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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年 北条执权开始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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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年 北条氏拥立了一位藤原氏的傀儡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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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年 《贞永式目》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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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1281年 蒙古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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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年 “南朝”和“北朝”之间的皇位继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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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年 北条摄政结束，镰仓幕府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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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年 足利尊氏在京都扶植光明（Kōmyō）天皇即位，后醍醐天皇在吉野建立“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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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8年 足利尊氏被任命为将军，内战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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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亲鸾死后为他建造的佛刹后来扩建成了本愿寺（ほんがんじ），本愿寺由其会众共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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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最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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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莲的大多数继任者都表现出这种热情。据说一位名叫日持（にちじ）的继任者于1295年前往西伯利亚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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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禅宗。由于禅无法用语言阐释，只能凭直觉感知，所以对任何一个论述日本思想的作者而言，致力于就这个主题进行准确描述是草率之举。然而，大多数历史学者忍不住希望能够就这个无法定义的主题给出定论。恐怕在本章和稍后的章节（第18章），我就犯了这种草率的错误，遭到禅宗学者的严厉反驳。铃木（Suzuki）教授说我所谓的“禅”“一点也不是禅”，西方的思维方式“永远离不开永恒的非此即彼、理性或信仰、人或上帝的二难推理”。他说，对禅来说，所有这些都是要被清理的东西，它们遮挡了我们对生命本真和真相的洞见。面对这样一位权威人士如此的评论，我无言以对，只能说这些证明了日本人对待哲学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似乎是在实事求是的方式和神秘主义的方式之间轮换，而且否定在我们看来是基于理性分析的方式。计划研习禅的学生应当警惕，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话说，“所有神秘主义的要旨都是不能言传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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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里指的是惠心僧都的《往生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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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言外之意是这些传奇故事很难让外国人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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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五篇 室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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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足利氏的将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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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年足利尊氏在京都扶植光明天皇上位，后醍醐天皇逃到吉野建立了与之敌对的朝廷。1336年到继承权争端终止的1392年是日本历史学家们所熟知的南北朝时期。1392～1573年属于室町时代，这个时期是足利尊氏在京都确立地位之后，以京都的一个地区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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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快速地略过第一个时期的政治史，这个时期是足利尊氏不稳定统治的一个令人绝望的序曲，这个时期的冲突和阴谋过于错综复杂，无法详细描述。它表面上看是南北朝之间的竞争，但实质上是以土地和追随者为表现形式的封建特权的再分配。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整个国家因不同等级的封建大名之间的争斗而荒芜，他们或支持这个，或拥护那个，但始终是为了努力满足他们各自的野心和对领地的渴望，只有少数显著的武士精神的典范除外。尊奉武士道的人很难用它来解释那种14世纪的公文中清晰且频繁地揭示的背弃信条的行为。封建道德规范并未完全瓦解，但是这种责任感仅局限于狭隘的家族或某个小群体内部。为了增加自己所在单元的财富，武士会无所顾忌地牺牲更广泛的忠诚。事实上，封建纪律取决于领主惩赏的能力，它无法承受无秩序状态的重压。足利氏争夺最高权力，但他们没有能力进行严格的管控，就像源氏的将军们管控其“御家人”那样，因此他们不得不通过与强大的武将交易来获得支持。当时没有受到损害的人可以向公正的封建法庭申诉，皇室不仅权威弱化而且分化成两个派别。结果治安官、总管以及名田的所有者都倾向于达到自己权力的极致，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行自治并吞并无力抵抗的邻居的土地。尽管很多旧的头衔和官职得以保留，但是它们要么是性质发生了变化，要么是变成了空洞的假象。“职”这个复杂的体系，即大领主、总管和国级官员之间的权力和收入分配体系开始分化，并以另外一种形式组合起来。它被“另一种直白地建立在隶属基础上的新关系取代……所有的领地都变成了上述领主持有的封地，并被他分给了自己的封臣……世俗领主和宗教领主都已不复存在，将军的权威也被人遗忘，先前的治安官即守护（shugo）已变成了大领主，在其麾下的是领主和武士，他们是在一个封建等级体系下按照降序分级排列的持有封地的封臣和次级封臣”。[1]换句话说，镰仓幕府尚存的对大的封建领主的集权统治这时已逐渐消失—从某种递减的程度上讲，确实如此。一些大的封建大名瓜分了日本的权力，而足利尊氏对他们的权威若有若无。皇宫丧失了大部分特权、财富，实力几乎尽失。那些到此时能够从令制国的庄园中获得一些收入的京都贵族现在经常处于贫困之中，因为先前的总管将其所管土地的所有权利据为己有。即便向将军的法庭申诉索赔也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将军既不敢向他的拥护者施压也不敢强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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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将军足利尊氏一生都在日本各地征战。第二代将军足利义诠，始终与其封臣不和，其中一些封臣站到了南朝那边。与山内（Yamana）氏有关的记录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比如连续不断的战争、不断变化的忠心、中央政权的失败以及大领主的崛起。山内氏是源氏的一支，是足利氏的地位较高的旁系亲属。长期以来，他们只是镰仓幕府相对有影响力的家臣，生活在伯耆（Hōki）国和因幡（いなば）国。北条执权倒台后，他们与足利氏并肩作战。但是，在感觉到足利氏所给的奖赏不够多的时候，他们又跟南朝谈判，计划攻击京都。1353年，京都被南朝的军队占领，将军携北朝的天皇潜逃。接着足利氏重整旗鼓，夺回都城。山内氏不满南朝所给的待遇，于是撤离。不过其他派系接替山内氏征战，1355年足利氏再次被短暂地赶出京都。这时南朝开始衰落，但是封臣的权力增加。山内氏表面上仍站在南朝这边，在足利氏奋战的时候忙于巩固自己的地位。然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与足利义诠达成和解。足利义诠为了让山内氏顺从，任命山内氏的首领为6个令制国的治安官，他们在这6个令制国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那个时代，治安官相当于独立的统治者。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太平记》（Taiheiki）中是这样提及治安官的：“现在无论大小事宜都由守护裁定，他是掌管其令制国运势的主人，把幕府的总管及封臣当作属下看待，武力夺走神社和佛寺的庄园，把它们当作军需供应的来源。”到1390年，山内氏已经控制了11个令制国，占日本令制国总数的1/6。到1392年，在事先向足利氏递交了一份宣誓效忠的文件后，他们起来反抗足利氏并带领大军攻击京都。他们最终被打败，他们对令制国的控制权也被剥夺，只有两个令制国（伯耆国和因幡国）除外，他们作为治安官最先掌控的就是这两个令制国。我们会看到，山内氏在1336～1392年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在这期间他们至少两次改变效忠的对象；他们从一个普通的位置攀升至拥有很大权力的地位是通过吞并与剥夺他人的土地和权利。他们的经历是一个典型，当时在全日本这个或那个豪族都在重复这样的经历，只有处于身在镰仓的一位足利氏成员管辖下的东部8个令制国以及将军核心实力所在的那些地方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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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不断的战火充斥整个南北朝时期，不过中间零星的和平时期容许甚至推动了一种非常独特又有趣的文化的发展。只要军事权力中心在镰仓，地方性的封建社会与大都市的平民社会之间的联系只会是不完美的。但是足利氏搬到京都后，畿内就变成了时事上演的主要舞台，那么两个社会往往会在多方面发生融合。因此，我们可以恰当地把14世纪描述为两个群体融合的时代，或者鉴于它们在很多方面是彼此对立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两个群体相互妥协的时代。在这个艰难且暴力不断的过程中，武士阶层似乎处于支配地位，因为他们获得了大部分物质利益，但实际上他们受到较为古老的平安宫廷文化的强烈影响。在镰仓幕府倒台之后，日本各地的武士涌入京都，因为协助推翻了皇位的敌人，所以他们前来求赏。法庭挤满了求赏的人，根据1335年的一篇有名的讽刺文章，京都常见的风景之一就是“带着满筐的文件从乡野来请愿的人”。不过当时的日本法律条文很多，公义却很少，只有通过巧取豪夺和暴力才能获胜。这篇讽刺文章还说：“这是一个充斥着特许证的混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新贵模仿那些强于他们的人”。这里到处是常见的战争的恶果，俄大名[2]（niwaka daimyō）身着朝服，心神不安，穷困潦倒的武士典当自己的盔甲，人们像发疯一样寻找欢愉，富足与贫穷两个极端并存。成功的武士虽然蔑视宫廷贵族，却也渴求他们的教养和优雅。源赖朝的家臣长期以来与贵族保持着严格的、刻意的区分，这时西日本和东日本的很多封建豪族却在京都定居。室町有将军的官邸，附近分别是细川（Hosokawa）氏、斯波（Shiba）氏、山内氏以及诸如此类的氏族首领的宅邸，他们在战火暂息期间在这里狂欢。因此，《太平记》有一章在描述了足利氏有力的支持者高师直（Kō Moronao）1348年的大战之后，接着描述了他奢华的生活方式、精美的宅邸和花园以及他赢得那些被他多情的双眼看中的、出身高贵的女性芳心的捷径。即使尊贵如君主也无法逃离来自东日本武士的野蛮。名叫佐佐木（Sasaki）的武士的一众下属大摇大摆地在街道上走着，然后掰断了上皇家花园里的枫树树枝。他们遭到责骂，接着发生了打斗，第二天佐佐木派人放火烧了上皇的宫殿。京都一片哗然，将军不得不责罚他。他被逐出京都，但并不觉得窘迫、羞愧，反而带着一队下属欢乐地启程，所有人都骑着马，衣着光鲜，每个人提着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夜莺。他们沿路频频驻留，吃喝享受，与女人嬉戏。《太平记》说这种行为就是为了表达他们对都城贵族和高僧的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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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年关于继承权的争端不知怎么就得到了解决，那个时候整个国家进入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足利氏政权得以以适度的效力运转，不知是因为封建领主疲倦了还是因为他们心满意足了。但是从未能像北条执权发展出的执政机构那样对其封臣进行严格的约束，全国各地零零星星的叛乱又持续了几年。但是整体上，日本稳定了两到三代人，接着社会的逐渐分裂以更大的武装冲突和骚乱告终，这也让室町时代走向终结。通过对这期间的政治事件的调查研究，我们得知足利氏的将军们在京都确立了地位并过着富足、讲究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得以繁荣发展，而国家治理却被忽视，直到他们像平安时代的君主和摄政那样，被一群更粗野但更有活力的人取代。最初几年过去之后，足利氏的将军们与源氏的将军们一样，很快变成了名义上的统治者，他们的封臣成了国家权力的真正行使者。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Yoshimitsu）将这种暴发户的徒有其表发展到了极致，这种行为是武士阶层发现自己成了京都的主人之后的典型行为。镰仓幕府的统治者满足于相对适中的宫廷头衔，而义满则担任了作为臣子所能担任的多个最高官职，设法获得了不亚于皇室的荣耀。他在1395年退隐的时候，继续在居所金阁寺（Golden Pavilion）执政，像上皇一样。封建武士也纷纷效仿。帮武士获得荣誉的宫廷头衔并从中抽取微薄的佣金是宫廷贵族为数不多的收入来源之一。不过新的贵族，或者说暴发户，虽然想要获得头衔，却不满足于旧派的朝臣所奉行的朴素的优雅。的确，他们后来受到传统京都美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被另一种比自己的文化更根深蒂固的文化征服。不过，在室町时代初期，他们把真正的京都人的理想和消遣视为软弱，偏爱更热情洋溢的娱乐。一位大名在提到登基大典的时候说道：“这是一场无益的活动，与时代不符。”总的来说，他和同类人都渴求新事物，在刚刚得势的时候往往会背离传统旧习。这是他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原因，也是他们接受所有看似最新的事物的原因，比如这个时候流行的宋朝艺术家的绘画、禅宗佛教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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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阶层、各个时期的日本人似乎都非常喜欢新奇的事物，从奈良时期他们就带着极大的热情引入了唐朝的风尚，到平安时代他们夸赞的最后一个字是“今めく”（ima meku），即“有现代气息”。因此，室町时代，在大多数旧有的机制和标准受到挑战的时候，人们对现代性的喜爱发展到狂热的地步是自然的。日本在这个时期再次看向中国还有另一个原因。足利义满及其追随者热衷于建筑和装饰，而且他们非常需要钱。与中国的贸易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贸易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甚至在平氏掌权的时候，邻近兵库的海港（离现在的神户不远）就已经得到修缮，为的是鼓励中国商船到访；这时中日贸易往来得到正式的促进。元朝灭亡之后，将军幕府派遣多名使臣到明廷规划两国的贸易往来并承诺镇压漂泊海上的日本人，这些人不论作为海盗还是作为“自由贸易者”，都是亚洲东海岸的祸害。中国人似乎并不是特别急于与日本人贸易，但是这些海盗让他们很是难堪，所以同意每年有一定数量的船只往来，不过按照以往的态度，他们把日本人的货物当作附属国的贡品。将军足利义满并没有让民族自尊心阻碍贸易往来，而是接受了条件，只不过没有遵守中国规定的船只限额。这种贸易往来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实际的贸易活动即货物的收发是由禅宗高僧掌管的，当然将军和一些大的封建领主拿走了一大部分收益，同时也通过征收关税和港口费用将这项工作外包并从中获益。在足利氏政权下，禅宗实际上已是官方宗教，禅宗高僧会就宗教事务以外的其他事宜为将军提供建议。为人熟知的是他们用汉字起草给明朝朝廷的信件并监督与中国的商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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