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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缺乏教条和理论的体系自然能够适应大多数类型的追随者。反对禅宗的人宣称它是谎言、是装腔作势的神秘主义也并不总是无理由的，因为整体上它反对仪式和习俗，倾向于鼓励信众有自己的怪癖，在极端事例中甚至鼓励他们哗众取宠。我们可以适当地怀疑一些禅宗的知名人士在扯真理追求者的鼻子的时候，或在轻蔑地对待求问的当权者的时候，是在“哗众取宠”；无法得到清晰阐释的东西或许根本不值得阐释，这种论点有一定的道理。最初的时候，禅宗遭到天台宗、真言宗和奈良众佛宗的强烈反对，这也是荣西搬到镰仓的主要原因，那里既有的宗教利益群体的势力没那么强大。禅宗的佛寺至少曾有一到两次遭到反对群体的攻击并被焚毁。使较古老的佛宗尤为恼火的是禅宗的“教外别传”。根据文字记载，1295年一位在朝廷身居高位的高僧对禅宗进行了猛烈批判和抨击，他说禅宗的信众依赖法师的教导，“但是他们的法师无论怎样出众，怎么可以自认为能对释迦的教导加以改进”。他接着说，至于他们所谓的“冥想”，不过是“在自己的座席上打盹，思想一些堕落的、放荡的事情”。自那天起，人们常常暗示禅宗的法师钻营的是骗术，的确他们自以为是的优越令人极为恼怒。禅宗得到了持之以恒的信奉，对两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那种认为它只是荒唐的骗术的观点是愚蠢的。我们可以更为简单、理性地总结：禅宗以其真实的形式展示了就事论事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印度哲学超验思想的独特的反应。正是借着禅宗的形式，佛教才得以与儒学和道教中表达的那种本土的中国思想达成和解，这主要是因为禅宗为一种简单的、实际的社会道德规范留下了发展空间，而印度与日常道德相关的佛教思想往往隐藏在形而上学的层云之中。毫无疑问，正是禅宗的道德元素让它赢得了武士的青睐。有趣的是，中国禅宗的各个派别当中，只有南方的佛宗尤其是曹洞宗（Sōtō）在守旧的日本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曹洞宗教导僧众顿悟是突然的，不是循序渐进的，要坚持严格的自律和内省。这样的教导符合封建武士的脾性和理想。毕竟，它们是实用的、即时的。这些教导不推崇抽象的概念，因为它们告诫人们要自我克制，要“查看自己的本性”。它们反复强调沉着冷静、自力更生；在无遮蔽的禅宗佛寺，僧侣自己打扫、做饭；在朴实无华的花园中，他们自己打理、修整。这符合镰仓早期的节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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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顿悟是一种神秘的个人体验，我们就没必要徒劳地去细究它的性质。不过，我们可以认为它会让人相信充满宇宙的灵只有一个。这种对内在的感知、对自然界万物一致性的感知，融入了民族思想，体现在艺术中。对自然美始终很敏感的日本人在禅宗中找到了一种生命观，这种生命观不仅赋予其审美以合理性，而且赋予其审美以纯度和力度。可以说禅宗在给他们带来了精神启示的同时也带来了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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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艺术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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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封建武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如果京都堕落的上层社会和镰仓简单的封建标准之间有清晰的区分，像一些作者暗示的那样，那艺术或许会面临低潮期。但是，实际上这样便宜的区分并不存在。晚期的镰仓文化在某些方面到了一个毫无新意的衰落阶段，武士阶层的兴起无疑让都市的高雅之士心灰意懒，而它赋予了另一个虽不高雅但充满活力的群体以信心。但是，京都的影响力是持续的、深刻的。都城数百年来一直是文化的中心，是美学成就的真正家园；因为从长远来看，持续的活力终将消逝。镰仓时代的文化并非镰仓文化，除了其独有的封建文化方面之外，也是随着封建势力产生的平安文化的扩展。在前些年的争斗之后，新的统治者急于催生和平的艺术。源赖朝和北条执权对政府和宗教感兴趣。他们尊重知识，即便自己欣赏不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平安的学者在镰仓奉职，镰仓成为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这些宗教活动都发端于位于西部的都城。当时有两股力量—武士对阴柔的城市生活的反对和与之相抗衡的对都市轻松、高雅生活的羡慕—在发挥作用。所以，可以看到当时的生活方式有两种。这两种方式起初互相对立，后来融合在一起，因为镰仓的武士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京都的风尚，而贵族也开始关注尚武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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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的倾向在建筑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幕府简朴的标准影响了其建筑样式和装饰，不过我们很容易就能证明镰仓的生活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苛俭。佛寺建筑与平安时代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禅宗的影响下，日本从中国引入了名为“唐样”（kara-yō）的式样。这个时期的禅宗佛寺通常简单且少有装饰，但是它们的简单是基于美学原则上的简单，而不是单单基于勤俭节约。据说执权北条时宗曾派建筑家去中国学习正确的式样，似乎那时的建筑非常宏伟，捐助充足。甚至连十分简朴的源赖朝在远征位于日本北部的藤原氏之后，也被平泉（Hiraidzumi）中尊寺（Chūson-ji）的宏伟折服，开始用壁画和雕刻装饰他在镰仓创建的多座佛寺。此外，他并没有止步于镰仓，他还花费大量钱财用于全日本神社和佛寺的修复，并且慷慨资助皇宫的修缮。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战争中受损的佛寺如奈良东大寺得以重建。总的来说，宗教建筑因封建主义的兴起而受益。至于民居，当时发展出了一种名叫“武家造”（buke-dzukuri或military style）的建筑式样，这种建筑通过建造围墙、坚固的大门和用于守卫的营房，做好了防御准备。每个围墙之内都庇护着很多人，所以整个建筑很是宏伟。这些建筑在式样上逐渐接近京都的寝殿造，而且变得更加奢华，但是越来越繁复的趋势因禅宗的简约而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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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上，镰仓时期充满活力的氛围取代了藤原时代晚期的疲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宋朝中国的艺术家来到日本，而重建奈良佛寺又赋予其推动力，当时定朝一脉的雕塑家（需要注意的是，定朝是京都人）得以研摹天平时期的杰作。运庆（Unkei）—定朝的第五代传人—为人所熟知的事迹是修复了其中一些杰作，他是当时最伟大的雕塑家，可与其前辈相提并论。尽管镰仓时代有一些延续藤原时代的传统的、不自然的雕塑式样，着色浓重，镶嵌有铜，细节修饰近乎荒谬，但是镰仓时代最优秀的雕塑作品的出色之处在于其栩栩如生的活力。它们极其富有活力且同样简洁，倾向于使用简单的木材，而不依赖色彩或其他形式的装饰。一些最佳的作品体现了逼真的、现实主义的雕塑艺术。从飞鸟时代和天平时代庄严的、理想的雕像到运庆非常拟人的雕像，雕塑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尽管刻画的都是圣僧和祖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名为镰仓大佛（1252年）的阿弥陀佛铜像。旅者非常欣赏这座佛像，但是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它不值得最高的赞赏。尽管仅就佛像的躯干和微微前倾的姿态而言，它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作为雕塑来讲它的工艺并不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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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藤原时代晚期就已经有几个绘画学派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到镰仓时代，绘画在现实主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宗教和世俗艺术都表现出这种倾向。的确，很多镰仓时代的佛教画像在类型上属于传统的肖像画，这些画像虽然没有活力，但是画技足够高超，在温和的阿弥陀宗的影响下，画家绘制出一个又一个无精打采、平淡无奇的佛祖。但是镰仓时代还有其他更精美的画作，虽然这些画作不是宗教主题的，但是绘制时却带有宗教含义。这些画作中最出众的是有名的《那智瀑布图》（Nachi Waterfall）—13世纪一位僧人的作品。它是世界上最好的风景画之一，恰当地描绘出宗教情感与对自然的热爱之间的联系。瀑布以其有节奏的、永恒的流动，似乎象征或者表达了某种宇宙的真相，朝圣者崇拜瀑布仿佛瀑布就是神祇。人们似乎还把这幅画悬挂在寺庙中，作为崇拜、祈祷的对象，甚至在今天也是如此。当这幅画的所有者将它拿给宾客欣赏的时候，还会用手抚过流水的线条，吟诵一段佛教祝祷词，沿着流水，从高高的悬崖上方一直抚摸到悬崖西边的石头和树木。这个时期及接下来一个时期的风景画的目的不只是描绘一处愉悦感官的风景，还要描绘一种自然美，这种自然美得能够体现遍布整个宇宙的一种精神。东方艺术中这种神秘元素的重要性很容易被高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将对可见的世界的感知看作一种对终极精神实在的表达一直在促使伟大的艺术家去寻找他们所看到的形态的实质，而不是费心劳力地去实现乏味的对地形的忠实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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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时代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数量繁多、种类多样的绘卷物（em-akimono）。这些绘卷物现存的有几百卷，涉及多个主题，它们为我们形象地展现了中世纪的生活图景。其中一些绘卷物记描绘的要么是有名的神社和寺庙的历史，要么是像法然这样的圣人的生平；一些绘卷物像《平治物语》（Heiji Monogatari）描绘的是军旅传奇故事，里面有很多描写小规模战斗的场面；一些绘卷物描绘的是有名的虚构作品中的一些场景，是研究礼仪和服饰的资料；其他一些绘卷物是装饰奢华的佛经；还有一些是教诲式的宗教绘卷物，用图解的方式来处理诸如前世与现世的因果循环等主题。最后这类绘卷物中有一组有趣但并不那么出色的绘卷，即描述六道轮回的绘卷，其中有地狱道、饿鬼道、修罗道以及其他极乐道。这些绘卷显然描绘的是惠心的著述[5]，也体现了当时盛行的地狱信仰。但是我们无须认为时人严肃、持续地坚持了这种信仰，因为很快地狱成了受欢迎的笑话和轻松有趣的格言中出现的主题。甚至在绘卷中也可以感知到某种黑色幽默，地狱的火焰纵情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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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时代后半叶，几乎每个重要的寺庙或神社都有一幅记载其神奇的创始者或创始者生平的绘卷。这些绘卷物因其主题而获得了某种神圣性，被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很多绘卷秘而不宣，还有一些被视作那个地方神灵的化身即神体（shintai）加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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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肖像画非常流行，出现了各种样式的似绘（nise-e），一些是描绘宫廷要人的；一些是画在单张纸上的，这种似绘或写实，或想象，描绘的是某位有名的歌人及其创作的和歌。还有一些画作中使用了绘图术和书法，这个我们已经略有提及。当时委任一位宫廷画师画马、画牛都是常见的。这类画作备受青睐，我们了解到，其中一幅描绘皇后偏爱的御驾牛车的画被悬挂在其家族宗庙最大的祝祷堂里。一些大幅的绘在绢上的彩色肖像画也是于这个时期绘制而成的。现存的绘画中有一幅是当代艺术家绘制的源赖朝的精美似绘。这幅似绘或许是稍晚时期的作品，但是毫无疑问绘制大幅肖像画的传统在13世纪就已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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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艺术的发展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因当时的社会动乱而得到促进。战争促进了金属工艺的发展，因为士兵需要上好的剑和盔甲。宗教促进了雕刻和漆制工艺的发展，因为虔诚的、感到绝望的人们认为他们必须用丰富的礼物来讨诸神欢心。可以说哲学也推动了陶瓷工艺的发展，禅宗的高僧喜欢喝茶，把茶当作守夜冥想的助力。荣西则把喝茶发展成一种仪式，由此衍生出后来的“茶道”。一位名叫藤四郎（Tōshirō）的人在13世纪初期前去中国学习陶艺，回来之后在濑户（Seto）建造了一座陶窑，他烧制了具有观赏性的上了釉的茶罐、茶杯、香炉以及诸如此类的器具。我们可以把他视作日本“陶艺之父”，近代指代瓷器的词是“濑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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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人业平（Narihira）及其所作和歌。后鸟羽天皇绘制并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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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武士阶层多信奉斯巴达式的简朴信条，但是像土地所有者那样刚刚发达的人还是需要奢侈品的。总的来说，镰仓时代呈现出一种引人注目的艺术活力，在对其政治特点进行了浅显的研究之后，学者是想不到镰仓时代会有这样的艺术活力的。然而，文学却没有与艺术同步发展。一些学术作者倾向于把13世纪描述为一个贫瘠的时代，但是对主要宗教改革者的论著进行粗略的查阅，可知这种观点兴许是没有依据的。比如，尽管法然和日莲写得都很好、很有活力，但是他们往来的信件和辩论文章通常不会被视为经典。但是从近代审美来看，它们兴许比那些伤感、夸张的战争故事要好得多，而这些战争故事的作者极有可能模仿的是伟大僧人的笔调。不过世俗学问的确处于低潮，皇室资金匮乏，京都学派发展受阻，而东日本仅有足利大学（Ashikaga College）和金泽书馆（Kanazawa Library）两个教学中心，前者是足利氏于1190年创建的，后者是北条执权于1270年创建的。武士阶层普遍未受教化，很少有人可以用准确的汉字书写或者用高水准的、流畅的日语书写，用日语书写即便不需要更多的学识也需要更高的技巧。但是，他们因为法律、规章和土地交易记录需要而非常依赖书写。早期封建制度一个独有的特征是它建基于大量的公文，这些公文包括特许状、誓言、登记册和司法诉讼记录。满足这种需求涉及不同寻常的语言折中，即为生硬的日语白话披上汉字的“外壳”。它会让前几代研究经典的学者痛苦异常，因为它类似于伪造的拉丁文。但是整体来看，它足够准确且明白易懂，似乎也足够好地实现了它的目的。到后来它变成了官方信件、编年史和法律条文的常见形式。它是两种不兼容的语言的结合，是迫于需要产生的，随着时间流逝和世事变迁，到19世纪衍生出了书写语言。作为大众信仰的佛教的普及将大量宗教术语引入日常口语之中，这些术语到现在依旧是常见的惯用语。因为用佛教理念中的措辞来描述世事，佛教还影响了通俗文学的特性和大众情绪。现在日常用语中依旧能够看到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日语中的字、词。“缘”（えん）这个字，意思是“密切的关系”，最初是用来表示因果关系的，现在我们在表达命运或宿命的时候也用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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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战争传奇《保元物语》（Hōgen Monogatari）和《平家物语》（前一章节已有提及）以及《源平盛衰记》（Gempei Seisuiki）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比严肃的历史作品如《今镜》（Ima Kagami）更流畅、更有吸引力。它虽然名为《今镜》，但并不明亮，也无法映射。《平家物语》是用和歌的方式写就的，意在吟诵的时候用诗琴伴奏。从主题和语言来看，接下来多个世纪的很多民谣和能剧都来源于《平家物语》。所有这些传奇故事能够让一个日语听众感动落泪，或让人产生战斗的激情，因此我们必须认定它们的名气是有一个稳定的基础的，但是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外国人会因不同祖先的紧急召唤而热血沸腾。[6]似乎在这个时期只有战争可以持续不断地激发文学创作的灵感。这个时期纯文学除了和歌外，主要是一种名为随笔（zuihitsu）的文体。随笔是随性的思考，往往都是宗教主题，其中最有名的是《方丈记》（Hōjōki），这是一位隐居在离都城不远的乡野的隐士所写。《方丈记》是一部不那么重要的随笔，兴许并不值得让那些评论家和翻译家长期以来给予过多关注，但是它灵活地运用了当时的书面语言，是一个好的样本。鸭长明（Kamo Chōmei）—《方丈记》的有名的作者—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喜爱和歌；在12世纪末的一场动乱中，他失去了为数不多的财产和发展前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苦行者，而是一个失意的人，他很明智地充分利用自己的失意，生活在乡野，通过适宜的对佛教中幻灭及往生的思考，为自我的贫困寻找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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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时代早期，和歌在宫廷的资助下依旧繁荣发展。这个时期的很多歌人现在在日本依旧有名。人们编纂了包括《新古今集》（Shin kokinshū）、《百人一首》（Hyakunin Isshu）在内的重要和歌选集，其中《百人一首》收录了100位有名歌人的和歌。在随后的时期，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人手中都有这部选集或其他类似的选集，因为了解和歌被视为他们教育的重要一环。日本现在还有一种纸牌游戏，在这个游戏当中，参与者要把和歌与其创作者的名字对应起来。然而，尽管产出很多，但是镰仓晚期的大多数和歌没有什么特色，不过是基于常见主题的灵活变化，其形式也是多个彼此争吵不休的迂腐学派的领导者已经规定好的。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消遣而非艺术。这无疑令人哀叹；不过在低潮时期用和歌表达是一个令人愉悦的癖好，而且兴许正是它帮助和歌精神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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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文学引人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展示了真正的、融合外来元素和本土元素的民族书写语言的形成。《源氏物语》的语言与当代所用的口语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别，只不过它的语言是程式化的，而且处理技巧极为高超。不过从封建时代开始，文章用语和口语就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如此明显，以至于在极端的案例中，一些用某种和制汉字书写的公文在大声读出来的时候，几乎让人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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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时代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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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年 以源赖朝为首的源氏在日本无人能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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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年 源赖朝成为征夷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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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年 源赖朝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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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年 北条执权开始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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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年 北条氏拥立了一位藤原氏的傀儡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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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年 《贞永式目》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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