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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年 秀吉逝世，家康接管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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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 家康取得关原之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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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年 家康被任命为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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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年 围困大阪，家康获得胜利并成为日本最高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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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们以几乎疯狂的热情引进并接受了烟草。像儒家学者林罗山（Hayashi Razan）这样的道德学家谴责吸烟的行为，不过他却承认自己无法戒掉吸烟的习惯。吸烟变得非常流行，以致被视为公共的威胁，直到1609年（十年后，詹姆斯一世“强烈抨击”粗鄙的吸烟室）幕府颁布了禁烟的诏令，在接下来几年里，这则诏令虽然得到三四次重申，但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它的唯一后果是催生了烟草走私这一不法行为，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以“延寿茶”之名售卖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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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京都也有一家印刷所，管理者是一位名叫“安东尼”原田（“Antonius” Harada）的人。该印刷所（1610年）发行了一本名为《轻视世界》（Contemptus Mundi）的书。这本书其实是《遵主圣范》（Imitation of Christ），其拉丁字母版在日本发行过，不过现在翻译成了日文版并用活字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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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有证据表明奈良时代就已经有了金属活字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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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据说，1450年前后日本土地耕种面积达到300万英亩；到1500年，耕地面积下降了5%。这些数据未必准确，不过它们表明战争造成的损失不会比歉收更严重，尽管这个时期日本经历了极具破坏性的应仁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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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据记录，当时有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的人参与建造大阪城、桃山城和聚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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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京都西本愿寺的一些隔间似乎就是照搬的被毁的聚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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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513年，祥瑞从中国带回了精致的样品；长次郎制作了有名的乐烧（rakuyaki），这是一种以秀吉的聚乐第命名的瓷器；六兵卫约于1580年制作了质朴的备前（Bizen）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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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七篇 江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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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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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德川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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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国的排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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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在日本整个历史当中，其封建统治者是如何尝试阻碍变革进程的，他们通过永久性的法律、通过培养一种道德规范来稳固以自己为首的社会秩序。[1]德川家康及其继任者以一种极为彻底的方式来推行这种注定会失败的政策；从一开始，这种失败的迹象就清晰可见，而我们可以把德川时期的历史看作一个教训，一个竭尽全力抵抗强大的、未知的力量却无疾而终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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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康在秀吉的建议下把江户作为自己的军事总部，随着时间的推移，江户发展为日本最大的要塞和最重要的城市。[2]家康于1590年起就定居江户，但是直到关原之战以后他才最终将江户定为都城。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它意味着此后他摆脱了京都，从自己的军事权力中心统治日本。很久之前，源赖朝刻意在远离京都的地方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我们可以将随后几个世纪将军幕府的衰落部分归咎于其后代没能远离宫廷生活的诱惑和宫廷密谋的威胁。家康决定不重蹈他们的覆辙。在封建制度尚不成熟、京都的文官政权尽管式微但仍在运作的时候，镰仓就已经是封建权力的中心。不过家康的政策不仅使江户成了军事和政治之都，还使它成了日本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德川幕府开垦了大块的土地，并为封建领主分配了住宅用地，同时还为商人做了安排，他们自然是受新建都城的吸引，从京都和大阪来的。家康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城池，比大阪城还要宏伟，他要求他的大名们在这样的项目上给予资助。他通过这种方式及其他类似的征税榨取他们的财力，而他们却不敢反抗。家康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没有一个领主富有或强大到足够挑战他的程度，并防范可能会威胁他的地位的联合。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采取了非常坚决的、值得一提的措施，因为它们不仅是德川家康封建政策的基础，也是江户时代很多最为典型的机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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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原之战（1610年）后不久，他迫使领主签署了一份书面效忠誓约，他们发誓服从江户下达的所有命令，不为幕府的敌人提供保护或避难所。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其得到签署这一事实表明了家康对其家臣的绝对支配权，因为虽然有很多不幸的、背弃早前的封建忠诚原则的行为，但是日本武士一般都遵守了这份誓约。因此，当家康通过围困大阪（1615年）征服了剩余的敌人时，他的地位比先前任何一位将军都要稳固，并且他继续利用各种能够采取的手段巩固自己的地位。家康本人于1616年逝世，不过他的继任者、第二代将军秀忠（1616～1622年在位）和第三代将军家光（Iemitsu，1622～1651年在位）延续了他的政策。我们会描述他们所颁布的法令但不会特别提及颁布者，因为这些法令是幕府机制的结果，它们所表达的不只是单个统治者的观点，而是当时的封建社会观念。这里我们顺便指出，虽然这个时代欧洲的封建机制已经崩塌并被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取代，但是日本的封建制度刚刚成熟。此外，虽然政权比从前更加集中、更加专制，但是执掌政权的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封建氏族首领，而君主政体则处于被搁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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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年江户街头售卖的大幅报纸的片段，表现的是大阪城的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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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幕府采取的第一个举措是起草约束天皇和宫廷行为与职能的规章。德川家康对皇室相当慷慨，分给了他们足够的收入，然而所有大名—除了最不重要的以外—都比天皇及其家族富有，而且后者不能拥有土地，其收入也只能是实物。天皇没有任何行政职能。有权势的幕府官员住在宫廷进行监督，实际上是指挥天皇，天皇仅剩的特权是任命将军和其他特定的幕府官员。这些纯粹是形式上的，而且天皇这一职位虽然仍被赋予自古就有的尊贵，但完全是礼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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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范家臣抗命，德川幕府的将军们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他们在对待大名的时候做了区分，将他们分为在德川氏还是地方贵族的时候就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大名和在关原之战之后才听命于他们的大名。前者是谱代（fudai）大名，后者是外样（tozama）大名。外样大名个个都是最富有的、表面上最高贵的家臣。将军在感觉地位稳固之前，在礼仪上把他们当作几乎可以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来对待，事实上，他们也确实与将军相当，因为从出身来看，将军比不上前田（maeda）氏、岛津氏、伊达氏等贵族氏族的家主。不过，与之同时，他也竭尽所能地削弱他们的攻击力。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被迫大笔资助庞大的公共项目；而且为了避免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制造麻烦，当时幕府逐渐形成了人质扣押制度，最终实行了名为“参勤交代”（sankin kōtai）的制度，即每位重要的大名每年必须在江户待上几个月，在他返回封地的时候必须把妻子和家人留在江户。谱代大名虽然没有主要的外样大名地产多，但是他们分到的土地位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控制着交通要道和主要的市町，或者位于与将军潜在敌人的领地接壤的地方，为的是在他们哪天冒险向江户进军的时候，对其侧翼或后方构成威胁。幕府严格限制封建城池的建造甚至小规模的修复。在欧洲，像威尼斯这样的大城市或者像汉萨这样的城镇往往会保持或增加自己的特权。而在日本，这一进程颠倒过来，像大阪、堺市、长崎这样的贸易中心以及其他从政治角度来看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比如祭拜皇室先祖的地方即伊势的山田，却被置于幕府官员的直接统治之下。主要交通要道上的关卡依旧存在，为的是监视往来的旅者[3]，而政府有意不在通往江户的要道上建造桥梁和其他促进交通的设施。他们甚至扩大了削弱潜在敌人的政策，以致到了干涉宗教的程度，迫使本愿寺的佛宗分成两个支系，将威胁减半。从本愿寺先前的经历来看，它们惧怕亲鸾教团人多势众的后来者也是有理由的，这个教团是由相信阿弥陀佛慈悲的温和的信众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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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的将军们计划通过这些以及类似的其他举措确保其统治的延续；不过他们谨慎地强化我们所称的至高统治权的物理特征，所采用的方式用现代术语来描述的话就是普遍、密集的文化宣传。虽然1615年大阪被攻破以后，日本有了几乎没有间断的和平，但是连续几代统治者都是尚武的，他们行政管理的立足点实际上是战争，而且盛行的法律本质上是军事管制法。幕府本质上是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武士阶层地位最高，其他所有阶层，无论农民、手工艺人、商人、雇工，都须为武士阶层的利益服务。这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遵守的规范。他们只需要顺从即可，而处于支配地位的侍则需要一个特殊的法律和特殊的道德规范。当然，这些法律和规范存在于我们已经看到的于11世纪的氏族争斗中缓慢形成的传统之中，它们在旷日持久的内战中迫于混乱状态的压力而衰落，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存在，并且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而逐渐复兴。将军幕府要做的是赋予这种传统以确定的形式和权威，很快他们便开始对影响侍的职责和举止的要点进行极为细致的立法。我们稍后会对他们的法律进行回顾，不过这里我们可以说幕府多次颁布约束上到大名、下到足轻的武士阶层行为的法律。它们本质上是三河国领主德川氏家法的延伸，因此与我们在探讨信长时期和秀吉时期的封建法律时描述的家法类似。不过在德川时期，这些律法不仅更为详细、明确，而且在全日本都有效力。此外，学界一直恰当地称之为德川时期的日本宪法。值得重申的是，在幕府看来，这部宪法从根本上是不可更改的。每位将军在继任的时候，都会在所有家臣参与的庄严的仪式上重申这部宪法。虽然迫于形势，他们有时不得不做细节的改动，但他们从不允许也不会考虑改变它的根本原则，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惩处违反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