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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表现演员第一代市川团十郎（Ichikawa Danjurō）的木偶。元禄时代这样的木偶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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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戏剧在美学历史上的重要性，我们以相当的篇幅加以描述，不过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还有更大的、不应忽略的重要性。一些净琉璃是围绕情色主题的，它们以相当大的自由度来呈现这些主题，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原因遭到禁止。不过近松门的剧作都是极具教化意义的。道德总是会大获全胜，即便偶尔因为剧情需要，不能有快乐的结局，道德或社会规范也会因违反者的自杀而得到维护。当代儒家伦理中最严格的规范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宣传—在历史剧中得到宣传的是现在被称为武士道的规范，在家庭剧中得到宣传的是忠诚或孝顺的义务。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悲剧中常见的危机总是由自然情感与社会要求的冲突引起的，这种自然情感可以是友情，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激情。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戏剧要么是关于封建忠诚与家庭情感之间的冲突的，要么是关于私奔和双双赴死的。前者受町人欢迎，是因为这把他们带入了上层社会圈子，让他们一窥华丽的服装和羽饰；后者受欢迎是因为这接近他们的日常生活。一个年轻的、婚约已订的商人爱上了一个绝妙的吉原妓女，而这个妓女又是富商的庇护对象。为了花钱去见她或者将她赎出来，他挪用了雇主的钱，害怕被发现，然后认定自己无法调和人情（ninjō）与义理（giri）。所以，最终这对恋人决定一起赴死。他“拿起匕首，刺进了她的身体，念叨着‘南无阿弥陀佛’。她呻吟着倒下了，他转动着匕首，直到她的四肢不停地扭动。他又刺了一刀，痛楚临到她的身上。他一次又一次地转动手中的匕首，直到她的眼中失去光芒，她吸了最后一口气，走上了黄泉路”（《生玉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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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宗教问题，主要的动机是一种社会伦理。在上面引用的这部剧中，这位不幸的年轻人在送别了爱人之后拿起匕首，在刺进自己的身体之前擦了擦。接着他想起这把匕首是父母送给他留作纪念的，把它用在自己的身上是对孝道最大的背弃，于是他拿起恋人的腰带上吊了。尽管他这么做是出于儒家思想，但他的决心却因一种深刻的佛教信念而得以坚定，即他相信他和恋人因为在前世犯了错，所以他们今世必须承受苦痛，不过来世他们一定能成为夫妻。这是佛教中的因果教义，这种教义以一种通俗的、非哲学的形式呈现，并在日本得到普遍接受，深入常见的情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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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故事常常是当代的插曲、时下流传的话题的理想化版本，就像《梅川忠兵卫》［Umegawa Chūbei，又名《冥途的飞脚》（Post-Haste to Hell）］那样。反过来，它们对那些容易听信他人的大众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恋人自杀、挪用公款和私奔的频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直到将军吉宗（Yoshimune）这个一板一眼的人害怕下属的侍的道德受到影响，于1739年禁止了更具煽动性的净琉璃。不过，毋庸置疑，这些戏剧是符合大众审美的，而且尽管歌舞伎理论上不值得侍关注，但很快便吸引了所有阶层的成员。[6]甚至一些正经的儒学学者也认可近松门的一些剧作，他们认为它们有教化意义。然而，大众喜欢的不是戏剧的道德教训而是其激动人心的部分。18世纪，戏剧对日本各个方面生活的影响显而易见。不仅戏剧的剧情与语言影响了当代的言行举止，而且演员的衣着打扮和行为也受到极为密切的关注，决定了当时的潮流。布料的图案、发型的样式、穿斗篷戴帽子的风格也因一些备受欢迎的演员和妓女以及名字至今依旧为人熟知的其他人而流行起来。现在被称为“元禄”装扮的迷人的粗条纹或格子图案是对那个时期剧院或风月场所俗艳装束的回归，全世界都知道彩绘大师正是在戏剧舞台上或吉原找到的样本。我们对这些画家及其作品都很熟悉，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只需要提及一点，即正是在元禄时期，菱川师宣等画家创造了具有特色的浮世绘。可以说他们引领了对老式画派尤其是那些模仿中国的画派的普遍反感。他们会在自己的签名前加上“大和绘师”（Yamato Eshi）几个字，他们的目标不是描绘想象中的中国景象而是眼前转瞬即逝的生活。因此，他们画的大多数是演员、柔弱的女子或者风月场所出了名的常客。江户艺术最显著的杰出成就之一是它对服饰的细致描绘。这不是一个新发现，因为藤原时期的画家就爱画朝服的线条和色彩。后来，在室町时代，当葡萄牙人来到日本的时候，画家、漆画艺术家和陶艺家抓住了葡萄牙人奇怪衣饰的绘画价值，并且通过放大葡萄牙人四肢的长度、臀部的凸起和神气活现的鼻子曲线，创作了令人喜爱的图画。而在元禄时代，有关服饰的绘画以及服饰本身都成了精致的艺术。自然，浮世绘画家在诸如演员休息室和吉原等奢华的地方找到了最有魅力的模特。他们的审美或生机勃勃的时代特征对传统学派产生了一定影响，催生了像英一蝶这样的画家，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他起初接受的是狩野派的训练，后来转向大和绘派。他保留了古老诙谐的大和绘风格，但是专注于热门话题，他娴熟、忠实的笔触因讽刺性的洞见而更加突出。他描绘的街景，有吵闹的学徒、瞎眼的洗发工、闲逛的歌者；他笔下的渡船上挤着上百种不同的船客。他的绘画是对同时代书面描述的令人喜闻乐见的补充。他成为当时一些放浪形骸之人的近友，而这在艺术领域是一个典型的新的趋势。他大多数时间待在吉原，与有名的挥霍无度的人和某些放荡风流的大名为伍；同时，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我们可以把他看作阶层混合的一个象征，象征着受到上下阶层影响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逐步改变整个社会的正是这个阶层。它催生了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即艺术的赞助者。它们是通俗甚至有些低俗的艺术，而欣赏这些艺术的群体是由很多富裕的、有鉴赏能力的人组成的。彩绘画师并不是无知的手艺人，而是接受了一定教育的人，他们因为继承了一个古老的美学文明而受益匪浅。他们的画作、海报和大幅报纸，在江户街头只需少许现金即可购得，为德·龚古尔（de Goncourts）和惠斯勒（Whistler）提供了新的绘画处理前景，但对日本的艺术家而言，这只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表达方式，其基础是数个世纪以前确立的原则，时人只不过稍微做了调整以迎合当时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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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江户一个剧院入口处的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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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禄时代一家木偶剧院的演员休息室，图中是净琉璃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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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氛围是充满活力的、幽默诙谐的，对旧的习惯和束缚不屑一顾。这种氛围既体现在绘画中，又体现在文学中。当时有代表性的文人是歌人芭蕉和小说家西鹤。芭蕉创造了俳谐（haikai）和发句（hokku），它们是无须遵守古典和歌严格标准的讽刺性短歌。任何一个有一定天赋的、词汇量一般的人都可以即兴地围绕一些最常见的主题创作短歌。在普通人手中它们是令人开怀的室内游戏，在像芭蕉这样的大师手中，它们变成了凝缩的诗歌精华。芭蕉本人喜欢以自然为主题，不过他的一些效仿者在浮世之中找到了素材，并创作了带有浮世风格的尖锐的讽刺短诗。它们的语言或主题并不总是温和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它们也是时代的产物。小说家西鹤偶尔会进行道德说教，他写出了带有教化意味的《义理物语》（Giri Monogatari）和《本朝二十不孝》（Nijū Fukō）。不过，他更加擅长在小说中描写商人的掠夺和放浪形骸之人的恋情，而且他最出名的也是这些小说。他是一个学问不深但技巧娴熟的作家，能够熟练地利用他的写作介质。不过仿效他的人大多好色，所以很受欢迎。那个时期还没有谈性色变的行为。出版商和画师因出售色情图书和图画而发达，观众也希望表演者能够在他们的表演中增添大量的情趣内容。当一位受欢迎的在街角讲故事的人用一个大的木质阳具为自己的讲述打节奏的时候，听众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并且在舞台上一些性爱片段的语言和动作尺度都是非常大的。幕府一如既往地担忧下属的侍的道德品质，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抑制这些滥用行为。他们没收色情图画，用春画（Spring Pictures）来指代它们。1723年，幕府查抄了好几千册淫秽图书，不过很多情况下幕府既找不到出版商又找不到画师。幕府官员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而且他们的忧虑或许也是多余的。的确，侍甚至大名都喜欢低俗的消遣活动，喜欢去剧院，作不合宜的诗，唱通俗的歌。老派的人说，比起针线，他们的妻子更熟悉有名的演员的名字和年龄。甚至在威严的皇宫之内都能听到时兴的民谣，这令贵族们惊慌不已，其中一位贵族（1718年）在他的日志中哀叹道：“……陛下在唱一种名叫投节（nagebushi）的歌。这是放荡的曲调。天照大神的后代这样做是非常不合礼的……连一个正直的商贩都不会这么做。”在那些热爱高雅得体的过去的人看来，这是非常堕落、非常令人难过的；然而，事实上，在历经多个世纪的压迫之后，平民这时终于可以享受自由和繁荣带来的乐趣了。这种经历进入他们的头脑中，然后被他们不加节制地呈现出来。然而，他们的统治者却误以为这种高亢的情绪是颓废。这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罕见的现象，是让他们难以相信的现象，所以他们开始摧毁元禄时代显露出来的所有快乐的、本能的东西，如对快乐的感知、对“时髦”或优雅的感知以及其他与封建规范不相容的温和的个性。专制主义与这些以及其他颠覆性的产物之间的冲突形塑了随后江户时代的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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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的一座封建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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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野正信绘制的《三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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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世（かなぜ）流、金春（こんぱる）流、宝生（ほうしょう）流、金刚（こんご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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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恐怕读者对这一段有所误解，甚至理解成了日本人不会区分对和错！这肯定是一种荒谬的见解。我想要表达的是，尽管他们清楚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的行为，但是他们通常似乎不会考虑个人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他们有很多用来指代诸如孝顺、忠实、忠诚、仁爱等具体道德的词语；但是，就罪、良知、忏悔、饶恕或赎罪等概念在基督教教义和宗教著作中的意义而言，日本人的语言中缺少表达这些概念的词语。我们很难将“神啊，饶恕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翻译成能够让一个从前不了解基督教思想的人理解的日文，而且即便他不会反感，也会觉得用羔羊的血洗净罪这样的象征极难理解。需要注意的是，佛教的灌顶礼（abisheka）不是一种洗礼，而是进入某一层级的仪式，对普通信众来说并非必不可少。神道教仪式中常见的洗礼和洒水礼是净化仪式，不是为了去除原罪的污秽，而是为了洗净由不洁的东西带来的污秽。我认为，正是因为这样，日本精神病院中才几乎没有宗教抑郁的案例，而其他形式的抑郁案例却很常见。日本大众佛教对因果教义的理解有可能阻碍了个人罪感的发展，因为一个人的本性是受其前世的行为影响的，因此他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不过，这并不是严格的佛教教义，因为据记载，佛祖已经摒弃自由意志和宿命论之间的悖论，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需要解决的矛盾。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思想史中很少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通常远东的思想史中也很少出现这个问题。日本的思想家肯定会认同洛克（Locke），或许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都会认为追问一个人的意志是否自由“就像在问睡觉是不是快捷的或道德是不是方形的一样”（这里理解为“问一个人的意志是否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译者注），这不是大众佛教的观点，不过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如果不存在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争论，那么关于人对自身行为的道德责任的问题也就没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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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了方便，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戏剧，但严格来讲它们是净琉璃。舞台版通常是经理人和演员基于净琉璃创作的，他们或予以删节，或加以扩充，或重新编排。很多有名的日本戏剧并不是成文著作，而是围绕一些常见的主题，由演员和乐者创作，而且大多数是通过主要的演员世家口头传承的。这些世家当中有一些从18世纪早期延续到现在，当后继无人的时候，他们会收养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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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歌舞伎中以勇猛的武士或超人的鬼神为主角的狂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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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歌舞伎中表现男女艳情的表演及其编排效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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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师宣（Hishigawa Moronobu，1645～1715）创作了一幅有名的画，画的是一位在剧院打架斗殴的侍。其他绘画画的是侍和他们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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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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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二十三章 封建制度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