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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出于什么原因，4世纪末至5世纪初，大和地区以及河内地区的前方后圆坟向大型化方向发展，但进入6世纪，却开始小型化了。这种倾向遍及全国，地方上的古坟的规模也缩小了很多。将强烈的统治阶层意志寄托于古坟、以古坟来表达国家威信的时代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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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坟规模的缩小同时发生了一个变化，此前一直是竖穴式的坟墓石屋变成了横穴式的。当石屋变成横穴式后，从坟丘侧面通往内部的隧道状的道路（“羡道”）开始出现，因此，往坟墓里添加棺椁也就变得可能。实际上，横穴式的石屋里埋葬着若干具骸骨，它不是一个人的坟墓，而是一个家庭的坟墓。至此，为了彰显居于万人之上的国王之威信的坟丘发生了质的变化。象征着国家共同体威信的巨大古坟开始向象征着血缘共同体关系的家庭式的坟墓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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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穴式的石屋中还可以看到许多细节，如石与石之间整齐的接缝，打磨得十分平整的石头表面等。此外，还可以看到石头上涂着颜色、画着图画或纹样等。这些非常细致的做法从外面是看不到的，它表明死者与埋葬者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坟墓的建造及葬礼的仪式并不是对外的、公开的，而成了内部的、私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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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坟时代，巨大古坟是国家威信的象征，当这种共同的幻想破灭时，这个时代便宣告结束。古坟时代后期的6世纪，虽然人们还在建造小规模的古坟，但进入7世纪后，前方后圆坟就不再出现，此后，大型古坟也不再被建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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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和国的消亡，也不意味着王权继承的消失。大和国虽然矛盾重重，但俨然存在，王权和统治阶层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发挥着其统治作用。古坟之所以消失，是因为统治阶层不再将其统治意志倾注于古坟的建造方面了。巨大古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意义。建造古坟成为政治统治一大支柱的时代已经结束。此后，随着统治结构的扩大和深化，统治权力拥有者试图从其他行为、事业和象征中寻求支柱，以维持并强化他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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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志》“倭人”条原文为：“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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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志》“倭人”条原文为：“卑弥呼以死，大作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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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埴轮，日本古坟顶部和坟丘四周排列的陶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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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中的日本精神 第五章佛教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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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信仰与佛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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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濑丸山古坟（位于奈良县橿原市）是最后一座大型前方后圆古坟。在建造这座古坟的同一时期，百济的圣明王向日本的钦明天皇传播佛教。《元兴寺缘起》中认为这一年是538年，而在《日本书纪》中则为552年。佛教是这样传入日本宫廷的。据说，圣明王送来佛像、佛具和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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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的新宗教在大和朝廷得到接受的过程并不顺利。钦明天皇向贵族们询问是否应该接受新宗教，而在贵族们之间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接受，一派主张排斥。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认为应该接受的“崇佛派”的首领是苏我稻目，而与此相对立的“排佛派”的首领则是物部尾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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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他们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宗教思想上的对立。贵族与贵族之间的对立并不在于是否接受佛教的教化：除却烦恼，抵达悟的境地，自身生活在融通无碍的世界里，同时也引导他人进入清净无垢的世界。印度的佛典在中国被翻译成汉语，这些汉译经典经由朝鲜传入日本时，让日本人理解与日本自古以来的神灵观和生死观相异的佛教思想，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产生宗教思想上的对立的前提，是对立双方对于该宗教思想必须有一定的共通理解。大和的贵族们虽然通过与外来人的接触，多多少少理解了中国、朝鲜的文化，但他们无法通过阅读汉语的佛典来判断佛典是对是错。那么，崇佛派和排佛派是为了什么而对立起来的？我们把《日本书纪》（钦明十三年）中的一节翻译成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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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明天皇面对群臣，一一问道：“由西面的国家送来的佛像，其面孔匀整美丽。我从未见过如此佛像。是否应该供奉起来？”大臣[1]苏我稻目说道：“在西面的国家，到处都供奉着佛像。唯独日本不供奉，这不大好吧？”大连[2]物部尾舆和连[3]中臣镰子说道：“日本的大王至今都以祭祀诸国之神为业，现如今，如果供奉外国之神，会引起国神的愤怒。”天皇道：“佛就赐给稻目家，让他们供奉吧。”大臣苏我稻目很高兴，跪受佛像，供奉在位于飞鸟的家里……不久，国内疫病流行，许多年轻人死去。死者逐渐增多，人们却无能为力。大连物部尾舆和连中臣镰子二人说道：“由于你们没有听从我们此前的建议，出现了许多的死者。如果回到从前的状态的话，[事情]就会遂心如意。赶紧把佛像扔掉，祈福吧。”天皇说：“就这么做吧。”因此，官人们将佛像扔到难波的水渠里，而将寺院里的佛像一把火烧掉了。然而，在一个无风又无云的日子里，天皇居住的宫殿失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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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书纪 下》，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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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书纪》是720年编撰的，上述内容记录的是成书前一百多年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以传说为基础编撰的完整的故事，我们很难将它看作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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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崇佛派与排佛派之间的对立在于是否供奉外国之神，也就是佛，这在佛教刚刚传入的时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与日本自古以来供奉自然神、祖先神的信仰相反，供奉佛（佛像）很显然是不同性质的信仰。宫廷中的绝大多数人应该都觉察到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是否供奉外国的神就成为关键。苏我稻目主张应该供奉，而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则主张不应该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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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点显得很不自然，崇佛派和排佛派的对立是在觉察到佛教的特殊性之后立刻发生的。当与旧的神灵信仰不同的信仰传来时，人们没有深入探寻其间的差别究竟为何，立刻就分为崇佛派和排佛派，这是极不自然的。考虑到两派的对立是在统治阶层的中心也即宫廷中发生的，“是否供奉佛”表面上是宗教性质的对立，实则是宫廷内部已经存在的政治上的对立。开明的苏我家族采取了供奉外来神的立场，而保守的物部家族和中臣家族则站在了传统的供奉国神的立场上。由此，掺入宗教意味的政治上的对立格局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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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的两派此后的行为给人留下更强烈的充满政治色彩的印象。当疫病传播时，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认为疫病流行的原因在于供奉佛，他们将佛像扔到难波的水渠里，将寺院里的佛像一烧了之。于是，报应出现，天皇的宫殿失火。在当时，凡出现灾祸，就被认为是国神作祟，而疾病则被认为是佛作祟。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此后也不断发生灾祸和疾病。每当出现这种情况，两派中的一派就会发起战争，终于，587年，苏我马子得到厩户皇子（圣德太子）等人的帮助，消灭了物部守屋。两派之间的对立以崇佛派的胜利宣告结束。而且，588年，苏我马子开始建造日本第一座真正的寺院——飞鸟寺（法兴寺）。此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佛教在日本社会里扎下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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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佛派和排佛派的政治对立中，虽然崇佛派凭借武力上的胜利宣告政治上的成功，但是，考虑到此后长时期的日本精神史中佛教的地位，我们必须承认6世纪佛教的传入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政治上的意义。对日本精神史来说，佛教的传播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必须对此加以追问。而且，在追问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考察佛教与佛教传入日本之前日本的固有信仰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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