）高雅的声色犬马而变得多姿多彩。尽管权力转移到了一个更有活力的族系手中，但 这个优雅、人数稀少、没有流血的社会依旧延续了下来，部分是因为它依旧是荣誉的来源，部分是因为它延续了一种已然确定的、武士阶层暗自尊崇的社会和美学传统。与此同时，他们也迅速地发展出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自然是基于让他们获得支配地位的战争。这种文化有很多值得欣赏的内容，因为它既有阳刚活力又有冒险精神，但是只有最不愤世嫉俗的愤世嫉俗者才会说它推崇的是让那些刚刚掌握特权的人继续把持特权。这种文化最为真实的美德是军人的美德—英勇和服从，因为这是一位封建领主最希望他的追随者拥有的特质，目的是对抗宿敌。因此，武士阶级的荣誉准则忽视其他美德，只强调这两样。我们已经描述的那个时期之后的很多文学，包括以戏剧般的风格叙述的历史传奇，包括大量的细节描写、军队的英勇事迹、惨死在战争中的武士、武将的不平凡事迹、颇具武士精神的交战、忠心服侍的事例、华丽的纹章、精良的盔甲、所向披靡的武器以及战争的盛况、光荣与振奋人心。幕后是不受关注、生活枯燥乏味、耐心耕种且耕地惨遭毁坏的农民；幕前则是手持闪闪发光的剑的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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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并不只是那个时期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象征符号，而是他们物质文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平安时期宫臣的佩剑是礼仪性的武器，鞘上饰有珠宝，富有设计感。但是封建领主的佩剑是利用先进技术生产的致命性武器，这些武器逐渐满足了那些以战争为业的人的需求。我们对日本采矿业和冶金业的早期发展知之不多，但是庄园制度的发展及武士阶层的兴起促进了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发展，因为开发新的土地、对既有土地进行更加集约的耕种意味着对工具的需求增加。7世纪，铁制器具非常稀少，所以被当作货币使用。比如，我们从编年史中得知，701年一位大臣获赐1万把铁锹和5万磅铁。不过这种记载越来越少，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有很多地方开发铁矿，并在本地制造铁具，以供在庄园劳作的农民使用。我们知道后来成名的源满仲（Minamoto Mitsunaka）在他位于日本西部的一个庄园里开发铁矿；据记载，他煞费苦心地提高铸剑者的技艺。在历经多次试验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工匠，他在七天的祈祷和禁欲之后，最后铸造了两把非凡的剑，这两把剑成了源氏家族的祖传宝物，在很多英雄传奇故事中都有出现。《平家物语》（Heike Monogatari）这部撰写于1240年的伟大的历史传奇描述了平氏的兴衰，这部传奇开篇讲的就是剑，这显示了铸剑工艺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这部传奇中找到对举世闻名之剑的赞美，以及对其非凡特点的描述。在日本这段时期以及随后的历史当中，人们把剑视为活着的、神圣的事物，所以当源义朝（Minamoto Yoshitomo）战败、在八幡神社整夜祈祷的时候，他问战神为什么离弃他，问战神为什么他的剑失了魂。从那个时期开始，日本发展出了明确的对剑的崇拜。剑被赋予神秘的特质，几乎成了一个被膜拜的对象。它代表了武士的荣誉；实际上剑本身就是武士的荣誉，丢失或污损剑等于丢弃或败坏了他的荣誉。直到今天，铁匠在铸造、锻炼一把旧式剑之前，先要举行一个净化仪式，在锻铸的时候他们要身穿祭司穿的白色外衣，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强大传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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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绘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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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铸剑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硬度和锋利度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铸剑者在13世纪以前和以后所铸造的剑都无法与日本的剑相媲美。它无疑是日本对应用艺术的具有独创性的贡献。与此同时，相关的军事艺术也发展迅速。为了应对效能不断增加的武器，日本很早便出现了集高硬度与轻便于一身的盔甲。日本的防御工事似乎直到16世纪在欧洲的影响下才发展起来，不过源氏和平氏借助中国的军事典籍学习了战略和战术，其中最著名的典籍是流行于公元前500年的《孙子兵法》。我们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正如剑取代了笔，这些兵法典籍取代了经典，成为统治阶层的教科书。虽然令人感伤，但是这也是一个诱人深思的现象，正是迫于尚武精神的压力，日本才最终摆脱了从老师那里学来的道德教条，开始沿着自己的路线发展。日本人没有摒弃孝道，但是这时对领主的职责先于家族关系；他们也没有摒弃佛教教义，只是佛法必须与时下的实践相适应。所以，一位在征战结束之时遁入空门的身经百战的武将会在僧侣给他念不杀生的戒律时充耳不闻。另一位武士—平氏家族的侍从—在因违反虔诚的天皇不许猎杀的诏令而被宫廷护卫逮捕时会说，他受领主之命为他的餐桌供应野味，因为根据领主的家规，违背领主的命令会被处死，所以他选择违背天皇的诏令，因为违背天皇的诏令，他只会被流放，不会招致更严厉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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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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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四篇 镰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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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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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封建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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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占卜者和占星者在1159年新一任天皇即位的时候，令人愉悦地漠视现实，将年号定为平治（Peaceful Rule），尽管接着便发生了一场令人极度绝望的战争。另一个更不合宜的年号是文治（Literary Government），这是占卜者和占星者为以1185年为始的纪年所定的年号。从1185年开始，日本武士掌握了业已获得的最高权力，由此源赖朝—源氏家族的领导者—定居在日本东部的镰仓，并在那里建立了名为幕府的政权，幕府相当于军队总部（Army Headquar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