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16999 [2] 京都也有一家印刷所，管理者是一位名叫“安东尼”原田（“Antonius” Harada）的人。该印刷所（1610年）发行了一本名为《轻视世界》（Contemptus Mundi）的书。这本书其实是《遵主圣范》（Imitation of Christ），其拉丁字母版在日本发行过，不过现在翻译成了日文版并用活字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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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01 [3] 现有证据表明奈良时代就已经有了金属活字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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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03 [4] 据说，1450年前后日本土地耕种面积达到300万英亩；到1500年，耕地面积下降了5%。这些数据未必准确，不过它们表明战争造成的损失不会比歉收更严重，尽管这个时期日本经历了极具破坏性的应仁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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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05 [5] 据记录，当时有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的人参与建造大阪城、桃山城和聚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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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07 [6] 京都西本愿寺的一些隔间似乎就是照搬的被毁的聚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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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09 [7] 1513年，祥瑞从中国带回了精致的样品；长次郎制作了有名的乐烧（rakuyaki），这是一种以秀吉的聚乐第命名的瓷器；六兵卫约于1580年制作了质朴的备前（Bizen）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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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14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11]

1706617015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七篇 江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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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17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12]

1706617018 第二十一章 德川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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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20 第一节 本国的排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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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22 我们已经看到，在日本整个历史当中，其封建统治者是如何尝试阻碍变革进程的，他们通过永久性的法律、通过培养一种道德规范来稳固以自己为首的社会秩序。[1]德川家康及其继任者以一种极为彻底的方式来推行这种注定会失败的政策；从一开始，这种失败的迹象就清晰可见，而我们可以把德川时期的历史看作一个教训，一个竭尽全力抵抗强大的、未知的力量却无疾而终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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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24 家康在秀吉的建议下把江户作为自己的军事总部，随着时间的推移，江户发展为日本最大的要塞和最重要的城市。[2]家康于1590年起就定居江户，但是直到关原之战以后他才最终将江户定为都城。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它意味着此后他摆脱了京都，从自己的军事权力中心统治日本。很久之前，源赖朝刻意在远离京都的地方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我们可以将随后几个世纪将军幕府的衰落部分归咎于其后代没能远离宫廷生活的诱惑和宫廷密谋的威胁。家康决定不重蹈他们的覆辙。在封建制度尚不成熟、京都的文官政权尽管式微但仍在运作的时候，镰仓就已经是封建权力的中心。不过家康的政策不仅使江户成了军事和政治之都，还使它成了日本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德川幕府开垦了大块的土地，并为封建领主分配了住宅用地，同时还为商人做了安排，他们自然是受新建都城的吸引，从京都和大阪来的。家康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城池，比大阪城还要宏伟，他要求他的大名们在这样的项目上给予资助。他通过这种方式及其他类似的征税榨取他们的财力，而他们却不敢反抗。家康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没有一个领主富有或强大到足够挑战他的程度，并防范可能会威胁他的地位的联合。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采取了非常坚决的、值得一提的措施，因为它们不仅是德川家康封建政策的基础，也是江户时代很多最为典型的机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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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26 关原之战（1610年）后不久，他迫使领主签署了一份书面效忠誓约，他们发誓服从江户下达的所有命令，不为幕府的敌人提供保护或避难所。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其得到签署这一事实表明了家康对其家臣的绝对支配权，因为虽然有很多不幸的、背弃早前的封建忠诚原则的行为，但是日本武士一般都遵守了这份誓约。因此，当家康通过围困大阪（1615年）征服了剩余的敌人时，他的地位比先前任何一位将军都要稳固，并且他继续利用各种能够采取的手段巩固自己的地位。家康本人于1616年逝世，不过他的继任者、第二代将军秀忠（1616～1622年在位）和第三代将军家光（Iemitsu，1622～1651年在位）延续了他的政策。我们会描述他们所颁布的法令但不会特别提及颁布者，因为这些法令是幕府机制的结果，它们所表达的不只是单个统治者的观点，而是当时的封建社会观念。这里我们顺便指出，虽然这个时代欧洲的封建机制已经崩塌并被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取代，但是日本的封建制度刚刚成熟。此外，虽然政权比从前更加集中、更加专制，但是执掌政权的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封建氏族首领，而君主政体则处于被搁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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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31 1615年江户街头售卖的大幅报纸的片段，表现的是大阪城的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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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33 将军幕府采取的第一个举措是起草约束天皇和宫廷行为与职能的规章。德川家康对皇室相当慷慨，分给了他们足够的收入，然而所有大名—除了最不重要的以外—都比天皇及其家族富有，而且后者不能拥有土地，其收入也只能是实物。天皇没有任何行政职能。有权势的幕府官员住在宫廷进行监督，实际上是指挥天皇，天皇仅剩的特权是任命将军和其他特定的幕府官员。这些纯粹是形式上的，而且天皇这一职位虽然仍被赋予自古就有的尊贵，但完全是礼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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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35 为了防范家臣抗命，德川幕府的将军们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他们在对待大名的时候做了区分，将他们分为在德川氏还是地方贵族的时候就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大名和在关原之战之后才听命于他们的大名。前者是谱代（fudai）大名，后者是外样（tozama）大名。外样大名个个都是最富有的、表面上最高贵的家臣。将军在感觉地位稳固之前，在礼仪上把他们当作几乎可以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来对待，事实上，他们也确实与将军相当，因为从出身来看，将军比不上前田（maeda）氏、岛津氏、伊达氏等贵族氏族的家主。不过，与之同时，他也竭尽所能地削弱他们的攻击力。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被迫大笔资助庞大的公共项目；而且为了避免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制造麻烦，当时幕府逐渐形成了人质扣押制度，最终实行了名为“参勤交代”（sankin kōtai）的制度，即每位重要的大名每年必须在江户待上几个月，在他返回封地的时候必须把妻子和家人留在江户。谱代大名虽然没有主要的外样大名地产多，但是他们分到的土地位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控制着交通要道和主要的市町，或者位于与将军潜在敌人的领地接壤的地方，为的是在他们哪天冒险向江户进军的时候，对其侧翼或后方构成威胁。幕府严格限制封建城池的建造甚至小规模的修复。在欧洲，像威尼斯这样的大城市或者像汉萨这样的城镇往往会保持或增加自己的特权。而在日本，这一进程颠倒过来，像大阪、堺市、长崎这样的贸易中心以及其他从政治角度来看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比如祭拜皇室先祖的地方即伊势的山田，却被置于幕府官员的直接统治之下。主要交通要道上的关卡依旧存在，为的是监视往来的旅者[3]，而政府有意不在通往江户的要道上建造桥梁和其他促进交通的设施。他们甚至扩大了削弱潜在敌人的政策，以致到了干涉宗教的程度，迫使本愿寺的佛宗分成两个支系，将威胁减半。从本愿寺先前的经历来看，它们惧怕亲鸾教团人多势众的后来者也是有理由的，这个教团是由相信阿弥陀佛慈悲的温和的信众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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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37 德川幕府的将军们计划通过这些以及类似的其他举措确保其统治的延续；不过他们谨慎地强化我们所称的至高统治权的物理特征，所采用的方式用现代术语来描述的话就是普遍、密集的文化宣传。虽然1615年大阪被攻破以后，日本有了几乎没有间断的和平，但是连续几代统治者都是尚武的，他们行政管理的立足点实际上是战争，而且盛行的法律本质上是军事管制法。幕府本质上是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武士阶层地位最高，其他所有阶层，无论农民、手工艺人、商人、雇工，都须为武士阶层的利益服务。这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遵守的规范。他们只需要顺从即可，而处于支配地位的侍则需要一个特殊的法律和特殊的道德规范。当然，这些法律和规范存在于我们已经看到的于11世纪的氏族争斗中缓慢形成的传统之中，它们在旷日持久的内战中迫于混乱状态的压力而衰落，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存在，并且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而逐渐复兴。将军幕府要做的是赋予这种传统以确定的形式和权威，很快他们便开始对影响侍的职责和举止的要点进行极为细致的立法。我们稍后会对他们的法律进行回顾，不过这里我们可以说幕府多次颁布约束上到大名、下到足轻的武士阶层行为的法律。它们本质上是三河国领主德川氏家法的延伸，因此与我们在探讨信长时期和秀吉时期的封建法律时描述的家法类似。不过在德川时期，这些律法不仅更为详细、明确，而且在全日本都有效力。此外，学界一直恰当地称之为德川时期的日本宪法。值得重申的是，在幕府看来，这部宪法从根本上是不可更改的。每位将军在继任的时候，都会在所有家臣参与的庄严的仪式上重申这部宪法。虽然迫于形势，他们有时不得不做细节的改动，但他们从不允许也不会考虑改变它的根本原则，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惩处违反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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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39 只有参照他们保存所掌控的封建政体的决心，我们才能理解家康继任者的很多看似不理智的行为。最先吸引学生注意的、在日本随后的发展中造成巨大影响的是对针对基督教的诏令的最终落实和为幕府“加冕”的彻底的锁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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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41 家康逝世的时候，宗教迫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虽然在某些地方基督徒痛苦地殉道，但是对基督教的敌意并不普遍，一些上层人士甚至存在对基督教的同情。律法轻易变成了形同虚设的规定，基督教有了其他宗派通常会有的信仰自由。这个时候幕府的地位足够稳固，可以应对颠覆性的政治活动，并不是很在意百姓信什么教，只要他们温顺即可。此外，在德川氏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以后，他们的方针是不干涉直属领地以外任何一块封地的内政。大名对其百姓有绝对的管辖权，他可以随意压迫或爱护他们，前提是他的行为不得危及幕府的主要政策，即维持稳定和秩序。不过第二代将军秀忠认为他在管辖范围内察觉到的正是这种危险，即便不是来自基督徒，起码是来自欧洲人的。这个时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在争夺贸易特权，每个集团都情愿诽谤另一集团的人，并且让幕府官员意识到欧洲国家对东方领土怀有不好的意图，这种暗示足够真实。西班牙人占据了菲律宾，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荷兰人占据了台湾岛，英国人占据了马来西亚，而且并非所有的领航者都对土地或海洋的所有权有严肃的认知。英国商人考克斯（Cocks）在他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是怎样于1616年在江户“呼吁免除西班牙人的特权”，他指出西班牙人指望基督徒大名叛乱，信奉天主教的日本人都能聚集在他们的旗下，指望他们夺取一些据点并将其占据，直到海上援助到来。他说，西班牙人已经准备好了载满人员和珠宝的船只，为的是实现这个目标，所以他们“既不缺少实现这一计谋的财力，也不缺少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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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43 这种说辞无疑加深了秀忠脑海中已有的疑虑，因为在听到这种说辞之后不久他就颁布了反基督教的新令。这则诏令让所有神父遭到放逐，无一例外，并且禁止日本人与基督教有任何联系，违者处死。因为家康的葬礼，宗教迫害暂缓，不过到1617年，迫害重又开始，而且在负责执行诏令的官员发现普通的惩罚措施完全无法阻止神父布道、阻止其信徒信教的时候，迫害日甚一日。与继而发生的令人作呕的折磨和残酷的杀害有关的记录太过惊悚，此不赘述。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它见证了人性以法律和秩序为名能堕落到何等阴暗的程度，那它同样也是一个令人悲痛却又令人动容的证据，证明了人类为了捍卫理想所表现出的英勇。对英勇的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耶稣会最大的回馈莫过于其信徒感人至深的坚定，他们大多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耕农，他们从小被教育要像英勇的侍那样，勇敢、平静地面对恶魔般的残暴行为。数以千计的男人、女人常常哼着赞歌走向拷问台，走向火刑柱，走向十字架和深坑，并勉励他们的教友永远不要退缩。连续数年，这种迫害的残暴程度分毫未减，直到最后它影响了基督徒的人数。有一点很重要，即使在这个糟糕的阶段，当局也不愿意以死刑处决外国传教士。但凡有可能，当局会驱逐或者把他们丢到监狱里，只有在其顽强反抗的时候才会采取极端措施。不过，到1622年，将军有理由怀疑罗马天主教会与西班牙密谋入侵日本，大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对神父更加严苛，并且重新制定了反基督教的法令。所以，稍后放缓的迫害活动死灰复燃，从西日本一直蔓延到德川幕府的直属领地。1624年，他下令驱逐境内所有西班牙人，不论他们是神父还是世俗之人，并规定日本基督徒不得到访海外。不过仍有传教士来到日本、受难，在到达和受难之间的简短时间里使人皈依基督教。关于这个时期日本的基督徒人数意见不一，教会历史学家也并不是完全可信的，基督徒最多的时候很可能达到30万人。我们难以确定这些人中有多少人受难；因为肯定有一大批人即便不是迫于领主之命，也只是接受了基督信仰而并不是深信，有可能这些并未深信的皈依者在放弃信仰之后很快得到宽恕。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当时肯定有数量可观的日本人以一种令后来的旁观者不解的顽强坚守自己的信仰。这些旁观者或许被信众对礼拜日的轻松态度误导，误以为这里没有深植的宗教热情，只有非基督徒的轻率。然而，沉重并非信仰的必要元素；我们已经在日本的佛教记录中多次看到士兵和耕农带着即将进入极乐世界的信念面对惨烈的结局，或者为了守护《莲华经》英勇抗争。这些人无惧死亡。或许是因为性情之中潜藏的悲观情绪，或许是因为贫困、绝望，他们觉得生活并不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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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45 我们很难区分日本某些宗教运动中的精神因素和经济因素，因此我们很难说15世纪的一向宗暴乱在多大程度上算是与土地有关的动乱，有基督徒参与的岛原之乱也是如此。这场暴乱于1637年爆发，是日本与外界断绝往来的直接促因之一。约从1627年开始，迫害的势头逐渐减弱。基督教看似要么被禁绝，要么被迫转入地下。不过在一些足够远离官员密切监视的地区，信徒依旧暗中信奉基督教，他们可怜地采用骗术以躲避盘查。他们会崇拜做得像观音的圣母玛利亚的小像，并把它放在家中的佛龛或神道教的神棚（kamidana）里；他们还会在农舍灶房的漆黑凹陷处摆上刻有圣像的器具。基督教信仰存续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基督教最早传入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中为首的是那些靠近长崎的地区。长崎周边地区的迫害活动最为严重。到1637年末的时候，居住在天草岛和岛原的人发动暴乱，这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基督徒。很有可能就像一些编年史家所说的那样，封建领主的压迫让他们极度绝望，因为他们与日本其他很多地方的农民一样，要缴纳的赋税逼近了其所能承受的极限；不过似乎让他们有勇气奋起反抗的是其基督信仰，因为他们相信无论如何死亡或患难都是命定的，他们也相信未来会有喜乐。1638年初，几千名基督徒，其中有男人、女人、孩童，联合起来占据了位于岛原一个陡峭海岬的破旧城堡。领导他们的是五个心生不满的侍，他们从前跟随信奉基督的武将参与封建战争，但这时已经没了侍主。很多叛乱者和他们一样，并非单纯的耕农，而是因内战局势身陷困境、前途未卜的老兵。他们坚持了两个多月，抵抗被派去镇压他们的人数众多的军队，他们的旗帜上绘有耶稣、玛利亚、圣雅各（St.Iago）等传奇人物的肖像以及圣餐礼（Louvado Seia O Sactissimo Sacramento），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旗帜才倒下，几乎所有人被杀。经过这场屠戮，日本的基督徒基本上被消灭殆尽，尽管少数几个乡野群体仍在暗中信奉基督教，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才敢公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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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7047 毋庸置疑，对诸如此类叛乱的恐惧，正是在日本统治者中势头日盛的排外运动的最后一个推动力。现在在他们的认知中，基督信仰是与外敌入侵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规避基督教渗透和外敌入侵的危险，他们决意切断与西方的所有联系。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得出这一结论。在对待外国人的时候，无论是神父还是商人，他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值得称道的宽容大度。这种种族敌意和国家敌意的缺乏，可以部分归因于他们对物质利益的渴求，不过肯定也可以归因于他们根深蒂固的、面对外人时的友好习性及强烈的热情好客的责任感。最终让他们背弃其高标准的是恐惧这个一切恶的源泉。1624年，幕府驱逐了西班牙人，1638年驱逐了葡萄牙人（主要原因似乎是怀疑他们是岛原之乱的共谋）。一旦排外运动正式开始，一旦认为本国的安全危在旦夕，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方式就变得残酷起来。1640年，被派来要求重启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使臣被当即处死，惨遭与1280年被派来的不幸的蒙古使臣同样的命运。他们惨遭厄运的原因相似，即日本人想要表明他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必须补充的是，即便在实施针对外国人的极其严厉的措施时，日本官员也表现出对恰当、得体的强烈感情。因此，在对律法的漠视迫使幕府采取极端措施之前，被定罪的神父在被处决时会得到日本身居高位的人才能享受到的仪式与待遇，我们甚至可以说，日本人是带着敬意处决他们的。幕府官员向他们充分解释了驱逐的法令，还细致周密地处理了那些按照法令离开的人员的财产。英国人和荷兰人并不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不过英国人的贸易平台因为管理不善于1623年关停，所以到1640年的时候，除了一些获准留下的中国人和被限制（与囚禁差不多）在长崎一个小型定居点的荷兰人以外，日本已经没有外国人了。在长崎，每年会有少数遭到严格限制和密切监视的贸易船只来访。在20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稀稀疏疏的外来物品和外来理念是日本与整个世界仅有的交流[5]，因为1637年幕府规定臣民不得离开本国，一旦离开，不得返回。每一个尝试离开或尝试返回的人都将被处以死刑，而且为了确保这条法令得到充分落实，幕府禁止建造任何载重量在500石以上的船，即禁止建造任何足以在海上航行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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