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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年后，军事统治者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一方面，因为战争，他们财力耗损严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向他们索要奖赏。镰仓幕府自建立以来，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因为幕府总能在一次内战后将从敌人手中夺得的财物赏赐给支持者。但是与蒙古人的战争不仅没有令其财富有所增加，反而让整个国家陷入贫困之中。在九州，人们的生活和财产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军队养护也耗费良多。更严重的是生产的下降，套用一份当代资料中的话：“在过去几年，因为蒙古人的入侵，耕农和地主在投入战争活动的同时，几乎已经抛弃了农业活动。”因为这些资源减少，所以那些认为自己有权利为在战争中的付出获得报酬或者为在战争中的花费获得补偿的家臣呼吁幕府满足他们的要求。镰仓幕府惹怒的人多过它取悦的人，这是一个几乎无法避免的后果，因为不管他们给一方什么，都得从另一方那里夺取，结果两方都不满意。他们无法像早期源氏的大领主那样依靠氏族的忠诚，因为北条执权不是源氏家族的成员，尽管他们名义上是将军的代理人，但是在封建等级结构中他们的地位并没有其他主要家臣高。他们试图搁置奖赏的问题，还试图将重担以及令人憎恶的决定转嫁给令制国的高位官员，但是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他们引起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大名的反对或者说绝对的敌意，他们削弱了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不那么重要的武士的忠诚。下面是一则从1296年即入侵战争后第15年的一份请愿书中摘录的片段，表达了当时普遍的一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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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赏会（Daijōe）祭礼的一部分。天皇仪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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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肥前国的黑尾藤原角介（Kuroo Fujiwara Sukekado）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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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我—黑尾藤原角介在茅崎（Chig-asaki）登上了一艘敌船，并且在受伤的情况下抓获了一名俘虏。后来，在高岛我又抓获了两名俘虏。我将这些事实适时地上报了调查法庭，后者也与证人进行了核实。然而，尽管我获得举荐，予以奖赏，但是在进行总的论功行赏的时候，我却被遗漏了，我极其伤心。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那些只是旁观的人都表达了诉求并获得了奖赏。我受伤的事实就足以向上级证明，那么为什么在奖赏的时候我被遗漏了呢？有人告诉我所有在防御岗位上负责警戒的人都获得了酬谢。为什么受伤的我就得白白等上数月数年，为什么只有我的忠诚服侍得不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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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各方的难题强加在北条执权身上。他们眼看着就要倒台了。多亏了其创建者的高尚品德，靠着自己的动力，镰仓幕府又运转了25年左右，但是它的厄运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就已注定。京都贵族开始密谋推翻镰仓幕府，而那些心存不满的封建权贵则成为他们的盟友。到13世纪末的时候，幕府保留至今的所有品质几乎全部遗失。从前的节约质朴消失了，那种正直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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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的法庭不再进行及时、实际的司法活动，而是变得优柔寡断、腐败堕落。毫无疑问，这种变化部分是因为京都的不良影响，但是真正的、终极的促因则是军事独裁者薄弱的经济实力。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来满足其家臣的需求，为了回避这些需求，他们不得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这些权宜之计中的一个就是法庭致命性的做法，即通过推迟处理那些他们知道无法满足的诉求或者对提交给他们的纠纷做出没有定论的裁决。这些措施只会迫使争斗双方使用暴力或欺诈，进而导致封建准则越来越缺乏约束力。或许这个时期幕府的立法最能说明其在面对无法避免的经济压力之时的无助。很多家臣都遇到了经济困难，要么是因为抵抗蒙古人的战争花销，要么是单纯因为保持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花销。他们出售或抵押了自己的庄园，因而无法向幕府缴纳税捐。因此，幕府颁布了《德政令》（Act of Grace）。该法令不仅禁止家臣出售或抵押自己的庄园，而且拒绝受理因过去围绕庄园的交易而产生的归还本金或利息的诉讼。当然，这么做，一是惹怒了贷方，从其本质来看这个群体包括富有的封建地主；二是让借方处境更加糟糕，因为这样的法律很容易逃避。[4]这个时期的立法一经实施几乎立即就会被撤销，不过这一事实本身还是很有说服力的，省得我们进一步说明那个时期北条执权身处的无可挽救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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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京都，退位这一操作发展到顶点，仅1300年在世的上皇就有5位，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占用着原属于在位天皇的权力，并且都希望各自家庭的成员能够继任天皇的职位。我们可以想象围绕皇位发生了怎样的争夺、产生了哪些派别。到1330年的时候，皇位的争夺缩小到两个支系之间，两个支系一长一次。后醍醐天皇为次子，他想要推翻支持长子一脉的继承人的幕府。他于1333年成功地在日本中部、西部、北部和东部获得了武装支持，他甚至获得了镰仓幕府一些直系家臣的武装支持。到1333年夏，镰仓被占领并被火焚毁，执权北条高时（Hōjō Takatoki）及其200多名亲眷和忠侍并没有屈服，他们自杀身亡。摄政政权终结，京都再次成为政权所在地。后醍醐天皇即位，身边围绕着从宫廷贵族中提拔的心腹之臣。但是身在幕后、占据着看上去并不重要的岗位的是一些曾经给过他支持的封建武士。其中有一位是足利尊氏（Ashikaga Takauji），一位强大的源氏家臣。虽然镰仓幕府派他去抵抗后醍醐天皇，但是他投奔了天皇。真正的权力落在他和一些其他封建领主手中。但是，宫廷群体没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这一事实，所以他们连续几年试图恢复封建时期以前的机制，那个时候天皇通过他的大臣和各令制国的官员实行统治。然而，日本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官僚政府和封建制度的冲突，而是对立的封建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镰仓幕府倒台后近50年的时间里，整个国家因大名之间的你争我夺而饱经摧残，这些争夺假借战争之名来决定皇位继承权。在这些争夺战中，足利氏一般都占据上风，但是他们频频遇到阻碍，直到1392年南北朝对抗的局面结束，他们才坐稳将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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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的寺院法也是如此。佛寺住持不能决定或者裁定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案件。他必须将除日常事务以外的其他事务都交由所有参与的僧侣一起裁决。因此，一位名叫圆善（えんぜん）的僧侣参与制定《贞永式目》或许是有重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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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里指的是大友赖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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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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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部法令以“德政（とくせい）令”命名。这个时期以及后来的出售或者抵押契约上常常会有一个“德政条款”，该条款规定契约的有效性不受诸如此类法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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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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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十六章 宗教、艺术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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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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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镰仓时代佛教最突出的特点是其作为大众宗教的发展。我们已经暗示了这种变化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把佛教主要作为一种美学宗教来发展的贵族群体的衰落，从享有圣俸的神职人员的高傲和贪腐，从武士阶层的崛起，从充斥着死亡和苦痛、抚慰人心的教义大受欢迎的总体上混乱的时代中找到这些原因。无疑，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学问已经从贵族阶层扩散到百姓当中，而且一种简单的本土文字的普遍使用似乎也有助于诸如源信、良忍（Ryōnin）等僧侣的通俗易懂的教义在百姓当中得到传播。12世纪和13世纪，大多数传讲佛法的僧侣用汉字书写高深的论著，也会用日文即“混合假名”书写通俗的著作。比如，亲鸾（Shinran）就曾在他的一本著述中论证了使用日文的合理性，他说：“乡野人士不知道汉字的意思，而且非常愚钝。因此，为了让他们能毫不费力地理解，我一遍又一遍地书写同样的内容。文雅之士会觉得奇怪，也一定会嘲笑我。但是我不在乎他们的嘲弄，因为我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愚钝的人明白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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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得到普及并逐渐变成全国性的宗教，开始有了一种日本人的特性。镰仓时代一些伟大的法师都用自己的方法表现了当时的情绪，即反对藤原氏正统佛教，通过研习他们的生平，研习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这种反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不同的形式，即复兴奈良时代的众佛宗，尤其是华严宗和律宗；创建新的重要的佛宗，比如从平安时代的众佛宗中分离出来的净土（Jōdo）宗、真（Shin）宗、日莲（Nichiren）宗；宋朝，随着日本与中国往来密切，禅宗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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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奈良时代的佛宗，虽然意义重大，但是这些佛宗却没有回归宗教发展的主流，因此必须略过不谈，但是东大寺却值得一提，它在1180年被焚毁之后，于1190年在源赖朝的资助以及来自日本各地的捐助下得到重建。第一个新创立的佛宗是净土宗。在过去，净土宗的教义已经得到一段时间的传讲，但是著名的法然上人（1133～1212），将净土宗的教义整合成一个相互连贯的整体。法然上人主要是受到源信《往生要集》的启发。他在即将示寂之时写下的一段话表达了他的信仰，具体内容如下：“我所教导的获得终极救赎的方法既不是像过去很多中国和日本的学僧那样冥想，也不是像那些已经研习并且理解阿弥陀佛名号深意的人那样反复念诵其名，而是单单相信他的仁慈，反复念诵其名，只有这样一个人才可以在极乐世界获得重生。”那么，他所信的是念佛的完全的效力，而不是其他佛宗所宣称的相对的效力。因此，救赎是面向普通人的，因为信才是唯一的要素，学识或善举几乎是一个阻碍，因为它们会让人骄傲并且依赖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阿弥陀佛的仁慈。法然认为阿弥陀佛选择把念佛作为得救的途径是因为所有阶层的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念佛。这种教义既非正统又广受欢迎，因此他决定必须创建一个新的佛宗即净土宗，其创立可以追溯到1175年。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皈依净土宗的人“像天上的云一样”不断增多。皈依的人包括来自各个阶层的男人和女人。他得到几任天皇的信赖，据说已退位的后白河（Go-Shirakawa）天皇念佛念了数百万遍，死的时候还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他的世俗信奉者中有很多贵族，包括摄政九条兼实（Kanezane），很多来自天台宗和真言宗的或高位或低位的僧职人员都来投奔他。权威传记中关于他的几则趣闻逸事表明他的影响力扩展到日本的偏远之地，现存的信件记载了他与镰仓以及其他地方的武士交流对教义的见解。这些武士当中最有名的是熊谷次郎直实（Kumagai no Jirō Naozane），据传他因为在战争中杀死了一个男孩而削发悔过。唉，毕竟只是传奇故事啊！真实记载显示他的动机是因打输一场官司而生的失望。不过一位身居高位的武士皈依净土宗依旧可以表明法然的重要影响力。一般来看，武士阶层运势正旺，不需要宗教的抚慰。但是镰仓早期的生活艰难、惨淡，源赖朝的武士并不都具有其侍主那样久经磨炼的坚强品格。经证实，那个时候似乎真的有一些厌世的武士，痴迷法然教义，选择通过自杀尽快进入极乐世界，尽管他的教义之中并没有可以证明这一做法的合理性的地方。至于他的教义在普通人中得到普及，我们可以从他在临终之前的言语之中找到其合理性：“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在哪里，只要念佛，我必与他们同在，哪怕只是渔民的茅草屋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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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既不依赖僧职又不依赖仪式或建筑的新教派的兴起，势必会引起其他旧有佛宗的敌意。这个时期，这些旧有的佛宗嫉妒净土宗的特权，他们诉诸暴力，或彼此争斗，或以最微不足道的借口对抗宫廷。他们请求禁止念佛，尽管法然在一些身居高位的朋友的帮助下暂时阻止了他们的攻击，但是最后他没能阻止敌人的中伤，也没能降低其追随者的热情，后者看起来几乎和前者一样危险。这是日本第一个惨痛的宗教仇恨和迫害的案例，必须注意的是，这种仇恨和迫害源自贪腐、放纵的僧侣而不是偏执于某种教义的人。的确，反对法然的人当中有一些博学多识的僧人，他们认为他的教法具有道德颠覆性。但整体上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对他的攻击更多是为了争夺特权而不是争论真理。后鸟羽天皇站在了法然的对立面。1207年初，法然的几位最热心的弟子被杀，其他弟子被驱逐，他自己也被流放，于1207年底获释，但是直到1211年才获准进京。他在都城受到极大的欢迎，但是这个时候他上了年纪且患病在身，第二年第一个月就逝世了。临终的时候，他的弟子将阿弥陀佛的佛像拿到他跟前，并按照阿弥陀佛信众的习俗，将一根彩绳系到佛像的手上，并要将死之人抓住绳的另一端，这样一来佛祖就可以将他带入极乐世界。但是法然拒绝了，说他不需要这样的帮助，因为他已经看见天上有一众佛祖在极乐净土的光辉中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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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的逝世加快了人们信仰他的教法的速度，而这让奈良和京都的僧人更加愤怒。宫廷在他们的请求下在多个场合禁止念佛，此外还有进一步的迫害之举，即亵渎法然的陵墓。这种敌意持续了一代人，但是净土宗的生命力是如此之强，单靠暴力难以压制，而且继承法然衣钵的是一群不屈不挠的僧人，其中居首的是亲鸾（1173～1262）。法然在世的时候，亲鸾虽然被流放到南方，但是一直在弘扬念佛，这时他回到日本东部，在众令制国弘扬念佛法门。从某种意义上讲，净土宗这时还不是一个确切存在的佛宗，部分是因为它经历的迫害，部分是因为其他与其对立的宗教活动的发展，最后一个原因可以说是它的寄生性，即它可以和其他教法并行不悖。事实上，最后一个特征也是它的力量之源，因为它能让信众在不脱离其他佛宗的情况下信奉它，直到17世纪初净土宗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佛宗。起初，它只有几座佛寺和少量地产，因为它作为一个有机构的佛宗势单力薄。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作为一个信仰才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结果直到今天净土宗依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佛宗，据说现在有超过1600万信众。这些信众中，有200万为净土宗本宗信徒，其他信众都是自法然逝世后由于分离主义运动而从净土宗演化而来的其他佛宗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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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佛宗当中最为重要的是亲鸾创立的净土真宗（Jōdo Shinshū），他用一个非常有趣且有效的方式改良了法然的教义，这种改良值得关注，因为它表明了日本人面对宗教问题的典型态度。他将念佛法门的理论发展到一个逻辑极端，他主张只要向阿弥陀佛祈祷一次就足以获得救赎，接下来对阿弥陀佛名号的反复念诵都只是为了颂赞阿弥陀佛，可以做但不是一定要做。一旦确定可以进入极乐世界，一个人就没有什么理由投入宗教服侍活动或思考深奥的教义，他就不用崇拜除阿弥陀佛以外的其他佛祖了。他最好去过普通的生活，做父母，做社会的一员，遵循普通的、世俗的、对善行的规范。亲鸾为他的追随者树立了榜样，他既不是僧侣也不是世俗之人，而是沙弥。沙弥这种称呼在平安时代就已经出现，指的是那些过着宗教的生活却不完全遵循佛教诫命的人。他有6个孩子，都是同一女子（据说该女子是摄政九条兼实的女儿）所生，女子名叫惠信（Eshin），是一个尼姑，但实际上是亲鸾的妻子。从他那个时期开始，净土真宗不仅允许高僧娶妻，而且明确地劝阻独身，净土真宗佛寺的僧职通常是世袭的。他认为高僧不是应该追求尽善尽美的人，而是老师，他们不应在衣着、生活方式上与他人区别开来。他甚至不认同师傅和弟子的划分，他认为所有念佛法门的信众都是同一团体中彼此平等的会众。用来形容这些团体的文字表明，从类型上讲，净土宗及由其派生而来的佛宗最初是会众制的佛宗[1]，它们大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接纳来自卑贱阶层的信众。亲鸾曾在自己的一本著述中说他希望“可以像庄园中或田间最粗野的耕农一样”。亲鸾将宗教行为简化到了极致，但是我们一定不能认为他或许只有最基础的宗教哲学认知。他们都是非常有学识、非常机智的佛学家。他们能用简单的语言向愚钝之人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他们有多卷高深的著述，需要相当多的专业知识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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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宗还有其他几个重要性各异的分支，但是我们可以说它们都依赖念佛，这与当时大的佛宗不同，比如法华（Hokke）宗。法华宗的创始祖师是日莲（Nichiren，1222～1282），他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日莲的生平和著述更加集中地展示了镰仓时代佛教的特点，这些特点已经在信奉阿弥陀佛的佛宗中有所体现，因为他的教义反对既有信仰形式，有普遍的吸引力，有民族性的目的。我们可以说日莲完成了佛教本土化的漫长进程。他与同时代的其他大师一样，最先研习的是天台教义。但是天台教义太过宽泛，很快便无法满足性情刚烈、行事果断的日莲。大约在30岁的时候，他开始反对高野山真言宗的僧众奉行的神秘主义，反对念佛法门的信众奉行的阿弥陀佛教义，反对奈良众佛宗的戒律（ritsu），反对新兴的禅宗。我们会看到他所谴责的包罗万象，需要注意的是他所给出的自己攻击这些不同的佛宗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使百姓困顿、国家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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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强烈的民族感驱使的他既是一位政治改革者，又是一位宗教改革者，从其所著的《立正安国论》（Risshō Ankoku Ron）一书的书名中便可以看到这一点。他经常在其论述中提到诸如“国家的兴旺”等表述。在一部名为《开目钞》（Eye-opener）的作品中，他说：“我要做日本的支柱。我要做日本的眼睛。我要做日本的伟大器皿。”这是一种新的提法，因为尽管之前佛教僧职一直影响着世俗势力，但是之前从未有僧人将百姓的精神安宁与国家的现世命运联系起来。但是野心勃勃、生性刚烈的日莲可能并不惧怕，反而喜欢反抗权威。他的一生就是激进改革精神而非温和的圣僧精神的体现。他打破了日本的宗教宽容传统，因为到此时日本的宗教差异并没有引起或者很少会引起仇恨，但是日莲认为所有其他教义都是异端，是不应该存在的，迫切希望废止这些教义。同时，他还是一名于人有益的老师，是一个学识渊博之人。在旷日持久的研习之后，他确定《莲华经》是唯一内含永恒真理的佛经，是唯一的得救之路。因此，他宣称应当回归天台祖师传教（Dengyō）大师[2]阐释的早期天台教义的纯粹。深受当时流行的末法时期（Latter Degenerate Days）已经来临的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人需要的是一些简单获得真理的方式。虽然他的结论是在艰难的哲学历程之后才得出的，但是他广受欢迎的教义将宗教的本质浓缩成简单地吟唱备受尊崇的佛经《妙法莲华经》的题名，即吟唱“南无妙法莲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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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实践中，法然的追随者和日莲的追随者之间的差别看似很小，前者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后者吟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但是二者受到的是不同信仰的启示，一种消极被动，另一种生气勃勃、肆无忌惮。日莲宗始终带着其创始人的性情，因而日莲的僧涯不只有传记意义。在确定了真理是什么之后，他便开始了积极的宣讲。他激烈的言辞惹怒了本地的地头，在本村遭到地头追捕，于是他逃到镰仓定居，在那里他在街道上和在空旷的地方向众人宣讲，大胆地抨击信奉阿弥陀佛的众佛宗和力劝日本的统治者。这发生在1260年，当时全国上下的局势确实能够证明这种极深的悲观情绪的存在。1257年，日本发生了一次大地震，一年之后又发生了风暴、洪水、饥荒和瘟疫。北条政权出现崩塌的迹象，武士阶层焦躁不安，神秘佛宗的高僧因百姓的恐慌而获利。日莲将所有这些灾难归咎于当时宗教的堕落，并且预言，如果国家不能转向真理，如果统治者不能废止错误的教义，那么他们还会遇到更多的灾难，尤其是外来入侵。这种引人侧目的言论，兴许是基于先见之明，但只会惹怒那个收到其言辞生硬的陈情表的幕府。他被流放，直到1263年才返回镰仓。他再次比以往更加激烈地宣讲，虽然始终处在危险之中，但是一直有人改信他的教义。他活跃的地点在日本东部，那里是封建主义的大本营，其激进的教义吸引很多侍及侍主前来追随他。他毫不留情地谩骂、抨击，在一贯使用复杂敬语的语言中能够读到这样没有节制的谩骂也是一件趣事。他谩骂弘法大师（Kōbō Daishi）是“日本最大的骗子”，谩骂真言宗的博士是“叛徒”，抨击禅宗是“恶魔的教义”，谩骂律宗的会众是“强盗”，抨击念佛是“地狱般的做法”。在听闻元朝的使臣被处决之后，他写信给朋友说：“太遗憾了，他们砍掉了无辜的蒙古人的脑袋，却让净土宗、真言宗、禅宗和律宗的高僧毫发无伤，他们才是日本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