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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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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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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描绘的是一幅已退役的中间阶层的武士靠着40多英亩稻田的收成维持三代同堂的家庭生计的图景。下面的案例展示的是一个更加贫困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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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收到（1276年）第三个月第25日下达的书面指令，并得到恭敬的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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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要求列出一份包括人员、马匹、物资等的清单，以备向他国发动惩治征战的时候使用。清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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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三郎光重（Saburō）和女婿久保次郎（kubo-jirō）会快马加鞭、夜以继日地赶到。他们静候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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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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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村（Kitayama Mura）地头 尼姑志那（S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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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献（偶然提到一位女性担任地头的情况）有少许传奇色彩，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毫无疑问，蒙古人第一次入侵之后的几年间广为流传着一种无畏的精神，尤其是九州男子的那种无畏精神，他们承受住了这些进攻的冲击，因其尚武的美德及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而留名于日本历史。然而，并非所有幕府的家臣都展示出这种爱国热情，必须承认的是，即便那些战斗最勇猛的人当中也有一些人表现出对奖赏的不合时宜的渴求。当幕府查验关于第一次入侵的记载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些重要的武士到了前线却没有参与战斗，还有一些武士借口要保卫自己所在的地方而留在了家中。幕府在给予奖惩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种迟延惹怒了一些较为独立的家臣，他们启程到镰仓亲自表达自己的诉求。日本历史学家常常说蒙古入侵激发了日本人的民族危机感，让日本人有了国家统一的意识。从一般意义上讲，这或许是真的，但是我们无法确定生活在一个岛上且与周边国家没有政治往来的民族是否真的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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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武士阶层按照自己的标准，展现出像样的精神风貌，并且当危险临近的时候，他们以十足的勇气投入战斗。他们没有忽略自己的利益，但是与这个民族中其他奉行不计后果的利己主义的群体相比，他们的行为已经是好的了。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僧职人员的骚动到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蒙古人威胁最为严重的十年间，各大佛寺之间的争斗几乎从未中断。1274年11月蒙古人战败的消息刚传到京都，奈良兴福寺（Kōfuku-ji）就派了一支武装力量到都城示威，干涉两大神社之间的土地纠纷。他们在都城停留了一个月，天皇惊恐万分，不敢出现在公共场合，往常的新年庆典和仪式都被推迟。奈良的这些僧职人员被收买，这边刚刚安抚了他们，那边就发生了其他骚乱。1276年，比叡山的延历寺和宫廷之间围绕天台宗的祖师继任者一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议持续了两年之后，幕府不得不出面干预。1278年，延历寺扬言另一佛寺窃取了它的特权，并在京都发动暴乱，暴乱最终被幕府的武士平定。1279年，神道教石清水八幡宫（Iwashimizu Hachimangū）的神官与日吉（Hiyoshi）大社的神官之间生了嫌隙。如果神职人员无法无天，那世俗之人也会犯法，不过他们之间的争斗没有那么暴力。藤原氏有一个支系，该支系的成员都是当时有名的歌人。藤原定家（Fujiwara Sadaie）参与编撰了《新古今和歌集》（Ancient and Modern Verse），他的儿子藤原为家（Tameie）也是当时一位伟大的歌人，他的四个儿子也都是歌人。天皇曾命他的儿子—藤原为氏（Tameuji）汇编一部和歌集，该和歌集于1279年完成。为氏占用本该由其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继任的某个庄园的地头职位。这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位歌人。她十分厌恶为氏在涉及和歌与地产方面的傲慢行为，于是去镰仓向当地的法庭提起诉讼。短篇纪行文《十六夜日记》（Izayoi Nikki）描述了她的这一旅程。《十六夜日记》流传至今，其中还包含其他一些和歌。这个诉讼案一直拖到1313年，法庭才做出对为氏的儿子有利的裁决，在这期间两个当事人在镰仓去世。和歌在京都生活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由这个地产纠纷引起的敌意影响了文学世界，由此衍生出两个彼此对立的和歌创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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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年末，幕府得知蒙古人将在次年春天入侵。执权（时宗）通过他的治安官发布了一则公告，号召他的家臣准备抵御入侵者。他承诺要给予那些表现好的人以奖励，威胁要给予那些行为不忠的人以严厉、持久的惩罚。这则公告中的一段尤其有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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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知很多治安官和家臣近年来彼此不和，要么是因各自职责引发的纠纷，要么是因为对法庭的裁决心存不满。心存私怨、无视国家危机是十分严重的叛国行为。所有的武士，自（将军的）御家人以下，都要服从治安官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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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权的提议下，天皇也颁布了类似的诏令，针对的是那些并非幕府家臣的地主以及那些大佛寺下属庄园的官员。西日本几个令制国中的庄园本该上交天皇的收入现在归军队使用。宫廷也终于意识到了危险的严重程度。他们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所做的并不只是贡献物资。天皇带头动用所有看不见的力量来帮助自己。他命令全国各地的佛寺和神社祝祷并举行宗教仪式，昼夜不停。所有亲王和贵族都要守夜祈祷。在一些大的佛宗的佛寺当中，住持和僧侣持续诵念他们最为尊崇的佛经，并且念读“陀罗尼”（darani）的咒语，而供奉战神的八幡神宫挤满了各种身份、信仰各异的朝拜者。天皇将自己的亲笔信送到先祖的陵墓前。上皇也这么做了，并且立誓要命人念诵某部多达30万卷的佛经。[3]他为身在自己宫院里的贵族和宫臣每人分发1000卷佛经，这些佛经又被分给他们的亲朋并由他们来念诵。此外，还有特使被派到伊势神社及其他大的神道教神祇的本社。天皇也多次去多处圣所朝圣，祈求胜利。执权北条时宗虽然忙于战斗准备，但是也没有忽略祈祷，据说他还用自己的血抄写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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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入侵，1274～1281年。蒙古弓箭手。摘自当代日本的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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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击于1281年6月袭来。两拨令人生畏的人马启程前往日本，一拨约有5万蒙古人和高丽人，从朝鲜半岛出发；另一拨有近10万汉人，从中国南部出发。高丽的舰队于6月23日在九州登陆。南方的舰队稍后逐次分批到达。他们在博多湾的岸上设下重兵。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战争进行的路线，不过我们知道，事实证明矮墙是有效的防御工事，在岸上日本人英勇奋战，在水中他们打乱了不那么灵活的蒙古人的船队。我们无法判断他们能否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取得最终的胜利，也许他们可以，因为假以时日他们肯定能在人数上超过蒙古人，他们肯定也能打败不情不愿的汉人。从第一次登陆算起，这场战争似乎至少持续了55天。然后刮起了一场持续两天的风暴。这场风暴威力无比，能够将大树连根拔起。敌军的大批船只被大风刮得转了向，随着海潮漂入海峡。很多船只困在海峡中无法动弹、损毁严重，其船员成了日本人唾手可得的猎物。据一份文献记载，4000艘船中只有200艘得以逃脱，入侵的15万人中活下来的不到1/5。这或许是夸张的说法，但是毫无疑问，从朝鲜半岛来的主要由蒙古人组成的军队损失了近一半的士兵，而从南方来的舰队损失更为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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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对日本人打败蒙古人的一系列事件的详述能够突出三个主要群体的特征，这三个主要群体分别是京都贵族、武士和神职人员，这里我们可以排除耕农，他们从数量上看是最大的群体，但只是听命行事。幕府命令九州的所有家臣修缮防御工事，继续毫不松懈地为打仗做准备。他们不得离开所属地区。外敌再次入侵的威胁持续了20年，直到忽必烈逝世后，蒙古人似乎才于1300年放弃征服日本的想法。这种持续的焦虑让幕府处于极度的困境之中，它面对很多难题，不仅要应对阴谋不断的宫廷和好战的宗教团体，还要应对忍饥挨饿的家臣。在外敌入侵的时候，那些神职人员停止争斗，专注于为战争胜利祈祷，但是很快再次骚动起来。他们在地产问题上你争我斗，还在努力争取在财富或影响力上占据优势的过程中威胁皇族成员。宫廷群体一方面害怕他们的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希望他们能成功地给武士群体造成困扰。而且，在刚刚打退蒙古人的时候，宗教群体受到包括武士在内的所有阶层的高度尊崇，他们把日本武装力量惊人的成功归功于神祇的帮助，他们认为神祇回应了神职人员的祈祷，才给予他们帮助。神职人员迅速地利用了这种情感，并且呼吁他们比那些仅仅参与战斗的人更值得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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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年后，军事统治者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一方面，因为战争，他们财力耗损严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向他们索要奖赏。镰仓幕府自建立以来，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因为幕府总能在一次内战后将从敌人手中夺得的财物赏赐给支持者。但是与蒙古人的战争不仅没有令其财富有所增加，反而让整个国家陷入贫困之中。在九州，人们的生活和财产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军队养护也耗费良多。更严重的是生产的下降，套用一份当代资料中的话：“在过去几年，因为蒙古人的入侵，耕农和地主在投入战争活动的同时，几乎已经抛弃了农业活动。”因为这些资源减少，所以那些认为自己有权利为在战争中的付出获得报酬或者为在战争中的花费获得补偿的家臣呼吁幕府满足他们的要求。镰仓幕府惹怒的人多过它取悦的人，这是一个几乎无法避免的后果，因为不管他们给一方什么，都得从另一方那里夺取，结果两方都不满意。他们无法像早期源氏的大领主那样依靠氏族的忠诚，因为北条执权不是源氏家族的成员，尽管他们名义上是将军的代理人，但是在封建等级结构中他们的地位并没有其他主要家臣高。他们试图搁置奖赏的问题，还试图将重担以及令人憎恶的决定转嫁给令制国的高位官员，但是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他们引起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大名的反对或者说绝对的敌意，他们削弱了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不那么重要的武士的忠诚。下面是一则从1296年即入侵战争后第15年的一份请愿书中摘录的片段，表达了当时普遍的一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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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赏会（Daijōe）祭礼的一部分。天皇仪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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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肥前国的黑尾藤原角介（Kuroo Fujiwara Sukekado）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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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我—黑尾藤原角介在茅崎（Chig-asaki）登上了一艘敌船，并且在受伤的情况下抓获了一名俘虏。后来，在高岛我又抓获了两名俘虏。我将这些事实适时地上报了调查法庭，后者也与证人进行了核实。然而，尽管我获得举荐，予以奖赏，但是在进行总的论功行赏的时候，我却被遗漏了，我极其伤心。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那些只是旁观的人都表达了诉求并获得了奖赏。我受伤的事实就足以向上级证明，那么为什么在奖赏的时候我被遗漏了呢？有人告诉我所有在防御岗位上负责警戒的人都获得了酬谢。为什么受伤的我就得白白等上数月数年，为什么只有我的忠诚服侍得不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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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各方的难题强加在北条执权身上。他们眼看着就要倒台了。多亏了其创建者的高尚品德，靠着自己的动力，镰仓幕府又运转了25年左右，但是它的厄运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就已注定。京都贵族开始密谋推翻镰仓幕府，而那些心存不满的封建权贵则成为他们的盟友。到13世纪末的时候，幕府保留至今的所有品质几乎全部遗失。从前的节约质朴消失了，那种正直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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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的法庭不再进行及时、实际的司法活动，而是变得优柔寡断、腐败堕落。毫无疑问，这种变化部分是因为京都的不良影响，但是真正的、终极的促因则是军事独裁者薄弱的经济实力。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来满足其家臣的需求，为了回避这些需求，他们不得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这些权宜之计中的一个就是法庭致命性的做法，即通过推迟处理那些他们知道无法满足的诉求或者对提交给他们的纠纷做出没有定论的裁决。这些措施只会迫使争斗双方使用暴力或欺诈，进而导致封建准则越来越缺乏约束力。或许这个时期幕府的立法最能说明其在面对无法避免的经济压力之时的无助。很多家臣都遇到了经济困难，要么是因为抵抗蒙古人的战争花销，要么是单纯因为保持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花销。他们出售或抵押了自己的庄园，因而无法向幕府缴纳税捐。因此，幕府颁布了《德政令》（Act of Grace）。该法令不仅禁止家臣出售或抵押自己的庄园，而且拒绝受理因过去围绕庄园的交易而产生的归还本金或利息的诉讼。当然，这么做，一是惹怒了贷方，从其本质来看这个群体包括富有的封建地主；二是让借方处境更加糟糕，因为这样的法律很容易逃避。[4]这个时期的立法一经实施几乎立即就会被撤销，不过这一事实本身还是很有说服力的，省得我们进一步说明那个时期北条执权身处的无可挽救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