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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入侵，1274～1281年。蒙古弓箭手。摘自当代日本的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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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击于1281年6月袭来。两拨令人生畏的人马启程前往日本，一拨约有5万蒙古人和高丽人，从朝鲜半岛出发；另一拨有近10万汉人，从中国南部出发。高丽的舰队于6月23日在九州登陆。南方的舰队稍后逐次分批到达。他们在博多湾的岸上设下重兵。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战争进行的路线，不过我们知道，事实证明矮墙是有效的防御工事，在岸上日本人英勇奋战，在水中他们打乱了不那么灵活的蒙古人的船队。我们无法判断他们能否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取得最终的胜利，也许他们可以，因为假以时日他们肯定能在人数上超过蒙古人，他们肯定也能打败不情不愿的汉人。从第一次登陆算起，这场战争似乎至少持续了55天。然后刮起了一场持续两天的风暴。这场风暴威力无比，能够将大树连根拔起。敌军的大批船只被大风刮得转了向，随着海潮漂入海峡。很多船只困在海峡中无法动弹、损毁严重，其船员成了日本人唾手可得的猎物。据一份文献记载，4000艘船中只有200艘得以逃脱，入侵的15万人中活下来的不到1/5。这或许是夸张的说法，但是毫无疑问，从朝鲜半岛来的主要由蒙古人组成的军队损失了近一半的士兵，而从南方来的舰队损失更为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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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对日本人打败蒙古人的一系列事件的详述能够突出三个主要群体的特征，这三个主要群体分别是京都贵族、武士和神职人员，这里我们可以排除耕农，他们从数量上看是最大的群体，但只是听命行事。幕府命令九州的所有家臣修缮防御工事，继续毫不松懈地为打仗做准备。他们不得离开所属地区。外敌再次入侵的威胁持续了20年，直到忽必烈逝世后，蒙古人似乎才于1300年放弃征服日本的想法。这种持续的焦虑让幕府处于极度的困境之中，它面对很多难题，不仅要应对阴谋不断的宫廷和好战的宗教团体，还要应对忍饥挨饿的家臣。在外敌入侵的时候，那些神职人员停止争斗，专注于为战争胜利祈祷，但是很快再次骚动起来。他们在地产问题上你争我斗，还在努力争取在财富或影响力上占据优势的过程中威胁皇族成员。宫廷群体一方面害怕他们的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希望他们能成功地给武士群体造成困扰。而且，在刚刚打退蒙古人的时候，宗教群体受到包括武士在内的所有阶层的高度尊崇，他们把日本武装力量惊人的成功归功于神祇的帮助，他们认为神祇回应了神职人员的祈祷，才给予他们帮助。神职人员迅速地利用了这种情感，并且呼吁他们比那些仅仅参与战斗的人更值得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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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年后，军事统治者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一方面，因为战争，他们财力耗损严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向他们索要奖赏。镰仓幕府自建立以来，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因为幕府总能在一次内战后将从敌人手中夺得的财物赏赐给支持者。但是与蒙古人的战争不仅没有令其财富有所增加，反而让整个国家陷入贫困之中。在九州，人们的生活和财产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军队养护也耗费良多。更严重的是生产的下降，套用一份当代资料中的话：“在过去几年，因为蒙古人的入侵，耕农和地主在投入战争活动的同时，几乎已经抛弃了农业活动。”因为这些资源减少，所以那些认为自己有权利为在战争中的付出获得报酬或者为在战争中的花费获得补偿的家臣呼吁幕府满足他们的要求。镰仓幕府惹怒的人多过它取悦的人，这是一个几乎无法避免的后果，因为不管他们给一方什么，都得从另一方那里夺取，结果两方都不满意。他们无法像早期源氏的大领主那样依靠氏族的忠诚，因为北条执权不是源氏家族的成员，尽管他们名义上是将军的代理人，但是在封建等级结构中他们的地位并没有其他主要家臣高。他们试图搁置奖赏的问题，还试图将重担以及令人憎恶的决定转嫁给令制国的高位官员，但是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他们引起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大名的反对或者说绝对的敌意，他们削弱了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不那么重要的武士的忠诚。下面是一则从1296年即入侵战争后第15年的一份请愿书中摘录的片段，表达了当时普遍的一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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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赏会（Daijōe）祭礼的一部分。天皇仪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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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肥前国的黑尾藤原角介（Kuroo Fujiwara Sukekado）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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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我—黑尾藤原角介在茅崎（Chig-asaki）登上了一艘敌船，并且在受伤的情况下抓获了一名俘虏。后来，在高岛我又抓获了两名俘虏。我将这些事实适时地上报了调查法庭，后者也与证人进行了核实。然而，尽管我获得举荐，予以奖赏，但是在进行总的论功行赏的时候，我却被遗漏了，我极其伤心。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那些只是旁观的人都表达了诉求并获得了奖赏。我受伤的事实就足以向上级证明，那么为什么在奖赏的时候我被遗漏了呢？有人告诉我所有在防御岗位上负责警戒的人都获得了酬谢。为什么受伤的我就得白白等上数月数年，为什么只有我的忠诚服侍得不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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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各方的难题强加在北条执权身上。他们眼看着就要倒台了。多亏了其创建者的高尚品德，靠着自己的动力，镰仓幕府又运转了25年左右，但是它的厄运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就已注定。京都贵族开始密谋推翻镰仓幕府，而那些心存不满的封建权贵则成为他们的盟友。到13世纪末的时候，幕府保留至今的所有品质几乎全部遗失。从前的节约质朴消失了，那种正直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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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的法庭不再进行及时、实际的司法活动，而是变得优柔寡断、腐败堕落。毫无疑问，这种变化部分是因为京都的不良影响，但是真正的、终极的促因则是军事独裁者薄弱的经济实力。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来满足其家臣的需求，为了回避这些需求，他们不得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这些权宜之计中的一个就是法庭致命性的做法，即通过推迟处理那些他们知道无法满足的诉求或者对提交给他们的纠纷做出没有定论的裁决。这些措施只会迫使争斗双方使用暴力或欺诈，进而导致封建准则越来越缺乏约束力。或许这个时期幕府的立法最能说明其在面对无法避免的经济压力之时的无助。很多家臣都遇到了经济困难，要么是因为抵抗蒙古人的战争花销，要么是单纯因为保持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花销。他们出售或抵押了自己的庄园，因而无法向幕府缴纳税捐。因此，幕府颁布了《德政令》（Act of Grace）。该法令不仅禁止家臣出售或抵押自己的庄园，而且拒绝受理因过去围绕庄园的交易而产生的归还本金或利息的诉讼。当然，这么做，一是惹怒了贷方，从其本质来看这个群体包括富有的封建地主；二是让借方处境更加糟糕，因为这样的法律很容易逃避。[4]这个时期的立法一经实施几乎立即就会被撤销，不过这一事实本身还是很有说服力的，省得我们进一步说明那个时期北条执权身处的无可挽救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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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京都，退位这一操作发展到顶点，仅1300年在世的上皇就有5位，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占用着原属于在位天皇的权力，并且都希望各自家庭的成员能够继任天皇的职位。我们可以想象围绕皇位发生了怎样的争夺、产生了哪些派别。到1330年的时候，皇位的争夺缩小到两个支系之间，两个支系一长一次。后醍醐天皇为次子，他想要推翻支持长子一脉的继承人的幕府。他于1333年成功地在日本中部、西部、北部和东部获得了武装支持，他甚至获得了镰仓幕府一些直系家臣的武装支持。到1333年夏，镰仓被占领并被火焚毁，执权北条高时（Hōjō Takatoki）及其200多名亲眷和忠侍并没有屈服，他们自杀身亡。摄政政权终结，京都再次成为政权所在地。后醍醐天皇即位，身边围绕着从宫廷贵族中提拔的心腹之臣。但是身在幕后、占据着看上去并不重要的岗位的是一些曾经给过他支持的封建武士。其中有一位是足利尊氏（Ashikaga Takauji），一位强大的源氏家臣。虽然镰仓幕府派他去抵抗后醍醐天皇，但是他投奔了天皇。真正的权力落在他和一些其他封建领主手中。但是，宫廷群体没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这一事实，所以他们连续几年试图恢复封建时期以前的机制，那个时候天皇通过他的大臣和各令制国的官员实行统治。然而，日本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官僚政府和封建制度的冲突，而是对立的封建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镰仓幕府倒台后近50年的时间里，整个国家因大名之间的你争我夺而饱经摧残，这些争夺假借战争之名来决定皇位继承权。在这些争夺战中，足利氏一般都占据上风，但是他们频频遇到阻碍，直到1392年南北朝对抗的局面结束，他们才坐稳将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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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的寺院法也是如此。佛寺住持不能决定或者裁定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案件。他必须将除日常事务以外的其他事务都交由所有参与的僧侣一起裁决。因此，一位名叫圆善（えんぜん）的僧侣参与制定《贞永式目》或许是有重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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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里指的是大友赖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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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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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部法令以“德政（とくせい）令”命名。这个时期以及后来的出售或者抵押契约上常常会有一个“德政条款”，该条款规定契约的有效性不受诸如此类法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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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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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十六章 宗教、艺术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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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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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镰仓时代佛教最突出的特点是其作为大众宗教的发展。我们已经暗示了这种变化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把佛教主要作为一种美学宗教来发展的贵族群体的衰落，从享有圣俸的神职人员的高傲和贪腐，从武士阶层的崛起，从充斥着死亡和苦痛、抚慰人心的教义大受欢迎的总体上混乱的时代中找到这些原因。无疑，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学问已经从贵族阶层扩散到百姓当中，而且一种简单的本土文字的普遍使用似乎也有助于诸如源信、良忍（Ryōnin）等僧侣的通俗易懂的教义在百姓当中得到传播。12世纪和13世纪，大多数传讲佛法的僧侣用汉字书写高深的论著，也会用日文即“混合假名”书写通俗的著作。比如，亲鸾（Shinran）就曾在他的一本著述中论证了使用日文的合理性，他说：“乡野人士不知道汉字的意思，而且非常愚钝。因此，为了让他们能毫不费力地理解，我一遍又一遍地书写同样的内容。文雅之士会觉得奇怪，也一定会嘲笑我。但是我不在乎他们的嘲弄，因为我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愚钝的人明白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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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得到普及并逐渐变成全国性的宗教，开始有了一种日本人的特性。镰仓时代一些伟大的法师都用自己的方法表现了当时的情绪，即反对藤原氏正统佛教，通过研习他们的生平，研习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这种反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不同的形式，即复兴奈良时代的众佛宗，尤其是华严宗和律宗；创建新的重要的佛宗，比如从平安时代的众佛宗中分离出来的净土（Jōdo）宗、真（Shin）宗、日莲（Nichiren）宗；宋朝，随着日本与中国往来密切，禅宗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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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奈良时代的佛宗，虽然意义重大，但是这些佛宗却没有回归宗教发展的主流，因此必须略过不谈，但是东大寺却值得一提，它在1180年被焚毁之后，于1190年在源赖朝的资助以及来自日本各地的捐助下得到重建。第一个新创立的佛宗是净土宗。在过去，净土宗的教义已经得到一段时间的传讲，但是著名的法然上人（1133～1212），将净土宗的教义整合成一个相互连贯的整体。法然上人主要是受到源信《往生要集》的启发。他在即将示寂之时写下的一段话表达了他的信仰，具体内容如下：“我所教导的获得终极救赎的方法既不是像过去很多中国和日本的学僧那样冥想，也不是像那些已经研习并且理解阿弥陀佛名号深意的人那样反复念诵其名，而是单单相信他的仁慈，反复念诵其名，只有这样一个人才可以在极乐世界获得重生。”那么，他所信的是念佛的完全的效力，而不是其他佛宗所宣称的相对的效力。因此，救赎是面向普通人的，因为信才是唯一的要素，学识或善举几乎是一个阻碍，因为它们会让人骄傲并且依赖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阿弥陀佛的仁慈。法然认为阿弥陀佛选择把念佛作为得救的途径是因为所有阶层的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念佛。这种教义既非正统又广受欢迎，因此他决定必须创建一个新的佛宗即净土宗，其创立可以追溯到1175年。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皈依净土宗的人“像天上的云一样”不断增多。皈依的人包括来自各个阶层的男人和女人。他得到几任天皇的信赖，据说已退位的后白河（Go-Shirakawa）天皇念佛念了数百万遍，死的时候还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他的世俗信奉者中有很多贵族，包括摄政九条兼实（Kanezane），很多来自天台宗和真言宗的或高位或低位的僧职人员都来投奔他。权威传记中关于他的几则趣闻逸事表明他的影响力扩展到日本的偏远之地，现存的信件记载了他与镰仓以及其他地方的武士交流对教义的见解。这些武士当中最有名的是熊谷次郎直实（Kumagai no Jirō Naozane），据传他因为在战争中杀死了一个男孩而削发悔过。唉，毕竟只是传奇故事啊！真实记载显示他的动机是因打输一场官司而生的失望。不过一位身居高位的武士皈依净土宗依旧可以表明法然的重要影响力。一般来看，武士阶层运势正旺，不需要宗教的抚慰。但是镰仓早期的生活艰难、惨淡，源赖朝的武士并不都具有其侍主那样久经磨炼的坚强品格。经证实，那个时候似乎真的有一些厌世的武士，痴迷法然教义，选择通过自杀尽快进入极乐世界，尽管他的教义之中并没有可以证明这一做法的合理性的地方。至于他的教义在普通人中得到普及，我们可以从他在临终之前的言语之中找到其合理性：“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在哪里，只要念佛，我必与他们同在，哪怕只是渔民的茅草屋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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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既不依赖僧职又不依赖仪式或建筑的新教派的兴起，势必会引起其他旧有佛宗的敌意。这个时期，这些旧有的佛宗嫉妒净土宗的特权，他们诉诸暴力，或彼此争斗，或以最微不足道的借口对抗宫廷。他们请求禁止念佛，尽管法然在一些身居高位的朋友的帮助下暂时阻止了他们的攻击，但是最后他没能阻止敌人的中伤，也没能降低其追随者的热情，后者看起来几乎和前者一样危险。这是日本第一个惨痛的宗教仇恨和迫害的案例，必须注意的是，这种仇恨和迫害源自贪腐、放纵的僧侣而不是偏执于某种教义的人。的确，反对法然的人当中有一些博学多识的僧人，他们认为他的教法具有道德颠覆性。但整体上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对他的攻击更多是为了争夺特权而不是争论真理。后鸟羽天皇站在了法然的对立面。1207年初，法然的几位最热心的弟子被杀，其他弟子被驱逐，他自己也被流放，于1207年底获释，但是直到1211年才获准进京。他在都城受到极大的欢迎，但是这个时候他上了年纪且患病在身，第二年第一个月就逝世了。临终的时候，他的弟子将阿弥陀佛的佛像拿到他跟前，并按照阿弥陀佛信众的习俗，将一根彩绳系到佛像的手上，并要将死之人抓住绳的另一端，这样一来佛祖就可以将他带入极乐世界。但是法然拒绝了，说他不需要这样的帮助，因为他已经看见天上有一众佛祖在极乐净土的光辉中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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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的逝世加快了人们信仰他的教法的速度，而这让奈良和京都的僧人更加愤怒。宫廷在他们的请求下在多个场合禁止念佛，此外还有进一步的迫害之举，即亵渎法然的陵墓。这种敌意持续了一代人，但是净土宗的生命力是如此之强，单靠暴力难以压制，而且继承法然衣钵的是一群不屈不挠的僧人，其中居首的是亲鸾（1173～1262）。法然在世的时候，亲鸾虽然被流放到南方，但是一直在弘扬念佛，这时他回到日本东部，在众令制国弘扬念佛法门。从某种意义上讲，净土宗这时还不是一个确切存在的佛宗，部分是因为它经历的迫害，部分是因为其他与其对立的宗教活动的发展，最后一个原因可以说是它的寄生性，即它可以和其他教法并行不悖。事实上，最后一个特征也是它的力量之源，因为它能让信众在不脱离其他佛宗的情况下信奉它，直到17世纪初净土宗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佛宗。起初，它只有几座佛寺和少量地产，因为它作为一个有机构的佛宗势单力薄。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作为一个信仰才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结果直到今天净土宗依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佛宗，据说现在有超过1600万信众。这些信众中，有200万为净土宗本宗信徒，其他信众都是自法然逝世后由于分离主义运动而从净土宗演化而来的其他佛宗的信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