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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江户一个剧院入口处的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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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禄时代一家木偶剧院的演员休息室，图中是净琉璃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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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氛围是充满活力的、幽默诙谐的，对旧的习惯和束缚不屑一顾。这种氛围既体现在绘画中，又体现在文学中。当时有代表性的文人是歌人芭蕉和小说家西鹤。芭蕉创造了俳谐（haikai）和发句（hokku），它们是无须遵守古典和歌严格标准的讽刺性短歌。任何一个有一定天赋的、词汇量一般的人都可以即兴地围绕一些最常见的主题创作短歌。在普通人手中它们是令人开怀的室内游戏，在像芭蕉这样的大师手中，它们变成了凝缩的诗歌精华。芭蕉本人喜欢以自然为主题，不过他的一些效仿者在浮世之中找到了素材，并创作了带有浮世风格的尖锐的讽刺短诗。它们的语言或主题并不总是温和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它们也是时代的产物。小说家西鹤偶尔会进行道德说教，他写出了带有教化意味的《义理物语》（Giri Monogatari）和《本朝二十不孝》（Nijū Fukō）。不过，他更加擅长在小说中描写商人的掠夺和放浪形骸之人的恋情，而且他最出名的也是这些小说。他是一个学问不深但技巧娴熟的作家，能够熟练地利用他的写作介质。不过仿效他的人大多好色，所以很受欢迎。那个时期还没有谈性色变的行为。出版商和画师因出售色情图书和图画而发达，观众也希望表演者能够在他们的表演中增添大量的情趣内容。当一位受欢迎的在街角讲故事的人用一个大的木质阳具为自己的讲述打节奏的时候，听众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并且在舞台上一些性爱片段的语言和动作尺度都是非常大的。幕府一如既往地担忧下属的侍的道德品质，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抑制这些滥用行为。他们没收色情图画，用春画（Spring Pictures）来指代它们。1723年，幕府查抄了好几千册淫秽图书，不过很多情况下幕府既找不到出版商又找不到画师。幕府官员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而且他们的忧虑或许也是多余的。的确，侍甚至大名都喜欢低俗的消遣活动，喜欢去剧院，作不合宜的诗，唱通俗的歌。老派的人说，比起针线，他们的妻子更熟悉有名的演员的名字和年龄。甚至在威严的皇宫之内都能听到时兴的民谣，这令贵族们惊慌不已，其中一位贵族（1718年）在他的日志中哀叹道：“……陛下在唱一种名叫投节（nagebushi）的歌。这是放荡的曲调。天照大神的后代这样做是非常不合礼的……连一个正直的商贩都不会这么做。”在那些热爱高雅得体的过去的人看来，这是非常堕落、非常令人难过的；然而，事实上，在历经多个世纪的压迫之后，平民这时终于可以享受自由和繁荣带来的乐趣了。这种经历进入他们的头脑中，然后被他们不加节制地呈现出来。然而，他们的统治者却误以为这种高亢的情绪是颓废。这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罕见的现象，是让他们难以相信的现象，所以他们开始摧毁元禄时代显露出来的所有快乐的、本能的东西，如对快乐的感知、对“时髦”或优雅的感知以及其他与封建规范不相容的温和的个性。专制主义与这些以及其他颠覆性的产物之间的冲突形塑了随后江户时代的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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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的一座封建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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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野正信绘制的《三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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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世（かなぜ）流、金春（こんぱる）流、宝生（ほうしょう）流、金刚（こんご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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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恐怕读者对这一段有所误解，甚至理解成了日本人不会区分对和错！这肯定是一种荒谬的见解。我想要表达的是，尽管他们清楚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的行为，但是他们通常似乎不会考虑个人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他们有很多用来指代诸如孝顺、忠实、忠诚、仁爱等具体道德的词语；但是，就罪、良知、忏悔、饶恕或赎罪等概念在基督教教义和宗教著作中的意义而言，日本人的语言中缺少表达这些概念的词语。我们很难将“神啊，饶恕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翻译成能够让一个从前不了解基督教思想的人理解的日文，而且即便他不会反感，也会觉得用羔羊的血洗净罪这样的象征极难理解。需要注意的是，佛教的灌顶礼（abisheka）不是一种洗礼，而是进入某一层级的仪式，对普通信众来说并非必不可少。神道教仪式中常见的洗礼和洒水礼是净化仪式，不是为了去除原罪的污秽，而是为了洗净由不洁的东西带来的污秽。我认为，正是因为这样，日本精神病院中才几乎没有宗教抑郁的案例，而其他形式的抑郁案例却很常见。日本大众佛教对因果教义的理解有可能阻碍了个人罪感的发展，因为一个人的本性是受其前世的行为影响的，因此他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不过，这并不是严格的佛教教义，因为据记载，佛祖已经摒弃自由意志和宿命论之间的悖论，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需要解决的矛盾。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思想史中很少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通常远东的思想史中也很少出现这个问题。日本的思想家肯定会认同洛克（Locke），或许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都会认为追问一个人的意志是否自由“就像在问睡觉是不是快捷的或道德是不是方形的一样”（这里理解为“问一个人的意志是否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译者注），这不是大众佛教的观点，不过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如果不存在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争论，那么关于人对自身行为的道德责任的问题也就没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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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了方便，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戏剧，但严格来讲它们是净琉璃。舞台版通常是经理人和演员基于净琉璃创作的，他们或予以删节，或加以扩充，或重新编排。很多有名的日本戏剧并不是成文著作，而是围绕一些常见的主题，由演员和乐者创作，而且大多数是通过主要的演员世家口头传承的。这些世家当中有一些从18世纪早期延续到现在，当后继无人的时候，他们会收养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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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歌舞伎中以勇猛的武士或超人的鬼神为主角的狂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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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歌舞伎中表现男女艳情的表演及其编排效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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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师宣（Hishigawa Moronobu，1645～1715）创作了一幅有名的画，画的是一位在剧院打架斗殴的侍。其他绘画画的是侍和他们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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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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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二十三章 封建制度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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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思想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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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各个时代所有国家的统治阶层虽然都很关注其臣民的道德健康并费心劳力地培育诸如勤奋、节制、顺从等美德，但它们只是在出于经济需要的时候才会间歇性地活跃一下。17世纪的日本就出现了这种现象，管理者努力通过道德路径来解决经济问题。他们认为富裕的町人阶层的出现不仅攫取了武士阶层的财富，而且像他们所理解的那样，腐化了封建风尚，进而削弱了国家的基础。他们通过我们所谓的“儒学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禁止或者尝试禁止所有在他们看来有害无益的新习惯。他们颁布了各种禁奢的条令，像乌云一般笼罩在各种奢靡的行为上，并且拒绝相信一个时代的奢华于下一个时代而言是必要的。所谓的“德川宪法”—《武家诸法度》及与之类似的法令，是于1615年颁布的，并得到了每位新任将军的确认—事实上是一部全面的禁奢令。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716～1745年在位）推行的多项节俭举措巩固了这部宪法。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时期（1786～1837年在位），他的老中松平定信（Matsudaira Sadanobu）—一位尽职尽责的、看起来也仁慈的政客，颁布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限制性诏令，几乎禁止了每一类人的每一种形式的花销。比如，他下令，收入少于1万石的人不能购买任何新的东西，并且责令女人自己打理头发，专业的理发师则去当洗衣工。遵照这些法令的精神，他还奖励贞洁、孝顺及类似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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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样的诏令通常只在一些危急的情况下才颁布。定信颁布这些诏令是为了弥补1783～1786年令整个国家一片荒芜的洪灾、饥荒、火灾等带来的影响，也许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与税收相同的紧急措施。不管怎样，它们揭示了官员的头脑中充斥的通过规范来实施管理的理念；这种对人的理性的信任虽然令人叹息，但是又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封建统治者已经放弃了宗教这个政客会用的工具。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某种世俗道德规范。而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会看到一种刻意的道德宣传政策，尤其是在18世纪初期。它最显著的结果体现在名为武士道的信仰的形成之中。它是一个很难的话题，往往会走向徒然的争论，它因与中国各个彼此矛盾的哲学学派的联系而变得复杂。不过如果不对这一现象加以论述，那对江户时代文化的叙述就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必须试着描述它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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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士道，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它的名字是相对较新的。“武士道”这个词在18世纪就已得到使用，不过直到近代它才流行开来并有了具体的含义；而它所指代的信条或信仰每个时代都有所变化，所以不能把它当作一个静态的思想集合来讨论。武士道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可以追溯到藤原时期让一些重要的武士家族的成员备受鼓舞的、与一名武士的职责相关的理念，甚至也可以追溯到身为古代皇室近卫的大伴氏的传统。自那些时代以来，武士阶层的理念就开始形成。作为一组大致连贯的道德教义，它不断吸收新的元素，摒弃那些随时代发展而被视为没有必要或者不恰当的元素。它的发展得益于多个因素：在充满流血背叛的时代，确保忠诚的需要；受中国的道德理念影响的本土等级观念；某种美学感知；禅宗的自律；一个依赖有组织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社会为了稳定而产生的需要。在中世纪，这种信仰是作为一套引导武士阶层行为的信念而非一种有确切表述的准则存在的。尽管它为日本文化贡献了其最值得称道的特征，但正如某些狂热的作家所说的那样，这无助于它像《登山宝训》中的教义在欧洲得到彻底遵循那样在全日本得到广泛实施。即便因为根植于阶层意识而有些失衡，但它依旧是高尚的，从足利时期的记载来看，当时不止一次地围绕它进行大规模宣誓；到17世纪，这种信仰系统化并得到宣讲、讨论和剖析，开始失去活力，变得越来越刻意，日渐退化，只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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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应该把《武家诸法度》看作第一部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关于武士行为规范的成文法，不过大体说来，自德川幕府成立到现在，武士道都是一种被编成法典的政策工具，而《武家诸法度》则是它的标准权威。从17世纪开始，武士道的特性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像镰仓时代那样—当时它是一种情感而不是一种信条，而且是一种产生于领主和家臣之间密切关系的情感，其基础是战争中个人直接的效忠。武士道现在有了一个确定的哲学基础，依赖的是抽象的忠诚理念。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较为古老的自然的武家道德的败坏，加速了武士道的体系化。秀吉和家康能够把敌人的很多追随者争取过来，表明了忠诚意识的崩溃；征战朝鲜中多次出现的休战表明死亡不再是除战胜之外的唯一选择。此外，德川幕府建立几十年以后，侍的行为让当权者非常忧虑。他们桀骜不驯，不适合生活在和平时期，甚至那些表现出从前那种罔顾生死的人也变成了一个麻烦，他们怀有宿怨，寻衅滋事，为了虚无的荣誉进行决斗，他们还会残忍地伤害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大多是浪人，是没有侍主的无业之侍；他们不是传奇的侠客，往往是一群令人不快的无业游民，在一种过时的信条的掩护下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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