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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担任旗手（hatasashi or Bannerman）的封建武士，取自镰仓时代的一幅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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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族的族法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制度的发展，通过对这些族法进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即日本的封建制度逐渐发展出的一些突出特征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家长制，而另一些特征则显示出中国政治理论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日本人做出种种改变社会结构的努力，但是氏族情感一再彰显，并通过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氏族的崛起表现出来，这些氏族崛起时常常会作为独立自主的单元。即便是日本改良的外来法典也允许高位贵族享受相当程度的独立，供养家族内由公职人员、护卫、仆人组成的一般的等级体系。随着土地的增加，他们对居住在其庄园内的人员及其地产享有近乎完全的支配权，包括惩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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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土地占有形式甚至还赋予了占有者不让公职人员进入的自由。随着这些自治单元的扩大，每一个单元都发展出了习惯法以管理其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些习惯法约定了氏族成员的义务、婚嫁事宜、继承权和祖传的仪式，总之它们构成并保留了一个家族的行为传统。武士家族的族法就是在这种习惯法的影响下产生的。举例来讲，那些约束源氏武士对其氏族首领行为的法典和藤原氏及其依赖者所遵循的行为指南属于同一类。所以，我们可以说，起初日本领主和家臣之间的封建关系受到封建时期之前甚至史前时期的家长制的影响。那些使武士阶层处于显要地位的战争自然会强调 将领与属下之间的关系的军事层面。不过在幕府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领主和家臣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带有某种家族忠诚的性质，而不是契约责任的性质。随着源氏权力的扩大，他们获得了本氏族以外的他人的支持，当然他们得为新的家臣提供一些物质回报。不过就连源赖朝先前的对手都受邀成为其“家人”，并借此和他建立了一种近似于亲属关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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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不能愚蠢地认为封建政体的存续靠的是抽象的忠诚而不是具体利益，但是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忠诚是排在前面的。理论上家臣服侍侍主只是因为他是自己的侍主，他并没有要求得到庇护或奖赏，尽管在理性上他是希望得到的。因此，身为源氏忠臣的佐佐木定纲（Sasaki Sadatsuna）及其先祖曾为源氏英勇征战、受苦受难，他在给儿子的训示中如是说：“武士的职责是像僧侣一样遵规守诫，是通过保护主君来保护国家。不管他只有一丁点儿的土地还是掌管着上千英亩的土地，他的忠诚都是一样的。他不能把生命看成是自己的，而要把它献给侍主。”一位侍主可能会偏爱一个并未给他什么辅助的家臣，也可能会拒绝赐封一个曾经辅助他的家臣，因为个人关系存在的基础是彼此之间的依赖与信任，与奖赏无关。这种关于家臣职责的观念是道德观念，而不是实践观念，这种观念自然是封建氏族首领所提倡的，他们从儒家教义中找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能增加自己利益的依据。的确，从源起和发展来看，中国的教义是用来巩固稳定的官僚秩序的，尽管一般来讲它强调的是忠诚的重要性，但是它主要考虑的还有诸如孝顺、服从等公民道德。在一个好战的社会，这种道德准则很容易就被化归为一种突出武士对将领的忠诚的美德。我们会发现源赖朝的祖父源为义（Minamoto no Tameyoshi）在被召进宫廷面见一位归隐的天皇时说：“我来是因为族长让我来，否则即便有诏令我也不会来宫廷，因为源氏不会侍奉两个主人。”武士不仅只侍奉一位主人，而且他对主人的忠诚超越了他对其他所有人的忠诚。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是短暂易逝的，但他对侍主的服侍在过去、现在、未来始终存在。当时有一种说法：父子一代、夫妻两代、君臣三代。在典型的日本悲剧中，情感表达主要是通过对上级的职责与自然情感之间的冲突来体现。一位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献上，作为氏族首领孩子的替代品，受她欺瞒的敌人在她眼前将她的孩子杀死的时候，她不露声色。一位儿子会为了将领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父母。一位丈夫会把他的妻子卖为妓女以获得钱财，维护自己作为武士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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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武士阶层的道德准则，早期的作品称之为“弓马道”而不是“武士道”（武士道是近来流行的一个词）。“弓马道”这个术语与我们的“骑士精神”类似。[6]不过这种相似性主要是语言学上的。欧洲骑士的道德准则是在宗教热情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以对弱者的责任为核心，具体表现为对女性的敬重崇拜。日本的封建武士尽管可能会崇拜战神，会虔诚地向佛祖祈祷，但他不会被那种宗教热情鼓舞。他不会带着圣物上战场，也不会打着天使或圣徒的名号，他会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和出身。一位平氏武士在一次大规模的海战中登上一艘敌船并宣称：“我是大街小巷连孩童都知晓的平家的盟友，藤原忠清[7]的次子，下总国（Shimōsa）恶七兵卫景清（Akushichihyōe Kagekiyo）。”甚至连《船弁庆》（Benkei-in-the-Boat）这部能剧中的一个鬼魂都报上了先祖的名号，他是这么说的：“我是桓武天皇的第九代子孙，平知盛（Taira no Tomomori）的一个鬼魂。”在充满密谋与仪式的宫廷生活中，女性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封建庄园的实际管理和女性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日本中世纪传奇故事中的武士不会到野外骑游、拯救受困的少女，他一定会为那种试图赢得一些淑女偏爱的想法而深感震惊。尽管这个时期日本有很多关于高尚女性的或悲戚或英勇的故事，但是她们的形象不是让人心生敬意、振奋人心的高贵美人，而是忠诚的服侍者和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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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欧洲和日本的道德规范都促进了一个特殊阶层的利益，都有严重的缺陷。日本人的道德理想以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范围内促进了强调责任和献身的优良传统的形成。当然，行为与理想是有差距的，甚至在封建时代早期，当军事抱负刚刚出现、规范还没有饱经岁月和贪欲的磨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很多令人厌恶的背叛的事例。源赖朝是忠诚之梁的支柱，也曾有过残忍、怯懦的行为。在本阶层的习惯法没有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一个不遗余力地兑现自己誓言的武士也会犯下最卑劣的、最违反常理的罪行。尽管如此，规范依旧促成了一种对抗道德困境和物质困境的力量、一种高度的责任感，这对国家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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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尽管这些道德规范的基础是这些而非宗教信仰，但是我们不能以为武士阶层的思想和行为完全没有受到宗教的影响。禅宗—或许是日本佛教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以冥想为主的教法的传播就是始于这个时期。整个封建时代，领主及其家臣频频设立宗教机构，并且大多数庄园内有领主捐助的佛寺和神社，人们在这些佛寺和神社里供奉保护神祇或代死者举行仪式。一位武士在不再征战的时候会剃发并皈依佛门，取个法号，但这通常并不一定说明他们弃绝了俗世和俗物。人们会祈求诸神惩罚违背誓言和违背法律契约的行为。在危机时候，人们会祈求所有的佛教和神道教神祇，祈求在战争中有力量、能胜利。有时候人们会把一位伟大的武士神化，并供奉在由其后代建造的神社中。一般来说，武士阶层慷慨捐助宗教建筑和宗教仪式，不过—如果要在他们的信条和欧洲骑士精神之间做一区分的话—他们所珍视的并不是宗教理想，宗教不是他们行为的主要动机而是附属动机。我们无法推断这种差别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种族本能还是外界环境。但是我们需要铭记的是，中世纪保护欧洲不被异教徒侵犯的职责落在了骑士的肩上，封建制度作为基督教辖区的捍卫者为基督教会而战。日本没有出现这样可以证实封建、宗教利益的境况。佛教传遍了整个远东地区，甚至在忽必烈可汗（khubilai khan）入侵日本的时候，蒙古帝国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所以日本没有像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那样的人唤醒源氏家臣，大声疾呼信仰危机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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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关于封建时代早期的描述，主要由源自编年史和登记册的乏味无趣的内容构成，描绘的是一幅了无生气的画面。为了真实有趣，我们最好从当时的传奇故事中选取色彩加以填充，使其富有生机。这幅画的背景中应当有稻田，有弯腰耕种田地的耕农；在半山腰的平台上，有令人心旷神怡的树林，林子里光线昏暗的佛寺中有僧侣跪在阿弥陀佛的佛像前念咒诵经；不远处有坐落着茅草房舍的村落，其中一些并不比其他房舍宏伟的是庄园管家及其下属的居所。这幅画的前景中有几辆满载的板车经过，有的靠牛拉，有的靠身着腰布的人竭尽全力地拉；有带着公文从国司府邸赶来的信使；有四处奔走为奈良东大寺寻求施舍或捐助的僧侣；有骑在马背上衣着光鲜、刚刚去狩猎或骑射的一队武士：这是和平时期的图景。而我们可以从《平家物语》中了解战争的色彩与内容。《平家物语》可追溯到13世纪上半叶，以充满智慧的语言描述了军队的功绩以及武士和亲王的生死。写这些故事的僧侣把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斗史描绘成见证了人类所珍视的一切事物消失的历史，描绘成一幅盛大图景。这个图景揭示了顺序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事件，揭示了佛教教法的因果关系链。所以，这部伟大的军事传奇的开头是这样的：佛寺的钟声诉说着世事的无常；繁花的色彩验证了盛极必衰的真理；骄傲如春夜里的梦一样转瞬即逝；不久之后，强大的必将倒下，像尘土一样被风吹去。不过，尽管这种哲学强烈地影响着那个时代日本人对生命的看法，但是总是有可供快乐闯入的空间；这些传奇故事向我们展示的，除了愁思和妥协之外，还有征战的快乐、扎营的乐趣、身着华丽衣饰的骄傲、醉人的自夸以及一如既往的对美的敏锐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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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曾义仲（Kiso no Yoshinaka）曾是源氏的一员，也是反抗源氏的叛逆者，走到了尽头。“去年他有5万人马，而现在沿河而行的他只有6位追随者。凄凉！再想到他在两个世界之间的黑暗之地游走，愈发凄凉。”他遇到家臣今井（Imai）和少许人马，他们聚集了一支300人的小部队，去迎战一支6000人的敌军。义仲说了一句“势均力敌”，便骑马冲进战场。“那天我的主人上穿红底的锦缎内里，下着用中国丝绸做的裤子，手持装饰华丽的长剑，穿戴着两肩翘起的金制盔甲，头盔紧紧地贴着。他脚踩马镫，马高高翘起前蹄，他大声喊道：‘我是武士木曾，你们常常听到我的名字，现在你们得以见我本人了。这就是我，擅长驭马之人，伊予国的领主，旭日将军（General of the Rising Sun），源义仲。[8]来呀，有本事砍下我的脑袋给源赖朝。”当然，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战斗。义仲的妾室—美丽的巴御前（Tomoe Gozen）参加战斗并取了一个人的性命。不久之后这一小队人马就被消灭，今井劝源义仲逃走。他骑马离去，“黑夜将至，万物都披上了一层薄冰，所以他看不清哪里是低洼的稻田，很快他的马深陷稻田，脖子以下都被埋在淤泥之中，他用马鞭鞭打、用马刺踢打，都没能驱动马儿。即便身陷困境，他还在担心今井，还回头看他遭遇了什么，这时相模一位名叫三浦石田次郎为久（Miura no Ishida-no-Jirō）的人骑马上前，用箭射穿了他的头盔。他被击中，身体向前倒在了驭马的鬃毛处。这时石田的两个手下扑了上来，砍下他的头。石田用剑叉起他的头高高举起，大声宣告：‘全地闻名的恶魔木曾义仲已为我—三浦石田次郎为久所杀。’今井这时还在打斗，听闻此言，他说：‘今后在战场上我还能追随谁呢？看啊，东方国家的人，看看日本最骁勇的武士是怎样结束自己生命的吧！’接着他把剑插进自己嘴里，坐在马上，头猛地向前，被剑刺穿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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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故事很好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战斗精神，那种忠于职守的观念令一位武士追随侍主直至死地。自杀的传统无疑源自那个时期，武士宁愿自取灭亡也不愿被残忍的敌人俘虏或被折磨致残，后者凭取下的可供展示的头颅的数量获得赏赐。但是教导武士死亡胜过受辱的武士准则促进了这种传统。另一个故事能够帮助我们联想到那个时代的氛围，因为故事虽然是传说而非史实，但是都有一个事实作为基础，即便有些夸张，但依旧保留有事实的色彩。故事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在描述一个时代的习俗之时，也塑造了下一个时代的理想。源义经的故事虽说是老生常谈，但或许是对封建时代早期军旅生活最简明扼要的描述。源义经是日本历史上生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是源赖朝最小的弟弟，在平氏打败源氏之后，平氏放过了还是小孩子的他，并把他送到佛寺，为成为僧人做准备。但是更喜欢军事冒险的他逃走了。他四处漂泊，总是处于危险的境地，直至得到北方一位友善的贵族的庇护。在两大氏族最后的争战中，他为源赖朝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战斗，正是他的指挥才能和勇气让源氏于1185年赢得了推翻平氏的最终胜利。描述他勇猛的故事数不胜数，他在武士中、在宫廷中都非常有名，他们把他看作骑士的典范—精瘦、英俊、才华横溢、英勇。他剑术高超，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京都的五条（Gojō）大桥打败了伏击他的身强力壮的僧兵。在传奇故事中，这位名叫弁庆（Benkei）的僧兵后来成为他的同伴和忠诚的亲随。他们俩和源义经的爱妾、忠贞的歌舞伎静御前（Shidzuka Gozen）是经常出现在很多舞台剧中的英雄人物，一些能剧也会描述他们生命中的一些事件。但是源义经的成功只是让他招致了哥哥的嫉妒，后者定居镰仓，这时已经做好了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牺牲朋友和亲人的准备，当时他想着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威胁。事实上，他以惩戒这个叛逆者的需要为名，从宫廷那里获得了特殊的权力，这个我们前文提到过。刚刚打完胜仗的源义经回到镰仓，但是源赖朝不愿见他，尽管他在不到一英里以外的村庄里住了三个星期。最后他给无情的哥哥写了如下一封信：“我为你的不悦徒然地流下血红的泪水……我在这里住了许多天，一直没能见你面。我们之间的血肉亲情被割裂……我出生后不久，受人敬爱的父王就离世了，母亲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带我去了大和，从那天起我始终处于忧虑或危险之中。为了度过这无益的一生，我们在都城四处漂泊，受苦受难，在各种简陋的地方东躲西藏，最后定居在偏僻、遥远的令制国，受到那里粗暴百姓的欺侮。不过最后我被叫来协助推翻平氏家族，在这场战斗中我打败了木曾义仲。然后，为了能彻底族灭平氏，我骑马进入令人蹙眉的险境，面对敌人，不惧死亡。我勇敢地面对危险的风浪，从不顾虑我的身体会坠入海底或被深入的猛兽吞噬。我以马具为枕，靠武器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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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义经与弁庆在五条桥上相遇，源自剧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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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离开镰仓，启程前往都城。在那里他筹集兵力反抗他的哥哥，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他的忠诚达到了极限。他失败了，源赖朝仔细搜寻他的踪迹，发现他藏在了深山里。最后，在静御前和弁庆的陪伴下，他们一行人北上，伪装成重建东大寺筹集资金的化缘僧团。位于奈良的东大寺及其青铜大佛在内战中被毁。这时，源赖朝手下的细作正在搜寻他们，护卫把守在所有山口盘查旅行者。靠着万无一失的策略，他们通过了设在安宅（Ataka）的关卡。护卫描绘出了源义经精致的五官和挺拔的身姿，当时弁庆为避免引起疑心，假装很生他的气，斥责他是一个懒惰的小工，痛打他和他的随从。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紧张时刻，但是护卫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个侍从会对深受尊重的侍主动手。然后“守关卡的护卫让他们离开，他们感觉自己像踩了老虎尾巴但毫发无伤或躲过了毒蛇的毒牙一样，挺起胸膛，大声说了‘告辞’之后，便前去陆奥”。在那里，在源义经幼年时庇护过他的氏族首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但是很快这位年长的人就去世了，而他的儿子惧怕源赖朝的权势。所以，在第二年即1189年他背叛了父亲的客人，源义经在自己小小的要塞里遭到了大批人马的攻击。他没有投降，在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家人之后，他自杀了。他的生命尽管充实，却只延续了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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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无从得知当时源义经及其他同时期的封建领主分别指挥多少军队。东方历史学家不是很关注算术，他们的符号体系也会出错。不过，在其他方面真实可信的编年史中提到50支军队，10万人。据说，在源赖朝最后一次征战（1189年）中，为了征服使日本北方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好战的藤原氏，三股力量聚集在陆奥，会合点的人数超过28万人。不过，大规模的激战似乎并不常见，战争的主要内容不是大批人马的对抗，而是小队人马的冲突、突袭、小规模战斗以及各种人与人的对峙，在这样的战争中，一对一的战斗虽不是主要内容，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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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领地的范围和保有期限大不相同。因此，东大寺单从朝廷获得的封地就有大约500块，约相当于遍布日本几乎所有令制国的8000户人家的所有田，这些人家的所有田在50块到250块之间；此外，根据998年的一份存目，当时东大寺在100多个不同地区拥有面积从几杆（一杆约等于5.5码）到几百英亩不等的或捐赠或受托的土地。据官方估计，早在850年东大寺就约有3万英亩稻田。在僧侣体系中，这个持有量并不过分，但就小块适宜耕种的土地而言，其持有量是巨大的。这些数据并不包括附属于东大寺的其他佛寺持有的相当的地产。至于宫廷贵族的领地，我们可以以岛津（Shimadzu）的庄园为例，这是一个很好的但有些极端的例子。起初在1030年的时候这是一片闲置的土地，后经一位平氏官员开垦并将他委托给当时的藤原氏摄政，后来成为藤原氏的一个分支近卫（Konoe）氏的世袭免税领地。经过各种扩大，到12世纪末的时候，这片领地发展为一个巨大的庄园，横跨三个令制国，面积超过4万英亩，占这三个令制国可耕种面积的一半还多，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几乎展示出每一种保有性质和每一个免税等级。东大寺和岛津庄园，虽然就范围而言是极端的案例，却也是典型的案例。从镰仓幕府在1280年进行的一项地籍调查中我们可以得知，大隅（Ōsumi）国约9000英亩的可耕种土地中，只有750英亩是公有的、可征税的土地；常陆（Hitachi）国可耕种土地为12万英亩，公有土地为2.7万英亩；丹波（たんば）国可耕种土地为4800英亩，公有土地只有约609英亩；在最后这个令制国中，有近300英亩的土地是属于神道教神社的，有1000英亩是属于佛寺的，还有近3000英亩属于庄园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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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外，到12世纪末的时候，令制国的国司和地方的管理者通常已经无法再行使行政职能，一些非常有限的职能除外。他们现在只是世袭头衔的持有者，拥有或掌管世袭土地，位居他们之下的徒有其名的公职人员是小地主。地方管理者（即以前的郡司）阶层尤为如此，鉴于他们曾是地方执法官、征税者以及治安长官，他们获得任命是因为其地方影响力，他们逐渐发展为世袭的地主阶层并拥有熟练使用武器的侍从。他们或许是武士阶层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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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此，当北条泰时（Hōjō Yasutoki）在1221年打败天皇家军队之后，接到了一封由信使带来的天皇的投降信，据《吾妻镜》记载，他当时说：“有谁能读天皇的来信？”他身边当时共有5000人，其中一位将领进前来，说武藏藤田（Musashi Fujita）是一位大学者。藤田受命读信。这也不能怪众位将领，因为天皇室公文所用的是一种差不多只有内行才会懂的语言，非常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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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里指的是三善康信（Miyoshi Yasuno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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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里指的是中原亲能（Nakahana Chikay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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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武士道”这个术语直到17世纪才得到使用，并有了特殊的含义。在这之前，日本有多个一般用来描述武士的荣誉规范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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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处原文是Etchū Zenshi，结合上下文及史实，恶七兵卫景清即藤原景清的父亲应为“藤原忠清”，译文写作“藤原忠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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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木曾义仲为同一人。源义仲因在木曾村成长，故又称木曾义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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