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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看到，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这些条款并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或法典。它们只是对支撑习惯法的一些原则的书面表述，并没有取代习惯法，只是对它的补充。从德川时代中期开始，成文法和法规大量出现，不过大多是以判例注解或判例汇编的形式出现，虽然渐成体系，但是其特性与近代法律截然不同。或许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一位英国法官会从一条法律的文本中判断它的目的，而一位日本法官已被告知法律的目的，他需要自己判断是否要让它产生效力。这种对比—这样表述肯定是有所夸大的—或许能够解释那种针对日本体制的生动但不准确的评论为何频频出现。经常有人说德川幕府故弄玄虚，甚至不向公众公开它的法律，因此公众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犯罪。这种说法有一丁点儿的合理性。儒家教义教导众人按所吩咐的去做，不问缘由；而且肯定没有日本统治者会特地向他最卑微的百姓解释自己的指令。因此，《御定书百个条》有如下背书：“这些条令已经呈给将军并获得批准。除了奉行以外，他人不得查阅。”但是这并不是说整部法典都是隐秘的，每个法条都由一个禁止性的条款和惩罚性的条款构成。通过口头宣告和告示栏，那些禁止性的条款得以公之于众。只有那些旨在引导法官做出裁决的条款没有公开，比如那些指出他们在量刑的时候可以自行决定的条款；而且因为是习惯法，所以刑罚是众所周知的。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法典越来越熟悉，到德川末期的时候，书店已经开始出售这部法典，黄色的封面，像当时流行的小说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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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德川幕府的统治者并不认为编撰一部条理分明、具体的民事或刑事法律并予以强制执行是他们的职责。他们原则上甚至反对基于法理学的细节的法规。他们似乎更喜欢沿着经验主义的路线，在必要的时候制定法律，而不是预先制定好。我们更有可能在他们持有或宣称的某些道德准则中找到其法规中的合理化的要素。正如我们在描述整个封建时期的局势时所注意到的那样，首要的道德准则便是忠诚，即主人和仆人之间的责任关系。起初，这种忠诚只是一种封建美德，几乎是军队中独有的一种关系。不过江户时代，在和平年间，忠诚变成了各个阶层追求的理想，并且被视为检验行为的试金石，不仅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试金石，也是农民和雇工之间、商人和记账员之间、手工艺人和学徒之间，甚至是投机者及其弟子之间的试金石。有一次，幕府计划将一些农民从一块封地迁移到另一块封地，他们拉起写有“一个农民不会侍奉两个领主”的横幅示威，这是对那种令人引以为傲的品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运用，这种品质曾让侍跟随侍主出生入死。不过，和旧时封建氏族首领与其家臣或扈从的那种联结相比，这时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具体、更加实际。旧时的家臣或扈从在被征召入伍的时候会舍弃稻田，穿着打有补丁的盔甲、带着生锈的长戟和瘦骨嶙峋的战马赶赴前线。而德川时期的侍是职业士兵，他们生活在驻防的市町里，装备精良并且有固定的军饷或给养，作为回报，他们任凭领主调遣。赋予这种契约关系以道德特征被认为是恰当的，而且必须承认的是，日本的统治者会不遗余力地反复灌输忠诚的信条，他们发现总有人愿意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取得了成功，甚至到了法律、文学、艺术被这种封建理念支配的程度，且不谈它对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影响。客观地说，他们将义务上升到道德的制高点，以致曾经最为重要的孝顺变成了忠于主人和恩人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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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德川幕府的统治者认为百姓的行为不应基于法律规范，而应基于道德规范，所以他们的法规常常都是以劝诫性的告示（即“札”，日语读作satsu或fuda）的形式公之于众，张贴在位于各个市町和乡村显眼地方的高柱上。[8]其中最有名的是《亲子兄弟札》，因为它劝诫家庭成员要保持和谐的关系。它还说仆人应当忠诚，主人应当公正；每个人都应当节约、勤奋并且一生持守自己的身份地位。总之，要品行端正。诸如此类的札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在1700年前后的时候，先前专制的、纯粹的封建政体开始转变为一个更加温和的官僚政体。不过直到那个时候针对某些罪行的法律依旧严苛，而且完全是威慑性的。无论是通俗的语言还是当时的法律论著，都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不可否认的是，针对罪行设计的刑罚就是为了使人心生恐惧。当时不仅有直接枭首示众，还有五马分尸，以及其他痛苦的死刑。一些罪犯腰以下的部位被埋了起来，任何一个围观的人都可以在他们被处决之前拿竹锯削他的肉。罪犯的尸体常常任由侍处置，为的是让他们测试自己的剑。火刑是留给那些犯了纵火罪的人的，这是罪与罚相符的案例。被拷问的罪犯经常被折磨，被囚者会遭到残酷的对待。想要了解更多这种性质的惊悚细节，读者可以查阅已故的J.C.霍尔（J.C.Hall）关于日本封建法律的论文，不过最好同时也查阅一下17世纪甚至更晚时期关于英国刑罚措施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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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舟所绘的有名的风景绘卷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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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民事和刑事法规的典型特征是遵循了其政体的阶层划分。侍和平民量刑不同，刑罚方式不一。江户时代早期，“像町人或农民那样等级低下的人言语粗鲁，举止无礼，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他们就会被处死”。这条法则也许被称作“切舍御免”（kirisute gomen），即“允许武士（当即）斩杀无礼之人，然后离开”。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条法则的解释越发严格，不过它清楚地表明了封建统治者是怎样看待武士在国家中的地位的。围绕婚姻和继承权，当时有两部法规，一部是针对侍的，另一部是针对平民的。同一种罪行，犯罪者如果是侍，则被视作“过失”；如果是平民，则被视为“犯罪”。德川时期的一部官方的法律汇编写道：“所有罪行的刑罚都要根据社会地位来决定。”通过调查德川时期实施的刑罚，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原则得到了遵守。同样的罪行，侍往往会被轻易放过，农民则会受到刑罚，甚至是被处以死刑；此外，侍可能会因某一罪行被放逐或被迫自杀，但同样的罪行在平民身上则是轻微可宽恕的。这条法律践行了一个社会理论，即农民和町人是为武士阶层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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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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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的概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当德川幕府决定继续在和平时期实施军事管制的时候，它令自己陷入了相当大的经济困境。他们要确保人数众多的特权阶层得到供养，这个阶层不仅没有产出，还需要与之尊荣相配的武器、居所、衣物和食物。排外的法令切断了外来的供应，所以只能依赖国内的产出，而且恢复和平之后，人口有所增加，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需求量日益增大。因此，他们面临供应和分配这两大难题，从根本上讲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考量足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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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世纪以后这一危险形势才变得严重。战后，功成名就的大名及其家眷定居下来，享受他们的土地和特权。当时农民似乎没有理由不继续恭顺地耕作，以供等级高于他们的人消费，商人也没有理由不恭敬地供应其他商品。有一段时间甚至还出现相当繁荣的景象，这种繁荣起初是真实的，后来就只是表面上的。18世纪初，日本政府的收入估计有2800万石米（约合14000万蒲式耳）。财富是以大米计量的，因为它是当时最重要的交换媒介，也是主要的食物。在上述2800万石大米中，有800万是属于将军的，剩下的（除了分给皇室的4万石以外）属于那些切分整个国家的270位大名。[9]大名实际上是家臣，要么获赐了一块产值在1万石以上的土地，要么他对这样大小的土地的所有权得到承认。其中有像前田氏那样强大的外样大名，年收入超过100万石，紧随其后的是岛津氏、伊达氏和其他大名，而世袭家臣（谱代大名）的平均收入约为10万石，谱代大名人数约为150人。自将军以下，所有大名都掌管着相当大的领地，而且必须供养人数众多的家臣，上到主管政务的家老，下到最卑微的足轻。因此，重要大名手下主要的侍往往能获得1万石的收入，甚至其下属的足轻往往也能分得定量收入，这份收入能够让他过上像富农一样的生活。位列大名之下的是将军的其他家臣。当时有5000名旗本，其收入不高于1万石；有1.5万名御家人，其收入只有100石。我们会看到，那些被客气地称为有闲阶层或食利阶层的人非常多，极大地消耗了国家的资源。他们的食物几乎完全来自农民的劳动。大领主的官员极为细致地调查了领地内的所有土地，根据地理位置、土壤性质、耕种人数估计产量，在一些情况下根据试验田的产量来估计。然后大领主会抽取他的份额，按照四公六民（shi-kō roku-min）的惯例进行划分，即领主与农民的所得之比为4∶6，不过有时候为2∶1。调查、评估和分配的过程中有足够的滥用职权的空间，所以在很多领地，腐败或过度热衷于职权滥用的官员的压迫会导致农民起义。即便在形势最好的时候，农民的处境也是很糟糕的。江户时代的小说、剧作和绘画会让人联想到那个时期乡村的生活有一种闲适、恬静的魅力。在描绘充满魅力的乡村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十分健壮的农民一边插秧一边快乐地哼着民歌，可以看到他们在斋日穿着上好的衣服成群结队地去寺庙，或者在播种和丰收的间隙，坚定地长途跋涉，到远方的神社朝圣。毋庸置疑，他们肯定是拥有简单的快乐的，而且我们不应毫无保留地接受经济论著里一些有待证实的说法。不过整体来看，证据确凿，难以否认。首先，统治阶层对生产者的态度是确定无疑的。他们只是嘴上强调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这一理论。农民的地位次于侍，并且在手工艺人和商人之上。在德川时期的文学中，我们经常能遇到诸如此类的说法：“一个农民抵得上两个侍，两个穷人抵得上四个町人。”不过这只是古代理论的残余，在现实中，耕农被视为并被当作生产供侍食用的大米的机器。官员看重农业，却不看重农业生产者。德川时期早期的诏令总是有这样的开场白：“鉴于耕农是愚民”或“鉴于耕农是没有理智或远见之人”。当时的看法是：恰当的治理方式是确保“农民拥有刚好够生存的即可”。这句话是家康时期一位政治作家说的。此外，统治者总说要干预耕农的个人生活。1649年颁布的一条臭名昭著的公告命令他们早早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不要吃米饭，而要满足于食用粗糙的饭菜，不要喝茶，不要吸烟，并且如果他们的妻子轻浮且爱去寺庙或者爱在山上晃悠，那就立即休掉她们。如果正常时期大多数人是这种境遇，那么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他们在干旱、饥荒和瘟疫之时会是多么痛苦；而且，他们以温和、友善、谦恭和与世界各地的农民一样的节俭熬过了几个世纪的试炼，这说明了他们高尚的品格。值得补充的是，几个封地的统治者足够开明地研究农民的利益，还有一些封地的侍保留着旧时的简朴，并不会不屑于耕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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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整体来看，我们确实可以说农民受到了武士阶层的沉重压迫，而不久之后武士阶层反过来又被崛起的商人阶层剥削。然后，当大名和侍试图将他们的重担转嫁到已经不堪重负的农民阶层身上的时候，农业经济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日本无力承担、需要请求外界支援的商业经济。这句简短的评论总结了日本200多年的历史，我们接下来会略微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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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一次还算准确的人口普查可追溯到1726年。因为有遗漏和重复，所以它并不完美，不过足够准确，可以让我们相对确定地估计德川时期后半叶初期的人口数。当时的人口总数在2800万～3000万，随后的记录表明人口数量在1725～1850年几乎一直处于这个水平。我们不知道德川时期上半叶的人口变化，不过这种现存的不完全的数据证实了一个先验假设，即1600～1725年日本人口出现了适度的增长。在这些年间，日本有和平，有闲适，有持续的工业和商业发展，有稍微自由的商品流通，而这些都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出生率远高于死亡率。不过这些发展是有一个无法超越的上限的，其原因多种多样。首先，1615年以后，人口构成经历了重大变化。将军幕府的都城江户和二三百位大名所在的城池现在成了大名及其家臣和下属大多数武士的长期居住地。结果就连最小的封地也得供养人数众多的非生产人群，其中不仅有侍，还有他们个人的扈从及家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这时也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为了满足这些群体的需要，日本出现了一个由商人、手工业者和雇工构成的阶层，在一些较大的城市，这个阶层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大阪、堺市、长崎及其他几个地方曾经就是贸易中心，在和平时期，它们自然会繁荣发展，在将军幕府的直接管辖下，它们几乎成了独有的工业和商业城市。不过江户才是发展速度最令人惊异的城市。1600年以前，它还是一个可怜的、难以维系的村落，在德川氏的管理下，它不仅成了容纳所有幕府官员府衙和宅邸的统治中心，还是大名的居住地，后者每年大部分时间在幕府轮值。他们连同其数以千计的士兵和家仆涌入江户，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的宅邸、军队的营房、商贩与商人的店铺与住宅遍布各处，江户被扩展成一座大城市。虽然没有准确的记载，但是我们知道1723年江户的人口超过50万，这还不包括武士阶层，登记簿上没有他们。据说，到1800年，人口已经远远超过100万。为这些人供应食物就需要大规模的交通运输设施，虽然幕府依旧坚持其政策，不让改善通往江户的交通路线，但是主要的交通要道挤满了往返于封地的大名的随从人员，去往大阪、京都或其他由幕府控制的地方的官员和信使，以及各种商人、小商贩、朝圣者、表演者及其他四处奔波的人。沿着交通要道兴起了一系列市町，主要有商店、旅店、饮食店以及其他满足旅者需求的设施，北齐（Hokusai）和广重（Hiroshige）随后在像为人熟知的《东海道五十三次》（Fifty-three Stages of the Tōkaidō）那样的浮世绘中描绘了这种熙熙攘攘、多姿多彩的生活。日本的水路运输也经历了快速的发展，通过海运，日本其他地方的商品得以运往江户，而这也给享有特许权的船主行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它们实际上控制了这座城市，因为江户平常的食物运输几乎全靠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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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因素组合起来不仅使町人的数量有所增加，同样增加的还有他们的财富和影响力；随着交通的改善、市町生活复杂程度的增加，为了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日本产生了更多种类的町人以及不同种类的商人、商贩、手工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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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比起种类和数量，更加重要的是逐渐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支付方式的变化。市町生活和远距离运输无法以物物交换或实物支付的形式进行。人们需要不那么麻烦的交换媒介，结果，不久之后货币就取代了大米在商业交易中的地位。早在7世纪，日本就有了银币和铜币，不过它们的流通非常有限，直到15世纪和16世纪日本才有了一种勉强称得上广泛流通的货币。对外贸易的增长极大地刺激了货币的进一步使用，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以及后来的英国和荷兰商人最想从日本得到的就是金、银等贵重金属。秀吉和家康以及几位大名铸造金币和银币，同时还推动了冶金业的发展，所以到1600年前后的时候日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金属货币—金币、银币和铜币—供应。不过金属货币的使用仍旧受到限制，并且它的价值也不固定。从那之后，因为我们前文所述的那些原因，“随着金属货币进入人们的经济生活，大米失去了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到17世纪末这种交换媒介被彻底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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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详细追溯货币经济的渗透给日本社会和政治体制带来的影响，不过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它引起了一场缓慢的但势不可挡的变革，最终以封建政体的瓦解和恢复与外国的往来告终。这时，日本已经闭关锁国了200多年。打开日本大门的并不是外部的呼唤而是其内部的爆发。这里我们只需考虑新经济力量的更为即时的效果。它的第一个效果是增加了町人的财富，这种财富的获得是以牺牲侍和耕农为代价的，如果这个受压迫的阶层还有什么可被榨取的话。大名及其随从把钱花在了由手工艺人所造、由商人售卖的奢侈品上，所以，据说到1700年前后的时候，他们所有的金和银差不多都落入了町人手中。然后他们购物时开始赊账。不久之后，他们就欠了商人阶层很多钱，于是不得不抵押或被强制出售自己的禄米。当时一位有名的学者断言，到1700年的时候，仅大名的欠账就已经是整个国家总收入的100倍；我们不必猜想这个预估是否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测，毫无疑问的是，信贷的扩张很是厉害。滥用行为和灾难纷至沓来。商人做起了大米掮客，然后又做起了投机买卖，导致有时大米的价格会被压低，耕农和大名都因此沮丧、难过，因为双方的收入都是以大米而非货币为单位确定的；有时大米的价格会被抬高，其他商品价格也随之上涨，导致那些靠现金收入生活的人陷入贫困。政府试图通过重铸货币或政令来控制大米市场以缓和事态，但前者通常意味着贬值，而后者也只不过是徒劳而已。事实是，政客和百姓，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种新现象。[10]比成卷的经济史更有说服力的是下面这个大米价格波动图。[11]这个极不正常的图表明了身处这一陌生境遇的他们是怎样的手足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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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从这样的形势中获利的只有其中一个阶层的一部分成员。这些获利之人是商人，尤其是掮客、放债者和受人鄙夷的町人。理论上，任何一个侍都可以杀掉对自己言语不敬的人且不会受到惩罚。他们的社会地位依旧低下，但是他们掌管着钱财，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到170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国家中最强大、最有进取心的群体，而武士阶层则逐渐失去了影响力。经济和社会的蜕变更进一步，而且势头越来越猛；不过我们会把随后的发展放到最后一个章节讲述，并尝试考察18世纪初的文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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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银计量的大米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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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思考导致闭关锁国政策产生的原因的时候，我认为，还应当考虑当时导致德川统治者想要锁国的强有力的国内政策。在经年累月的封建战争之后，他们才刚刚能够对强大的封建对手施加威力。他们认识到，如果那些对手尤其是西日本的重要封臣能够获得外国人的帮助并且购得火器，获得火器制造和船只制造的技术支持，甚至获得实际上的军事援助，统治家族很容易就会成为内外联合起来的暴乱和干预的受害者。这些事实倾向于表明令他们关上国门的令人信服的理由不完全是孤立主义的思维习惯。的确，在整个日本历史上，日本人一直希望能够保持本土的体制不被改变、不被破坏。但是这从来没有阻止他们遵循侵略性的、扩张主义的政策，他们海外冒险的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从史前时代对朝鲜的袭击到以贸易者或海盗的身份在太平洋上航行，他们海外冒险的规模越来越大，直至禁止海外航行的法令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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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虽然在那个时代江户只不过是一个位于沼泽地带的村庄，但是它有一段还算可以的历史。与日本其他地区相比，江户周边地区分布的新石器遗址更加密集。它位于海湾前端，其后方地势险峻，难以通行。对于意在支配东部各令制国的武士来说，江户的地势很有战略价值。早在足利时期一位名叫太田道灌（Ōta Dokwan）的武士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于1456年在江户建了一座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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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验的官员特别防范违反“入铁炮出女”（de-onna iri-deppō，outward women and inward guns）的人，因为任何计划叛逆的家臣可能首先会将作为人质的家眷带出德川幕府的领地并将火器带入。不过一般来说，封地之间的往来是不被允许的，每个封地都想保持独立自主，不让自己的产出流出，也不让潜在的细作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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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一份可信的记述，当时投入的兵力多达12.5万人，而被围困的基督徒约有3.7万人。据说这些人中只有105人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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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647年葡萄牙一个出师不利的使团，1673年英国的一艘船和这之后间或到访的几艘俄国和美国的船只除外，这些船只在短暂的停留之后都被赶走。英国船只被拒绝入内的原因是英国国王娶了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葡萄牙公主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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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罗马天主教会对科学发现的态度，有些读者不认同我的表述，不过我认为没有改变表述的理由。我知道克雷芒七世于1530年认可了哥白尼的论述，莱昂纳多·布鲁尼得到教会的宽大处理，严格意义上讲伽利略只是被囚禁了而已，等等；不过我认为，无可否认的是，到1550年前后的时候，教会已经变成保守派并且捍卫以人类为中心的哲学，反对新的宇宙观，偶尔还会有迫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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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即奉行前可以加前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