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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道德并不总是值得称道的。比如，它建议那些到京都申诉的人贿赂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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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向一心”是莲如常用的一个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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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1928年的官方报告，本愿寺众派共有19701座佛寺，真言宗共有12108座佛寺，日莲宗共有5019座佛寺。他们的高僧人数为16000人，信众估计有1200万人，而日本佛教徒总共有4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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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种收入来源是如此宝贵，以至于一个神社会将自己的很多信奉者“卖给”另一个神社。现在仍旧存有某一特定组织让渡其一定数量信众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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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同类的重要著作有：《古今著闻集》（kokonchōmonshū），完成于1254年，是一部记述平安时期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论著；《元亨释书》（Genkō-shakusho），完成于1322年，是讲述日本佛教历史的著作，内有传略。当时还有以注解、佛寺记载等形式问世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现在逐渐可以查阅。一些僧侣是非常多产的作家。东大寺的尧年（Gyonen）于1321年逝世，享年82岁，他撰写了127部共1200多册著作，涵盖从音乐到注释再到佛经等领域的知识。然而，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献存在令人失望的断层，而这是由战争和火灾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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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举个简单的例子，表示尊敬的词句源自社会习惯，反过来也会影响社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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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原文是tensha，实际应为tenjya。—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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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是京都贵族中流行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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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接下来的资料得益于我的好朋友、仙台帝国大学（今东北大学）福井教授（Professor R.Fukui）的出色研究。不过，观点不是他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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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种信念萌芽于原始的自然崇拜，但在这里，因着佛教法身的概念，它被赋予了一种哲学的形式。法身是佛祖的“真身”，不是他以人的形态出现的化身，也不是他在极乐世界的报身，而是融入自然界万物的那个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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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茶道。将军足利义政在能阿弥的建议下开始接受茶道，能阿弥写信给他说，“有一种名为茶道的艺术”，并解释说僧人珠光花了三十年研习茶道。这表明它在15世纪早期还是一个较新的美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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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六篇 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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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处于战火之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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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政治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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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被日本历史学家称为战国时代（Sengoku Jidai）。的确，整个15世纪战火几乎从未中断，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自应仁之乱（1467年）爆发以来，战争都是地方性的，几年之内日本没有一个令制国得以幸免，都陷入贵族领主之间或宗教机构领主之间的武力争斗之中。像镰仓末期那样，整个国家再次陷入围绕封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不过这一次是决定性的、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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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利氏将军们统治早期，因为中央政权不论在内政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很软弱，所以一些有权势的氏族为自己开拓了大片领土，在那里他们几乎是独立的统治者。到15世纪末，日本的封建制度呈现出“被截短”的特征。地方等级制度是完整的，但是国家等级制度却没有最上层，因为天皇和将军都没办法强迫地方领主执行自己的意志。尽管这些地方领主宣称对天皇甚至对幕府忠诚，但他们其实是自治的诸侯，统治着自己的家臣，维持着自己的土地，实施自己的法律。我们已经注意到其中一些大家族的势力，比如于室町时代早期得势而后失势的山内氏。其他一些氏族也应予以提及，他们的名字占据了日本中世纪年鉴的很大篇幅，比如武田（Takeda）氏、上杉氏、大内氏、尼子（Amako）氏、伊达（Date）氏、今川（Imagawa）氏。这些渴求土地、野心勃勃的掌权者始终记得通过进攻或结盟来扩大自己的领土，因此和平依赖的是罕见的权力平衡。显然这种国家状态是无法持续的，未来肯定得有进一步的争斗来推动封建制度走向成熟，而这得通过一个比其他所有集团都强大的单个集团或多个集团的联合体来实现。这场争斗范围如此之广，时间如此之长，完整地描述需要很大的篇幅，不过我们可以简单快速地总结出它的主要特征。应仁之乱前夕，日本约有260个封建家族（大名）；到1600年的时候，除了十几个家族外，其他家族要么消失，要么湮没无闻，而取而代之的得势的家族数量则更少，他们起初往往只是家臣或者位居末端的次级家臣，有的则是完全默默无闻的人。那些幸存的家族大部分是在日本西部或北部偏远地区根深蒂固的家族，在那里他们远离中央权力的影响。这些家族有萨摩的岛津氏、陆奥的南部氏（なんぶし）、先在越后后来迁到出羽的上杉氏。除了这些在近百年的战争之中出现的封建贵族以外，还有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1600年，日本统治阶层已经重新洗牌。一位权威专家甚至说现代日本人要想从国史的角度研究本国的文明，他只需要追溯至应仁之乱，因为在那之前的国史可以说是外国的历史。这是一个极端的观点，不过它也说明了在这个处于危难之中的年代，政治和社会变革是多么广泛。只需一个案例就能说明它剧烈动荡的局势。12世纪在周防国崛起的大内氏在足利氏掌权的时候变得极其强大。他们在南北朝的皇位继承权争端和其他重要的政治问题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军事实力强大到连周边的权贵都不敢发动攻击；他们掌管着大片领地，范围至少涵盖6个令制国。在他们的领地内有一个名为山口的城邑，内有一个重要港口，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学者和宫廷贵族从荒废的都城迁到这里定居。在16世纪早期，山口是一个繁华的文化中心，甚至也是一个文雅之地。1551年，在大内氏的封地待了几个月的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把大内氏描述成一位君王，日本境内权力最大的一位领主。然而，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大内氏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毛利（Mōri）氏。毛利氏一脉源自大江广元，广元是京都的法学家，曾为镰仓的源赖朝政权建言献策。1550年，他们还只是大内氏的小小家臣，只有1000名侍从。到1600年的时候，毛利氏不仅统管着前任领主的所有领地，还吞并了其对手尼子氏的领地，所以毛利氏是13个令制国的最高统治者；1868年王政复古之前日毛利氏一直是日本最强大的五大家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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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过程全日本都在上演。16世纪上半叶，它是一个破坏的过程。从前的集团瓦解，没被破坏的群体重新排序。接着，随着较为软弱的群体在争斗中被淘汰，集团得到一定的重组，而且在16世纪后半叶即接近1560年的时候，争斗演变成6个集团之间的对立，直到1600年才结束，其中一个集团获得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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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走向稳定、有序和统一的过程中，应仁之乱之后，日本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因为日本人坚定果断、理智清醒，是不会容忍无限期的无政府状态的，而且他们的国家也很小，容不得两位统治者。事实上，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6世纪的战争和政治动乱虽然有失体面且具有破坏性，却从未导致制度上的衰退。不过，尽管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的恢复是自然之力的结果，但是自然之力是借由伟大的人来发出的，而这些人的天资正是时代需要的。他们当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织田信长（1534～1582）、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德川家康；下文在讲述他们的成就之时还会简述其生平，并以此作为对重建时期的历史的总结，而这个重建时期以1615年德川家康占据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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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的父亲是封建氏族族长，其祖上定居在尾张（Owari）国，出身卑微。他的父亲在16世纪早期在牺牲邻近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并获得了还算可观的财富和军事实力。信长在此基础上，靠着大胆、巧妙的谋略打败了一些对手，并借此将自己提升到了一个与一些大名比肩的位置，可以追求所有人都垂涎的东西—被皇室任命为将军，或者至少被任命为副将。我们可以认为一位足够强大能够被授予这一头衔的武士已经处于支配地位，这样的头衔只是一个荣誉而已。不过，将军这一职位仍有很大的声望，他至少在理论上拥有对本国所有武装力量的指挥权。那么任何抵抗将军的大名严格意义上讲都是叛逆者，而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不能抵挡将军极其胆大的对手，也会让他们在攻击皇位的代理人前踌躇一番。将军这个头衔会让持有它的人拥有一个与他势均力敌的其他人所没有的优势。因此，在信长巩固自己在尾张国、三河（Mikawa）国、美浓国的地位，通过联姻和与相邻令制国的其他联盟保护自己的侧翼和后方的时候，他引起了在位的正亲町（Ōgimachi）天皇的注意。处于困境的天皇记起信长的父亲曾在上一任天皇在位时帮助了拮据的宫廷，所以他先后于1562年和1567年两次暗中向信长求助。在这期间，信长虽然遭遇了一些挫折，但是仍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而且这时离京都非常近。当时的将军足利义辉（Yoshiteru）在遭到叛逆大名攻击之后，府邸被焚毁，他本人也在府邸自杀。他的弟弟义昭（Yoshiaki）即将军的顺位继承人，成了流亡者。信长在做好了适当的防范措施后，向京都进军，占领了这座城市并且推立义昭为将军。不久之后他本人成了事实上的将军，足利氏不再掌权。[1]不过他并没有制服所有的敌人。北部、东部、南部和西部都有虎视眈眈的大名，甚至每个大名的军事实力都与他相当。不过，他有虽危险但明确的优势，即他身处中部且是事实上的皇室代理人，而且极其幸运的是，他的同伴秀吉和德川都是有才之人，二人一个是备受他信任的武将，一个是他的盟友。秀吉是织田家雇佣的一个足轻的儿子，他作为一名普通武士从军，很快就获得了军衔。家康是今川家的一个地位较低的家臣，在侍主被信长打败之后，他投靠了织田氏，并让自己的儿子娶了信长的女儿，在信长南征北战的过程中一直做他的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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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人所面临的任务是征服或说服他们最强大的敌人，尽管这里我们无法详述他们的胜利，但是我们可以提一下，到1573年他们已经打败对他们的后方和侧翼构成威胁的越前国与近江（Ōmi）国的大名，并且控制了畿内。不过他们的控制是不稳固的，而且他们之所以能够维持这种控制，更多是因为信长的运气而不是才能，因为他的两个最危险的劲敌—甲斐国的武田信玄（Takeda Shingen）于1573年逝世，时年53岁；越后国的上杉谦信（Uesugi Kenshin）于1578年逝世，时年49岁—壮年早逝。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尽管信长有其他需要应对的劲敌，但他还是将所有精力集中在镇压佛寺上。受镇压的不仅包括比叡山的僧侣—他们的好战习性我们在前文已有提及，还有与他的对手结盟且时不时地会让他非常难堪的其他佛寺。有人曾说，15世纪末的时候，佛寺几乎已经快要得到日本的世俗统治权，不过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撑这种对其权力的高估。就像封建武士往往会有派系之分一样，佛教也会分裂，而且没有一个佛寺足够强大，可以独自与一个实力中等偏上的大名作对。有几座佛寺处于极好的防御位置，但是它们的组织不够有序，无法远距离征战，而且就算它们做了很多努力去争取军事支配地位，封建领主也几乎不可能效忠佛寺，他们只勉强愿意效忠将军本人。在日本，以教义为由实施迫害的记录非常少，不过中世纪的历史表明日本的封建领主绝不会允许宗教机构干预重大政治事务。在信仰上，他们宽宏大量，包罗万象，甚至到了荒唐的程度，而且天资聪慧的僧职人员肯定间接地对他们施加很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必须考察关于像日莲那样有政治头脑的僧人的记载，为的是探明当他们的活动与封建利益冲突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被镇压。的确，幕府多半出于迷信引起的恐惧，会忍受比叡山众佛寺的种种行为；但是僧侣对都城的袭击只是地方性的，一旦他们开始参与争夺封建最高权力的斗争，崛起的军事领导者就会毫不留情地把矛头对准佛寺，把它当作一股政治势力彻底击垮。信长于1571年派了一支军队去镇压摄津顽强反抗的佛寺，这些佛寺大约在一年前给他添了麻烦。至于比叡山，尽管他的追随者对针对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采取极端措施有所顾虑，但是他还是围困了比叡山上的3000座佛寺，并将其付之一炬。被围困的人要么被火烧死，要么被剑杀死，鲜有死里逃生的。他没收了比叡山的土地并在山两侧较低的地方建造了牢固的城池，防止佛寺死灰复燃。尽管这或许是信长极端手段中最为极端的一个，但是在整个生涯当中，他对所有大的佛宗的敌意从未减弱，尽管他与一些禅宗僧侣的关系还算和睦。比如，1581年，他焚毁了和泉国的一座佛寺，因为它抗拒对其土地的调查；同一年，他还威胁毁坏真言宗位于高野山的一座佛寺，因为它藏匿了他的敌人。不过，他最负隅顽抗的对手是所谓的门徒（Monto）宗，又名一向宗，我们已经了解到它们稳稳地扎根于大阪的石山本愿寺以及各令制国，并于15世纪频频发动叛乱，反抗世俗权威。16世纪，一向宗的忠实拥护者肯定阻碍了信长征服敌对者的进程，因为他们经常与后者联合起来。虽然他们负隅顽抗，但是信长最终还是打败了他们。三河国的一向宗非常强大，1560年之后它又连续多年处处为难家康，直到家康在与之敌对的佛宗的帮助下压制了它。1571年，信长在尾张国被一向宗的僧兵击败，次年他再三进攻，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靠着当时流行的卑劣计谋才得以获胜。他假装议和，将他们诱出据点，并设下埋伏，全歼了他们。然后他于1572年进军加贺国和越前国，并击溃了一向宗在那里的僧团势力，一向宗的僧团，自战败封建领主富樫以来，已在那里存续了近100年。甚至这个时候他都未能控制这个顽强的佛宗，因为僧兵在本愿寺加筑工事坚持抵抗。自京都的本愿寺于1465年被比叡山的僧侣摧毁之后，石山本愿寺就成了他们的总部。1573年，信长第一次尝试占领它，但是他的武将因此一役受挫，他未能靠进攻或谋略彻底攻陷它，尽管他用这两种方式尝试了十多年，据说有一次他投入的兵力多达6万人。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本愿寺搬迁到另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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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有人提出反对，既然一向宗能够抵抗如此强大的军事压力，那么就不能说这个时期的佛教机构没有威胁说要篡夺世俗权威。不过，我们必须记得大佛寺的军事胜利大多数取决于与封建领主的联合。这些封建领主欢迎任何于他们各自的争斗有益的助力，而一旦目的达成，他们就会背叛盟友。本愿寺长期存在得益于它的防御位置以及它从信长的对手—西部的毛利氏和东部的武田氏那里获得的支持。[2]此外，从某些方面来看，差一点就战胜世俗势力的一向宗到16世纪中叶已经算不上是宗教机构了。它的僧侣和住持既不遵戒律又不守斋戒，他们结婚，并且像世俗之人一样参与时事，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封建斗争中对抗世俗势力，是因为就其同化程度而言，他们已与封建领主无异。毫无疑问，一些重要的僧职人员如本愿寺的住持光佐（Kōsa）即显如（Kennyo）的目标是获得最高世俗权力，不过事实是他们从未实现这个目标，而且这种情况下这个事实非常有力地证明了他们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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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长虽然没有完全粉碎但还是抑制了宗教机构的抵抗，因此他和部下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制服日本中部和西部的大领主。他的军事总部这时位于近江国的安土城，他可以轻易离开位于京都附近的大本营来这里，因为这是一座兴建于1576～1579年的新城池，日本还是第一次兴建这种城池。它与日本当时的其他建筑一样都是木结构，但是它建在一个厚达70英尺的房基上。从坚固性上讲，它比日本先前的防御工事先进得多。这或许是受到了西方城池的影响，因为那个时期日本已经知道了火器，长达一代人之久。自1542年葡萄牙人到来后，他们也对欧洲的战争方式有了一定的了解。如果不对信长与这些外来人的往来加以叙述的话，我们对其生平的介绍就不算完整。当时，耶稣会传教士在日本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我们首先来探究与其军事事业有关的记载。信长将进攻毛利氏的重任交给了秀吉，他于1577年带着一支精选的强大军队从安土城出发。接下来的五年里，秀吉将毛利氏从7个重要的令制国赶了出去，在1582年一个不满的武将杀害信长的时候，他已经将毛利氏逼到了一个不利的地位。信长在被杀之前已经控制了日本一半以上的令制国—那些环绕在都城四周的、战略上最重要的令制国。他的地位虽然稳固，但也不是牢不可破的。日本要再次实现统一，还需要更多争斗、更多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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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吉有一段时间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既有来自敌人的又有来自从前的盟友的。他与家康出现了嫌隙，不过在一番操作之后，二者达成和解，共同完成了信长开启的大业。1584年，秀吉被任命为摄政（关白），尽管他本人希望成为将军。仅在一年前他感恩地接受了天皇授予的通常由等级较低的朝官担任的四位官职，这一事实表明没有实力、没有财力的宫廷依旧是最令人垂涎的荣誉的来源。他现在开始清除阻止他完成对日本的军事统治的障碍。他镇压了惹人心烦的位于纪伊（Kii）国根来（Negoro）的真言宗佛寺—其僧兵配有火绳枪—他还威胁但最终放过了高野山的佛寺。他与北方的一些大名结盟，然后出发准备击溃位于九州萨摩的庞大的岛津氏。岛津氏（12世纪是贵族庄园的总管）处于全盛时期，实力很强，征战的路途遥远、艰险，所以他号召辖内的所有令制国帮助他筹集了一支25万人的军队和可使用一年的物资。[3]秀吉先是给岛津氏开出了慷慨的条件，但是被拒绝了。然后他调动大军，没怎么费力就让萨摩的统管者屈服并效忠于他。他扣留人质并将九州切分给了地方氏族和他的家臣，不过他对岛津氏非常大方，将他们的大多数地产作为新的封赏赐还给他们。这发生在15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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