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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人们是这样看待日本人的祖先的……人死之后，过了一定的年限，此后便融入一种受人尊崇的灵体，它被叫作祖先大人或祖灵大人。这对主张神也有人格的今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也是常常为人们所质疑的。但是，我基本上可以证明，至少过去曾经有过那样的事实。首先，在同族的本家，即一族的中心，每年举行的祭祖活动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有人问，你家的祖先是谁？很多情况下，祭祀者本人都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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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柳田国男集 第十卷》，筑摩书房，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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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过了一定的年月之后，祖灵会舍弃个性，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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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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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清楚“主张神也有人格的今人”具体是指哪个或哪些人。但在近代日本的宗教思想中，这种想法已成为主流。柳田国男认为，日本固有的祖先崇拜站在与此相反的方向上。经过了一定的年月之后，有名有姓、面貌清晰、个性和人格鲜明的祖先，失去了姓名和样貌，也失去了个性和人格，融入一种叫作祖灵的灵体，这时死者就成为适合祭祀的祖先大人或祖灵大人。这是柳田国男认为的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祖先崇拜的形式。与此同时，柳田国男还这样强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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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本书[《祖先的故事》]中努力想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日本人对于死后的观念，即灵永远滞留在这方土地上而不去远方的信仰，恐怕自原始社会起，至少到今天为止，都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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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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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田国男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死去的祖先的灵魂融入一种被称为祖灵的灵体，且这个灵魂或灵体并没有前往遥远的他乡——比如相隔十万亿佛土的极乐净土——而是停留在子子孙孙生活的乡土附近。他认为这才是构成日本自古以来祖先崇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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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的故事》出版于1946年，而在此前一年，即太平洋战争末期。走向战争失败的日本，正处于荒废、凋敝、危机的状态，这本书试图从自古以来的祖先崇拜信仰中寻找某种精神上的凭依，是一部忧国忧民之作。因此，书中叙述的虽然都是关于祖灵的问题，但其中提出的祖灵的特征却超越祖灵的范围，反映出自古以来的、普遍的灵魂信仰乃至灵魂观。此前，我们一直反复提到，古代人所信仰的灵时涨时消，是一个流动体，与其说它是一种人眼看到的东西，不如说是一种身心感受到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融入一个大灵体，无论何时都流连在人身边的祖灵，与古代人认为灵可飘浮于世界，可附着于自然现象、动植物、人类，亦可游离于他们的普遍认知的想法完美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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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引用一个类似的观点。宗教学家山折哲雄曾就古代人信仰中神与灵（魂）的紧密关系进行过以下论述。从这个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仅仅是祖先，所有的神都会融入一个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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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国原始神道中的诸神作为人眼看不到的祖灵或精灵游走于空间之中，而且人们曾经意识到它们是附着于山间、森林、树木的灵体。《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神话中出现的原始诸神中并非没有造化神和自然神，但是，占绝大多数的是祖灵和神灵，它们被视为与祖神、族神一样的神。不仅如此，记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神话中还常常出现“国魂之神”“生魂之神”等，由这些神名我们可以知道，“神”同时又是“魂”，这一点值得注意。这些作为神灵和祖灵的“神”可以被无限地分割，不受空间限制，可以回应请神之人的祈愿和意向，并坐镇于特定的事物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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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讲座 东洋思想15日本思想1》，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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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山折哲雄说到神的时候，尽管没有明说，他似乎认为它具有人或物的轮廓。但如果我们设想这样一种状态，即轮廓消失，也就是神融入灵的流动的状态，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古代人灵（魂）信仰中最基本的东西。能够感受到这种灵的存在，或试图感受到它的存在，这对古代人来说就是对灵的信仰。无论是在铜铎面前祈求水稻的丰收和共同体的安全，还是面对巨大古坟参加王权的继承仪式，人们都感受到了充斥其间的灵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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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中叶，佛像、佛具和佛典传入日本，出现在拥有着灵（魂）信仰的人们面前。外来物中最使人们震惊和迷茫的是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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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古以来，在以灵（魂）信仰为基础的信仰中，礼拜人形的塑像等，是一种延绵不断的宗教形式。以无形的、人眼看不见的、只能感受的灵（魂）为本体的信仰，与以匀整、美丽的镀金铜像为本体的信仰，既有相似又有不同。钦明天皇问群臣“是否应该供奉”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国王本人对于突然出现在面前的佛像，感到惊讶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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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灵（魂）信仰中，作为附着灵的依代，人们运用了大树、石头、玉石和镜子，但人们从来没有使用过人像作为依代。而且，与依代不同，人们将灵附着于人的情况称作凭坐，但成为凭坐的大多是童子或童女，已经开悟了的人及其塑像是不会成为凭坐的。说到与宗教多多少少有点关联的人形塑像，我们可以举出古代的土偶和埴轮。但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极具象征性的、带有符号性质的土偶和具有朴素稚拙气质的埴轮，与佛像的趣味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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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佛教传入之前，无论塑像是否具有宗教性，人们从来都没有制作、礼拜过与实际生活中的人同等大小的塑像，这对常常能够在寺院、美术馆以及公共场所看到佛像、人物塑像的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就在这个时候，脸部匀整、散发出光芒、反映了实际生活中人的形象的镀金铜像传入日本。我们不难想象，以国王为首的大和朝廷里的当权者们，在佛像面前瞠目结舌。钦明天皇说“由西面的国家送来的佛像，其面孔匀整美丽。我从未见过如此佛像”，应该代表了在场所有的当权者的共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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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匀整、仪表堂堂的佛像并不是身上附着了灵气之后，被神圣化的一个形象。佛像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高贵、美丽的存在。佛像并不是因灵气附体而变得神圣的，而是本来就具有灵气，是一个神圣之物。佛像立在那里，是灵气自然形成的形象。面对佛像的当权者惊叹道：“从未见过如此佛像。”从这一言谈我们可以看出，以灵为本体的信仰，因兼具美丽和崇高的佛像而产生动摇，人们的疑惑可想而知。佛像从大海彼岸来到日本，这并不是说给灵气附着的依代乃至凭坐增添了一种新的样式，而是一个给人们的信仰方式带来巨大变化的事件。“是否应该（将佛像）供奉起来”的询问是在政治权力发生斗争的时候提出来的，在以武力解决权力斗争的情况下，这个询问最终会有个结果。不管在场的当权者是否意识到，这个询问已触及古代日本人宗教意识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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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无法确认百济的圣明王赠送的佛像究竟是哪一座，但是，如果我们研究此后日本飞鸟时期和白凤时期的佛像的变化，我们可以推测，佛像传入日本后，给日本人的宗教意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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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隆寺大宝藏院中收藏的几尊飞鸟时期的佛像，其腹部突出，呈现出稚拙的形象，令人感觉到它是模仿其他塑像制作的，给人以类型化的感觉。但是，法隆寺的百济观音像、中宫寺的半跏思惟像（菩萨半跏像）以及广隆寺的半跏思惟像就摆脱了类型化，以安详而平稳的姿态站立（百济观音像）或端坐（半跏思惟像）。时间再往后一点，药师寺东院堂的圣观音像和金堂药师三尊像，依然带有平稳的安定感，且佛像具有仪表堂堂的威严感。尤其是金堂药师三尊像，是佛教传入日本一百多年后，制作者和礼拜者的愿望寄托在佛像身上的最完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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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列举的塑像都是人的形象，但它们表现的不是一般的人。这些塑像并不像是按照一个人站在（或坐在）身边的样子而制作的。法隆寺的百济观音像为直立像，右臂从手肘处开始向前伸出，呈直角形；左臂向前方略略倾斜，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个水瓶。无论从前方和后方看，还是从侧面看，观音像笔直地站立在那里，没有丝毫的松懈感。另一方面，坐在台子上的中宫寺的半跏思惟像，右腿弯曲，搭在左腿上，左手放在弯曲的右腿上，右手指尖轻轻地搭在脸颊上。一般情况下，这种形象只能从前方看得到，但人们看到的是整体都十分精细、无比安详的形象。药师寺的金堂药师三尊像，每一尊像都给人以稳定感，中央的坐像和左右两边略微修身的立像制造出广阔的空间感，有一种流动的跃动感，给人以祥和的印象。当人们看到这些塑像，即便他们不了解佛教教义，也会从中感觉到它们是超越人类的人像。观看它们时，人们不禁俯首合十，这种情况并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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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药师三尊像（小川晴旸摄于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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