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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年 日本多地爆发封建战争，经济处于持续动荡之中，其表现形式是瘟疫和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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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年 应仁之乱爆发，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掌权（1449～1474），封建权力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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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7年 应仁之乱结束，但大部分令制国的战争仍在继续；足利氏的将军们无能为力，而皇室几乎已经破产；中央政权瓦解，大多数令制国处于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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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 整个日本陷入战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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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此他的法号全称由16个字组成，国师二字前有14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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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道德并不总是值得称道的。比如，它建议那些到京都申诉的人贿赂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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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向一心”是莲如常用的一个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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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1928年的官方报告，本愿寺众派共有19701座佛寺，真言宗共有12108座佛寺，日莲宗共有5019座佛寺。他们的高僧人数为16000人，信众估计有1200万人，而日本佛教徒总共有4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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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种收入来源是如此宝贵，以至于一个神社会将自己的很多信奉者“卖给”另一个神社。现在仍旧存有某一特定组织让渡其一定数量信众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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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同类的重要著作有：《古今著闻集》（kokonchōmonshū），完成于1254年，是一部记述平安时期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论著；《元亨释书》（Genkō-shakusho），完成于1322年，是讲述日本佛教历史的著作，内有传略。当时还有以注解、佛寺记载等形式问世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现在逐渐可以查阅。一些僧侣是非常多产的作家。东大寺的尧年（Gyonen）于1321年逝世，享年82岁，他撰写了127部共1200多册著作，涵盖从音乐到注释再到佛经等领域的知识。然而，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献存在令人失望的断层，而这是由战争和火灾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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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举个简单的例子，表示尊敬的词句源自社会习惯，反过来也会影响社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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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原文是tensha，实际应为tenjya。—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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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是京都贵族中流行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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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接下来的资料得益于我的好朋友、仙台帝国大学（今东北大学）福井教授（Professor R.Fukui）的出色研究。不过，观点不是他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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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种信念萌芽于原始的自然崇拜，但在这里，因着佛教法身的概念，它被赋予了一种哲学的形式。法身是佛祖的“真身”，不是他以人的形态出现的化身，也不是他在极乐世界的报身，而是融入自然界万物的那个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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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茶道。将军足利义政在能阿弥的建议下开始接受茶道，能阿弥写信给他说，“有一种名为茶道的艺术”，并解释说僧人珠光花了三十年研习茶道。这表明它在15世纪早期还是一个较新的美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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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六篇 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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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处于战火之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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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政治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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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被日本历史学家称为战国时代（Sengoku Jidai）。的确，整个15世纪战火几乎从未中断，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自应仁之乱（1467年）爆发以来，战争都是地方性的，几年之内日本没有一个令制国得以幸免，都陷入贵族领主之间或宗教机构领主之间的武力争斗之中。像镰仓末期那样，整个国家再次陷入围绕封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不过这一次是决定性的、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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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利氏将军们统治早期，因为中央政权不论在内政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很软弱，所以一些有权势的氏族为自己开拓了大片领土，在那里他们几乎是独立的统治者。到15世纪末，日本的封建制度呈现出“被截短”的特征。地方等级制度是完整的，但是国家等级制度却没有最上层，因为天皇和将军都没办法强迫地方领主执行自己的意志。尽管这些地方领主宣称对天皇甚至对幕府忠诚，但他们其实是自治的诸侯，统治着自己的家臣，维持着自己的土地，实施自己的法律。我们已经注意到其中一些大家族的势力，比如于室町时代早期得势而后失势的山内氏。其他一些氏族也应予以提及，他们的名字占据了日本中世纪年鉴的很大篇幅，比如武田（Takeda）氏、上杉氏、大内氏、尼子（Amako）氏、伊达（Date）氏、今川（Imagawa）氏。这些渴求土地、野心勃勃的掌权者始终记得通过进攻或结盟来扩大自己的领土，因此和平依赖的是罕见的权力平衡。显然这种国家状态是无法持续的，未来肯定得有进一步的争斗来推动封建制度走向成熟，而这得通过一个比其他所有集团都强大的单个集团或多个集团的联合体来实现。这场争斗范围如此之广，时间如此之长，完整地描述需要很大的篇幅，不过我们可以简单快速地总结出它的主要特征。应仁之乱前夕，日本约有260个封建家族（大名）；到1600年的时候，除了十几个家族外，其他家族要么消失，要么湮没无闻，而取而代之的得势的家族数量则更少，他们起初往往只是家臣或者位居末端的次级家臣，有的则是完全默默无闻的人。那些幸存的家族大部分是在日本西部或北部偏远地区根深蒂固的家族，在那里他们远离中央权力的影响。这些家族有萨摩的岛津氏、陆奥的南部氏（なんぶし）、先在越后后来迁到出羽的上杉氏。除了这些在近百年的战争之中出现的封建贵族以外，还有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1600年，日本统治阶层已经重新洗牌。一位权威专家甚至说现代日本人要想从国史的角度研究本国的文明，他只需要追溯至应仁之乱，因为在那之前的国史可以说是外国的历史。这是一个极端的观点，不过它也说明了在这个处于危难之中的年代，政治和社会变革是多么广泛。只需一个案例就能说明它剧烈动荡的局势。12世纪在周防国崛起的大内氏在足利氏掌权的时候变得极其强大。他们在南北朝的皇位继承权争端和其他重要的政治问题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军事实力强大到连周边的权贵都不敢发动攻击；他们掌管着大片领地，范围至少涵盖6个令制国。在他们的领地内有一个名为山口的城邑，内有一个重要港口，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学者和宫廷贵族从荒废的都城迁到这里定居。在16世纪早期，山口是一个繁华的文化中心，甚至也是一个文雅之地。1551年，在大内氏的封地待了几个月的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把大内氏描述成一位君王，日本境内权力最大的一位领主。然而，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大内氏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毛利（Mōri）氏。毛利氏一脉源自大江广元，广元是京都的法学家，曾为镰仓的源赖朝政权建言献策。1550年，他们还只是大内氏的小小家臣，只有1000名侍从。到1600年的时候，毛利氏不仅统管着前任领主的所有领地，还吞并了其对手尼子氏的领地，所以毛利氏是13个令制国的最高统治者；1868年王政复古之前日毛利氏一直是日本最强大的五大家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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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过程全日本都在上演。16世纪上半叶，它是一个破坏的过程。从前的集团瓦解，没被破坏的群体重新排序。接着，随着较为软弱的群体在争斗中被淘汰，集团得到一定的重组，而且在16世纪后半叶即接近1560年的时候，争斗演变成6个集团之间的对立，直到1600年才结束，其中一个集团获得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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