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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从农村转向市町,我们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情景。在描述元禄文化的时候我们已经尝试对城市生活的表面现象进行描绘,毋庸置疑,那个时期的享乐与奢华揭示了一个赚钱容易、花钱方便的繁荣社会。然而,商人的富裕是建立在其他阶层的痛苦之上的。大名从耕农那里榨取的财富流到了侍的口袋里,但很快又流向别处。到18世纪初期,武士阶层强烈地感受到贫困的压力以及町人的权力。导致他们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大米经济的崩溃。大名的收入及其随从的薪俸都是以大米计的。然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市町里,至少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是这样。在市町,他们需要货币来满足日常需求;而且,得益于大名奢华的生活方式以及中产阶级奢靡的习惯,城市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些需求也随之增加。他们可以按照商人所定的兑换率将大米兑换成货币,然而不知为何他们总是吃亏的一方。要么是米价太低,要么是货币贬值,不论怎样他们都不屑于提出与货币有关的粗俗问题,因为任何涉及讨价还价的事情都会让他们颜面尽失。很多有权势的大名都处于放贷者的掌控之中。一位作家说:“大阪富裕商人的怒火会让大名心生恐惧。”深陷债务之中的大名到处寻找挣钱或省钱的方法。一小撮大名鼓励在自己的封地发展实业,比如棉纺以及其他特殊丝织品的生产,很多武士阶层的成员慢慢明白,通过效仿商人,他们可以摆脱商人的控制。不过等级越高的人越不愿意屈尊降贵。他们通过缩减侍的薪俸,借用他们的钱。名义上他们将侍的薪俸(以大米计)扣下一部分(比例从年俸的1/10到6/10不等)到后期发放,具体日期不明,而实际上这是没有利息的、永久的强制性借款。难怪当时侍比从前更加贫困,难怪他们的忠诚会被耗尽。日益增长的压力逐渐吞噬了他们的理想与骄傲。我们得知早在1700年就有令人哀叹的背弃武士道德的行为。侍免除了战时为他们拿长矛或牵马的随从的世袭职务,并且雇佣町人作为家仆,他们往往会先强制性地向后者索要一笔费用。如此,他们便摧毁了主人与随从之间终身的古老的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是基于忠诚而非金钱。生活最为贫困的侍甚至会在发现家族过于庞大的时候采取杀婴的手段。而其他侍偶尔会收养一个富裕平民的儿子取代自己的继承人,如果他们可以诱使这位平民为这种特权支付足够可观的费用。这是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因为它意味着武士阶层不再排斥其他感情,不再仅因血缘的纯粹性以及尊贵的家族姓氏而自豪。这种行为越来越频繁,到德川末期的时候,平民购买武士特权已经是很常见的行为。早在1710年就已有了关于这种交易的记载,当时幕府颁布多条诏令告诫武士阶层中爱财和忠诚度下降的现象。不过这些措施并不能改变侍的经济境遇,并且当代文学中也有多个篇章描述他们的正直、诚实是如何因财富的减少而丧失的,双重的崩溃(道德和经济的崩溃)虽缓慢却着实拉低了他们的声望,使他们与平民无异。他们再也不能因自以为的侵犯而斩杀平民。他们有时会抵押自己的剑、盔甲和礼袍,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敢因放贷者的冒犯而心生怨恨。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他们的处境,希望读者能原谅这样表现力不足的语言表达:因为他们不得不削减(cut down)开支,所以他们无法再砍杀(cut down)商人。作为个体,他们的遭遇足够不幸;而作为一个阶层,其声望的下降更是给幕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幕府为了大名和侍的利益采取了多种补救措施。我们已经提到了政府失败的调整米价的举措以及极其失败的货币政策。当然,它还尝试了通过训诫来管理的古老政策,并且在17~19世纪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颁布提倡节俭的诏令,不过要求那些没钱花的人去节俭是没什么用的。它还尝试调整利率,但是也没产生实际效果,于是它采取了对社会秩序变动的某些迹象予以否认的极端举措。早在1716年幕府就宣布侍之前的债务无效。1730年,幕府禁止町人聚集在侍的宅邸周围要债。1789年,幕府颁布了一条有名的诏令,规定取消旗本和其他直接隶属于将军的随从在1785年以前欠下的所有债务,而且他们于当年以及1785年以后欠下的债务应分期偿还,每期偿还的金额如此之小,以致放贷者几乎损失了大半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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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举措促进了阶层的融合,或者至少模糊了封建政体赖以建立的阶层划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农民变成了町人;町人购买了田地;平民和一些农民通过过继或购买特权,跻身武士阶层;而且侍失去社会特权变成町人也是常见的事情,他们通常会获得经济利益。到1850年前后的时候,平民过继到武士家族的费用已经固定下来,很多祖先出身卑微的人就是这样获得武士地位的,其中包括(这里引用1816年一位作家的表述)“低级的平民的儿子、高利贷者的亲戚、盲人[19]的儿子、从本町逃到江户的罪犯、被大名或主人驱逐的人、被逐出佛门的僧人、打破誓言的僧人所生的孩子,甚至还有贱民阶层的成员”。这段表述让人以为新出现的侍都是声名狼藉之人,但并非完全如此。往往那些最有野心或者最配得上这一声望的平民才会出钱成为一名低阶的侍,作为自己仕途发展的第一步。到将军幕府末期,其中一些人甚至升迁至重要位置,变成了值得信赖的官员,更有甚者占据了处理经济问题或管理城市的职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1868年以及王政复古以后,日本的组织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低阶的侍努力的结果。其中最有名的是伊藤博文,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农民,从日本西部毛利氏的一位随从那里购得了侍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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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中的阶层融合加上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自然无法让市町的每一个居民都获益,尽管它能让町人获得新的重要的社会地位。町人的商业组织几乎像封建等级体系一样僵硬且有细致的规定—尽管他们的章程和行会特权得到了严密的保护,以至于自由竞争对他们而言几乎是陌生的存在。这样一来,他们常常能够胁迫社群,要么是针对购买者提高产品价格,要么是针对工人保持较低的薪资水平。这种金融控制导致了货币价值的不稳定,长远来看对他们有利,却使几乎除他们以外的所有阶层陷入贫困。特别是放贷者、大米掮客以及一些大的批发商获利颇丰,尽管幕府试图通过征收御用金(goyokin)即“供政府用的钱”来减少他们的财富,但是这些钱通常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他们的口袋里。受苦的是平民百姓、小商贩和散工,而他们才是占大多数的町人。幕府为了维护侍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将米价稳定在高水平,这把大众逼向食不果腹的边缘。接着幕府开始担忧并禁止囤米,或试图将米价固定在较低水平。他们的干预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种名为“摧毁”(uchikowashi)的粮食暴动反复发生。暴动者抢劫商铺和富有者的宅邸,抢夺粮食并摧毁建筑。这些暴动从18世纪持续到19世纪,不过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787年。这一年一场旷日持久的饥荒刚刚结束,米价从1785年的61匁涨到1786年的101匁,再涨到1787年的187匁。不仅江户发生了抢粮暴动,从西部的九州到东北部的陆奥,全国上下都发生了粮食暴动。令人叹息的是,1837年一位学者兼哲人大盐领导发起了一场暴动,当时为了救济饥饿的穷人,他把所有的书都卖掉了。暴动者进攻大阪并将这座城市付之一炬,不过他们被幕府的军队镇压,大盐自杀身亡。这是对德川政体下侍的地位的一个讽刺性的说明,即他们很少被召唤,大多数情况下被召唤都是为了镇压饥饿、贫困的暴民。的确,他们也是这种社会环境的受害者,但是没有什么颂词能够抹去封建记录中杀害惣五郎这样的污点,这是一个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统治阶层残酷镇压弱者的典型案例。它的统治是时候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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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德川幕府在19世纪起初几十年需要面对的经济形势。毫无疑问,它一定局促不安。将军幕府最强大的敌人是那些外样大名,比如萨摩藩、长州藩(毛利氏)、土佐藩、肥前藩的外样大名始终对德川幕府敬而远之。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管理领地,避开了大多数削弱了幕府的财政困难,鼓励本领地工业和商业发展,同时又避免受高利贷者的掌控,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百姓保留了自律和节俭的古老的封建传统。幕府即便是在最开明的时期也是为了德川家族及其紧密追随者的利益而实行管理的。因此,德川幕府的政策或其政策执行几乎没什么可以赢得这些大名的忠心或那些心怀不满的侍—既有浪人又有将军的随从及其直属家臣—的忠心,他们的人数因财务困境而不断增加,他们的忠诚迫于执政不善而被削弱。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焦躁不安的人,他们不满现状,渴望有所行动。有想要独立自主、开展对外贸易、开发领地资源的贵族;有想要能够施展自己才华的机遇的侍,不管是作为士兵还是做官;有想要打破商业行会垄断的商人;有想要从新的源泉汲取知识的学者;还有身在沉重税赋和暴政之下的卑微的农民和町人,他们只想有一点点自由的空间。除了保守派之外,其他所有力量都在试着从内部把紧闭的大门推开:所以当门外传来呼唤声的时候,大门猛地被推开,所有这些被困在其中的力量都得到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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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主要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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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年 家康颁布《武家诸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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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年 家康去世,第二代将军秀忠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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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年 重新开始迫害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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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年 第三代将军家光继任(逝于16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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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年 驱逐西班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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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1638年 岛原之乱;日本人被禁止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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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9年 再次驱逐西班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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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 驱逐其他欧洲人,从澳门来的葡萄牙使团成员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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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年 荷兰人搬离平户并被限制在出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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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年 第四代将军家纲(Ietsuna)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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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7年 江户发生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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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年 以德川光圀(Tokugawa Mitsukuni)为首的水户学派(Mito school)出现,他们推动了民族文学和宗教的研究,进而发动了一场后来倾向于削弱将军幕府并且恢复皇室正统地位的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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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年 英国人试图重建与日本的贸易联系,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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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年 第五代将军纲吉(Tsunayoshi)继任;吏治腐败,个人行为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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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1703年 元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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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9年 第六代将军家宣(Ienobu)继任,其顾问是儒学学者新井白石;白石反对纲吉放纵的统治,试图进行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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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年 第七代将军家继(Ietsugu)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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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年 由光圀开始的《大日本史》(Great History of Japan)的编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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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年 第八代将军吉宗继任,试图加强行政管理,放宽针对西学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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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年 第九代将军家重(Ieshige)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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