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16877 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信长及有权势的军事领主准许甚至鼓励这些外邦传教者的动机做出了诸多猜测。每个历史学家都倾向于选择一个原因而忽略其他原因。我们已经讨论过经济动机，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同胞提供的贸易诱惑，耶稣会士无法取得太大的进展。但是这无法充分地解释为什么信长本人表现出宽容、积极友好且和善的态度。不过，如果我们对他的处境加以考虑，就能清楚地明白他的态度。首先他是一个无法与下属家臣有亲密关系的独裁者，而且他或许喜欢与有着很强的个性和高深学问且对他没有威胁的人打交道。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很欣赏耶稣会士的勇气。尽管这些耶稣会士偏执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但是他们纪律严明，有教养、有学问，还有一些傲骨—这些都是为封建时期的日本所欣赏的特质。出于这些原因，或许还因为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与拉丁人的性情相对应的东西，在当时可能没有一个欧洲人能够像西班牙的耶稣会士那样给人留下积极的印象。[6]信长喜欢基督徒的一个可以确定的原因是他憎恶佛教徒。在与耶稣会士往来期间，他正忙于镇压挑起叛乱的佛宗，他于1571年摧毁比叡山，然后对大阪的一向宗势力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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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879 虽然信长与耶稣会士一样恨恶佛教僧侣，虽然他所在的时代佛教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积极地促进了基督教信仰的发展。他时不时地会聆听布道，作为统治者，他对任何一种宣扬好的行为和顺从的宗教都有好感。不过他喜欢传教士是因为他们对他有用而且招人喜欢，他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世俗学识而非教义。他喜欢和他们讨论西方的事情，当然也喜欢他们赠予他的西方器物。他的头盔留存至今，头盔前檐有用葡萄牙制或佛兰德斯制的深红色的布制成的装饰。整体来看，虽然基督教在日本也有圣徒和殉道者，但是基督教几乎没有在国民生活中留下任何痕迹，它对日本人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也不像朱熹哲学那样深远。日本人也迟迟未能利用西方文化所带来的某些物质好处。或许我们可以说，相比于其教义，日本人更能接受欧洲人带来的土豆和烟草。[7]诸如钟表、地球仪、地图和乐器等西方器物似乎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好奇心，一些学者对学习西方的自然哲学理念很感兴趣，但是我们不能说日本人像7世纪时全盘接受中国文化那样急于接受西方的思维方式。他们似乎并不喜欢思辨哲学，正如一位欧洲观察者坎普法（Kaempfer）在17世纪末的时候说的那样，他们认为思辨哲学是适合懒惰僧人的消遣，不过他们对他口中的“道德部分”很是认可。西方知识分子的最高成就是当时欧洲给他们的大礼，但他们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或者不愿接受，因为套用坎普法的话，他们“不了解数学运算，更不了解西方思想深奥、思辨的部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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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881 有人说火器的引入彻底改变了日本的战争方式，而且它帮助确立了足轻这个步兵阶层，帮助调整了策略并推动了配有铁制炮台、城门、桥梁的大规模城池的建造。不过，在日本，火器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不像在西方那样，因为它没有加速封建制度的瓦解。职业的士兵即以剑为武器的侍，仍旧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就像欧洲的骑士一样，他们并未被先是配备长弓后又配备火枪的步兵取而代之。[9]自16世纪末开始，日本已经确立了稳定的制度，所以统治者的目标就是确保制度不被改变。因此，他们有意无意地拒绝任何会改变既有设置的创新，最后甚至采取闭关锁国的极端措施来规避所有外来的影响。不过这是在他们从欧洲的神职人员和世俗之人那里有了足够多的不好的体验以后才发生的。信长之后，秀吉对耶稣会士的态度并没有变化。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他对他们非常热情友好。传教士前景大好。然后，他毫无征兆地于1587年颁布了一条诏令，把所有传教士赶出日本，不过他细心地解释说葡萄牙商人可以继续贸易。他做出这种突然的举动，主要原因肯定是政治性的。在他的支持下，耶稣会士的主要人物在践行其争取身居高位的人这一深思熟虑的政策上取得了良好进展，他的一些最强大的大名和最有能力的武将都已经皈依基督教。这似乎让他产生了一些担忧，唯恐基督徒之间形成一种联系，使他的家臣联合起来反对他。不过他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并且对那些继续待在日本、不加掩饰地小心传教的神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继续取得惊人的成就，一些皈依基督教的人是真的相信，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10]并且在面临危险的时候始终持守自己的新信仰。不过，从经常会席卷日本的那些风行一时的东西来看，我们忍不住怀疑模仿外邦人的包括信仰在内的风俗习惯已经变成一种风尚。我们知道很多非基督徒急于购买、佩戴念珠和十字架，据说连秀吉本人也是如此；当时流行穿戴外邦人的衣饰，背诵拉丁语祷文。诏令颁布之后的10年里，秀吉一直忍着，没有执行；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很谨慎。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发生了很多事情，这证明了他的观点，即基督教是一个政治威胁。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和贸易商人，密谋针对葡萄牙人，直至最后，传教团的教派纷争和一艘西班牙大型帆船领航员的吹嘘让秀吉相信，外国传教团只不过是政治扩张的先行者。这个时候他已经非常清楚西班牙和葡萄牙传教士作为殖民事业协助者的策略，所以他决定把所有传教士赶出去。接着日本于1597年发生了禁教运动，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对基督徒的迫害。6名西班牙方济各会士、3名耶稣会士和17名日本信徒被处决。一些虔诚的耶稣会士依旧留在日本，大多数躲藏了起来，只有少数得到了秀吉的默许。整体来看，这则诏令严格但并不残酷，并得到了执行。与当代的欧洲相比，秀吉的行为算是开明大度的了。那个时代，宗教裁判所掌权，圣巴托洛谬（St. Bartholomew）殉难，荷兰的阿尔瓦（Alva）惨遭折磨，残忍的奴隶贸易仍在进行。如果秀吉闻到了这些文艺复兴的花朵极淡的香味—他肯定闻到了，因为这个时候日本人已经旅行到了印度和罗马并就欧洲文明写出了报告—那么他可以认为本国的机制更加人性，这几乎是无可指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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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883 在1597年的教徒迫害运动之后，他有所节制，原因是多样的。对西部的领主，他或许不想逼得太紧，他们对耶稣会士很有好感。对基督教，他并没有憎恶之意，在第一次教徒迫害运动爆发之后，他或许对基督徒默默进行自己的神圣事业已经很满意了，因为他可以在任何时间对付他们，而日本人与英国人一样，过去也有一种虽不合逻辑但便宜的习惯，即对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它不是骇人听闻的恶行。此外，他并不确定如果把所有葡萄牙传教士赶出去，他会不会失去葡萄牙贸易商，自足利时期开始，日本人就非常重视对外贸易。我们一定不能认为这种贸易仅限于欧洲商品。相反，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商品是来自亚洲的。船货中最重要的物品就是绢丝，这些绢丝在质量上比内战中工业受创的日本当时所能生产的要好得多。中国的丝绸、书籍、绘画和瓷器，以及来自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药品、香料、树胶和香水是富有的日本人必不可少的奢侈品。这个时期日本还大量进口黄金，以铜和银作为交换。[11]秀吉在计划远征中国之前曾尝试与中国签订商业条约，但是协商失败，葡萄牙人从这一形势中获利，因为他们成为日中贸易往来的运送者兼中间商。或许仅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为什么秀吉在执行诏令的时候有所犹豫。要是他能找到葡萄牙人的替代者，他或许早就将所有葡萄牙神父赶出国门了，不过他于1597年之后忙于其他事务，在1598年逝世，因而日本的传教士有了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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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885 家康在接管秀吉的权力以后，出于同样的原因，最初给予传教士相似的宽容。他的政策是鼓励增加日本商船的数量，同时不让对外贸易有所减少。通过一位西班牙方济各会士，他与位于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官方机构建立了联系，并提出对西班牙的商船开放东部港口，同时表明他不会实施针对基督徒的诏令。重要的是，他提出互惠互利的贸易政策，并让对方派出造船专家到访日本。显然，他当时无意排斥外邦人，甚至希望自己的臣民能够从事海上贸易。不久之后，他发现西班牙人虽然急于将传教士送往日本，却对与东部日本的贸易不大感兴趣，他开始怀疑并严密监控在其新都江户的基督徒，并寻找其他对外贸易渠道。这发生在1605年。荷兰已经连续多年挑战葡萄牙人在东方的贸易垄断地位，并且派了商船到日本来。其中一艘商船脱离了其不幸的同伴，于1600年到达丰后国的港口。船上刚好载有船队的领航员—一个名叫威尔·亚当斯（Will Adams）的英国人，他得到家康重用，并在与贸易和航行相关的事宜上为家康出谋划策。值得一提的是，家康对地图和威尔能够阐释的“一些几何学要点”非常感兴趣。他还了解了关于荷兰人和英国人的一些知识，亚当斯还告诉了他新教国家对罗马教宗的态度。他自然会觉得在没有外国传教士的情况下进行对外贸易是更可取的，也是可以实现的。他依旧以克制甚至宽容的态度对待传教士，不过他的疑心一直在增加，到1612年的时候他下定决心不再容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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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887 细察中国和日本文献记载中的史实，我们会清楚地发现，作为统治者他无法再理智地做出其他决定。他看到耶稣会士密谋将西班牙人赶出去，看到西班牙人迫切要求将荷兰人排除在外。他了解到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之间的争执。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举止或言行不止一次让他有理由担忧他们想要推翻他的政权，甚至企图窃取日本的主权。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不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武力征服日本，不过传教士肯定希望当时的政权被推翻，希望一个支持基督教的派别取而代之。鉴于耶稣会士在统治阶层中所取得的成绩，这样的事情并非绝无可能，秀吉和家康都觉得这是一个切实存在的危险。所以，当家康发现属下一名官员滥用职权，为一个皈依基督教的领主谋利时，当他偶然发现一些家臣和外邦人联合起来密谋针对他时，当他得知一支西班牙舰队停靠在马尼拉时，当他从派去欧洲的间谍了解到基督教君主的野心和罗马教宗的傲气时，他决定立即行动，不再迟疑。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理由担心失去对外贸易了，因为他知道荷兰和英国的商人都希望到访日本港口，而且尽管中日之间并无官方往来，但是日本商船近来已经去到更远的地方，从中南半岛和其他地方的转运口岸带回中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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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889 不过即便到了这时他也没有采取极端措施对付基督徒。1606年、1607年和1611年，他颁布了一些敷衍了事的禁令；1612年和1613年，他颁布了更多禁止基督教的诏令。这些禁令更像是警告性质的，并没有得到彻底落实。对基督徒的打击起初是温和的。在一些封地，基督徒被捕入狱，被拷打、杀害，而另一些封地的统治者或官员，或许是出于对基督教教义的认同，或许是出于一般的人道，只是表面上执行了家康的命令。1612年以前，无论是都城还是德川氏直属领地的外邦，基督徒都没有受到家康的骚扰，甚至在1612年以后家康及其官员虽然拆毁了一些教堂，对武士阶层尤其是身居高位的皈依基督教的人采取了有力措施，但是他们并没有剥夺较低阶层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必须了解日本统治者的态度长达多个世纪都是如此。只要宗教不干预他们的统治，他们也不会干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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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891 虽然这项政策，根据不同的偏好，可能会被归因于信仰无差别主义或宽容，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是特别开明的。同样，总是热情友好地对待外国访客的日本人大体上也以极大的尊重和忍耐对待传教士，不过没有人能否认他们往往是令人恼火的、爱管闲事的客人。那些耶稣会士认为留守在岗位上是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蔑视诏令，但家康没有虐待他们，显然家康也不愿意杀害外国人。这可能是因为他害怕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报复。事实是，虽然1615年一位勇敢的耶稣会士在监狱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苦难，但是第一次处决外国传教士的事件发生在1617年家康逝世后。不过，在这期间，日本皈依基督教的信徒处境不佳。德尔普拉斯所著的《官方殉道者名录》（Martyrology of Delplace）记录了1612～1613年全日本有一些基督教徒被放逐，有一些圣所被焚毁，还有不超过50人被处决。早在1614年家康颁布另一条诏令之前，一些地区的迫害行为就变得更加激烈。在长崎及其周边地区，这种迫害如此残暴，以致九州最精锐的侍在被征召来协助执行命令的时候只是做做样子。总之，在都城以及大多数大家臣的领地，人们是同情基督徒的，所以诏令只得到部分、适度的执行。1615年末，家康忙于对付由秀吉的儿子秀赖（Hideyori）领导的、在大阪城抵抗他的群体，传教士和皈依基督教的信徒都得以喘息，直至这次战乱结束。直到建立德川氏统治地位的家康于1616年6月去世，他的儿子秀忠（Hidetada）继位之后，日本政府机构与外国文明之间才出现了普遍、强烈的敌意，这种敌意以迫害告终。正如一位近代日本作者所说，这场迫害的残暴程度“即便没有超越”西方类似的恶行，至少也是“与之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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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893 [1] 严格意义上讲，足利义昭一直是名义上的将军，直至1597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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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895 [2] 比如，毛利氏于1576年夏向被围困的本愿寺送去了700船大米。他非常愿意看到信长忙得不可开交，这样就能延缓他对自己领地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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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897 [3] 这些数字看似庞大，但并不罕见。岛津氏的档案表明，1581年他动用了11.5万人围困一位敌对大名的城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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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899 [4] 秀吉继承了信长征服中国的想法，信长曾对耶稣会士提及自己的想法。弗洛伊斯（Flois）于1582年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说信长“决定在征服了毛利氏、掌管了日本66个令制国以后，组建一支无敌舰队，用武力征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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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01 [5] 传教士在开始的时候遇到了极大的、几乎难以克服的语言困难。沙勿略在第一次布道的时候似乎无意间劝告日本人信奉大日如来，认为大日如来在日语中指的是至高无上的神。对“上帝”一词的翻译是基督教宣教的一个严重障碍，因为汉语和日语中都没有一个词能够确切地表达基督教中的一神论。在中国，传教士围绕“上帝”一词的汉译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直到克雷芒十世（Clement X）在于1715年颁布的《自登基之日》（Bull Ex illa die）中给出界定。不过，康熙皇帝并不认可其中给出的论点，他在《自登基之日》汉译本的书边写道：“在读完这个诏令之后，我只能说外邦人是思想狭隘的族群。”在考虑外国哲学和宗教在日本的发展时，我们应该始终铭记这个语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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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03 [6] 单从长相上看，他们或许没有北方人吓人。多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曾想象未知世界住满了恶魔，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些恶魔和人只有一丁点相似，有朱红色的脸庞、红色的头发、鼓起的蓝眼睛。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北欧人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喊道：“这是来自外国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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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05 [7] 土豆是英国人1615年从爪哇岛（Java）带来的，烟草是葡萄牙人1590年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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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07 [8] 12世纪和13世纪，中国人在算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是在这之后似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他们无法与1600年以后在中国的耶稣会天文学家相提并论。日本人基于源自荷兰人的提示发明了原创的微分学，他们在利用有限的知识上展现出了聪明才智；坎普法就他们的落后性给出的判断理论上似乎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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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09 [9] 根据1636年的一份名册，在装备较好且尚武的萨摩封地，每20名男性还分不到一支火枪。德川家康每次让势力较大的家臣准备的军事小分队的构成都不一样，不过到约1650年的时候，小分队是按照如下比例构成的：2名火绳枪手，1名弓箭手，3名枪手，其余的为剑士，总计23人，每十名剑士中有一名是骑着马的。那些隶属于将军的小的家臣即旗本（hatamoto）要预备23人，包括1名弓箭手、1名火绳枪手、2名枪手。这个时期这些旗本的年俸只有1000石米。火器不仅稀少，将军幕府还不鼓励家臣们使用，并且还试图控制火器的制造和销售，不过未能完全控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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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11 [10] 比如丰后国的国守大伴氏，“他像追捕野兽一样追捕僧侣，并把消灭他们当成奇特的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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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13 [11] 这是一个很难阐释的问题，因为贵重金属是双向流动的。不过这一时期似乎可以确定的是，贵重金属流向日本的较多。秀吉想要含金的货币，以抵制铜币，所以努力进口黄金。但这一问题因为黄金和白银价值的波动而变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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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18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10]

1706616919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二十章 安土桃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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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21 第一节 新的封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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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23 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方文明对日本体制第一波冲击的结果，现在可以回头追溯一下这些体制在16世纪的发展以及以大阪城被占领（1615年）而告终的争斗。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日本最具破坏性的战事虽然会妨碍但不会阻碍日本文化的发展进程；事实上，那种观点是有很大道理的，即认为战争的刺激、敌对氏族首领之间的竞争以及（或许最重要的）阶层之间障碍的消除带给这个时代在和平恢复以后不曾有的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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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925 足利氏政权的逐渐瓦解说明它的律法没有奏效，大的封建家族在过去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遵守的是自己的法则而非都城的律令。在一个混乱的时代，要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们必须通过强硬的手段在自己的领地实施管理，因此在战争期间律法并没有衰退而是蓬勃发展。每一个强大的家族都编纂或修订了自己的家法，或许我们可以说16世纪的立法和执法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当时依旧有效的家法中最古老的要数大内氏的家法—《大内家壁书》（Ōuchi Wall-Writing）。其中50条留存至今，最早的可追溯到1440年，最晚的可追溯到1495年。最全面的家法是伊达家的《尘芥集》（Dust Heap），之所以命名为“尘芥”，是因为它的内容非常多，而不是说它是由杂七杂八的东西组成的。它的条目共171条，大多数条目是由伊达氏（第十三代）极为谨慎地起草的，他在1550年前后统管着日本北部的大片领土，他的继任者曾于1613年派遣使团拜访教宗。《尘芥集》包括非常详细的与诸如借款和抵押等事宜相关的规定。此外，一些家法体现的只是这个家族长期以来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念，比如《里见家法》（Satomi House Law）里面有一段引言，表明这些规则是前四代家主确立的行为准则。时人一般会在家法里面补充偶尔签发的书面指令，并将家法传给家族成员及其主要的家臣。其他的家法只规定家臣的义务，比如毛利氏于1572年起草的禁令是以誓约的形式呈现的，所有家臣必须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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