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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纲也不示弱。他极其详尽地反驳道，“四条式”中叙述的大乘戒的想法不符合佛理，违背了授戒的传统。下面，我们引用相当于序文后半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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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钦明天皇戊午年间，百济王传来佛法。天皇崇拜佛教的情况此后一直延续了下来。道照、道慈等僧人前往大唐，在良师的门下进修学业。印度的菩提仙那、唐朝的鉴真等人有感而来到日本，弘扬教义。他们是德高望重之人，却没有一人对戒律提出异议。然而，僧人最澄没有去过唐朝的都城，只是游历于周边的地区，回到日本后，如今随心所欲地向朝廷提出制定大乘戒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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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章粗鄙，不通文理。只是扰乱佛法，违背僧尼令。应召唤其本人，依照佛法，判定正邪。如此，玉与石、清与浊自会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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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日本思想大系”《最澄》，第1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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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单方面的说法，所以我们不必全盘接受这个说法。不过，我们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从南都旧宗一方来说，最澄的“四条式”扰乱了长期从印度、中国、日本继承下来的授戒的传统，其设立新戒坛的想法是随心所欲的，依照佛法，其过错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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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也意识到，设立属于自己的大乘戒坛的想法有悖于传统的戒坛模式和戒律的理解方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较之于传统的戒坛和戒律，自己的戒律思想和戒坛结构才是符合佛法的，最澄对此是有自信心的。对最澄来说，南都僧纲对“四条式”的反驳给自己提供了展现自己的戒律思想和戒坛结构的绝佳机会，回应反驳的《显戒论》虽然涉及烦琐的议论，却成为最澄的大乘思想乃至天台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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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场论争，我现在不想涉及过细。关于南都旧宗和最澄之间的区别，最澄在批判当时宫中出家得度的惯例时，写下的一段文字表述得极为清晰，下面我想引用这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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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纲在奏疏中提出：“为什么宫中的出家是不清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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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回答。宫中虽是德高、清净的场所，但被允许出家的僧人还很难说是清净的。在比叡山的年度得度人当中，有人嫌弃山林，追求安乐。他们都是违背教义、逃避佛法、懈于追求真实、不惧来世之恶果、追求富贵和名声之人。在这种状态下，释迦的教义被埋没，神圣的佛法不会显现……因此，在中国的五台山的五座寺院里，出家僧人住在山里；在兴善寺的两院中，规定僧人要轮流诵读护国之经典。得度前，居住在山里，习惯于山中的修行，并对山中修行产生好感，得度后，在山中度过12年的闭居生活，这才称得上是清净的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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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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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依然保持着青年时期决心进入比叡山修行时的志向，没有发生变化。其贯彻自我思想的行为，呈现出佛教徒最澄将一生投入新的实践和真理之中的姿态。而且，为这种思想所支撑的最澄的观点，在平安时代初期的贵族和僧侣世界里似乎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在最澄去世后7天，以大乘戒为基础的天台僧人培育制度得到天皇的允诺。天台教团名副其实地从南都旧宗中独立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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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宗的开山鼻祖空海于774年出生于赞岐国多度郡。比最澄小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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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15岁时前往京都，跟随舅舅阿刀大足学习《论语》《孝经》等，后进入大学，学习《毛诗》《春秋左氏传》《尚书》等。在这里，他遇见一位沙门，得到虚空藏求闻持法的教诲。这是一种通过念诵虚空藏菩萨以获得超人记忆力的修行方法，空海决心自我实践这种修行方法，于是中止了大学的课程，投身于山林修行之中。他游历了阿波的大泷山、土佐的室户岬等地，不断重复着严酷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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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也曾尝试过山林修行。这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山岳信仰与外来的脱离世俗的佛道修行相结合的一种修行方法。空海通过鞭挞身体以提高精神集中力，由此确信了佛教的卓越性之后，于797年（平安京迁都3年后）也就是24岁时完成了处女作《三教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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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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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是指儒教、道教和佛教的三种教义，“指归”是指教义的内涵。空海创作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三种教义的内容，明确指出道教比儒教优越，而佛教则比儒教和道教都优越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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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宗教性著作是用汉语写作的。空海并没有采取陈述自己的观点的形式，而是采用了对话体的戏曲形式。舞台背景是一个叫兔角公的人的家里。兔角公为自己的外甥——放荡的蛭牙公子——感到十分头疼，于是请求儒家的龟毛先生开导其外甥。龟毛先生向蛭牙公子讲述忠孝、立身、出人头地的儒教道德，听完龟毛先生的教诲后，蛭牙公子回心转意，上卷就此结束。在中卷，在蛭牙公子身边大智若愚的虚亡隐士开口说话，他从道教的立场批判儒教的世俗道德，宣扬试图实现长生不死的仙道。龟毛、蛭牙和兔角公对虚亡隐士的话感到心服口服，至此，中卷结束。下卷的叙述者是一个叫假名乞儿的人，关于这个人物，书中首先介绍道，他是一个弃世之人，具有非同一般的风度样貌，生活在极其困苦的环境里。然后，假名乞儿否定了追求世俗之名利和追求神仙之脱俗，认为只有向众生灌输佛教之解脱的实践活动，才是最高的德行。在场的人们都为假名乞儿的观点所折服，于是假名乞儿吟咏“十韵之诗”，以示全书结束，下卷的大幕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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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指归》运用了中国六朝至唐代流行的四六骈俪体的形式，在关键之处插入了颂、诗、赋。空海将其掌握的汉语知识很好地融入文章之中。通过比较三教来论述优劣的形式，模仿了中国隋唐时期的范本，但无论是从设置人物的方法来看，还是从议论内容的结构来看，《三教指归》丝毫没有为范本所约束的迹象，相反，空海从容自在的表达能力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从容自在的能力向我们展现出空海少年老成的天才形象，同时，也向我们展示出空海用汉语表达并理解客观事实、体验、脑海里的形象、思想和情感的能力，体现出他所在的知识阶层的表达能力和理解力水平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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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人们还处于无法用日语自由书写心中感受的阶段。虽然用一个汉字表达一个音的万叶假名的书写方式已经成熟，但万叶假名只是用于歌谣的创作，如果人们想要用散文的形式书写事件和思想，还只能凭借汉语。人们还无法用日语将所说所想完整地书写下来。人们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者用日语思考，将其翻译成汉语来记载，或者一开始就不用日语，直接用汉语来思考并记录下来。其中，《古事记》的记录手法是个例外，它采用的书写形式，是修改汉语以接近日语的形式。因此，《古事记》的文体被称作“变体汉文”。而《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怀风藻》《文华秀丽集》等用的都是外来的书写方式，即汉语写成的。上一节我们提及的最澄的《决权实论》《山家学生式》《显戒论》也是如此，空海的许多著作也是用汉语书写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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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著作中，空海的汉语文章尤其华丽、流畅。空海不仅具有很高的汉语阅读和书写的能力，而且其文章具有汉文的韵律。非常遗憾的是，我不具备体会其文章之高妙的汉语知识水平，但即便是阅读其文章的训读，我也能够体会到年轻的空海自由自在地运用汉语创作出对话剧的高超文学水平。《三教指归》以如何说服浪荡公子的形式开始，这是空海试图将思想置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巧妙的构思。在叙述过程中，空海插入了引自汉籍的文字，这些文字与空海的叙述相互照应，没有丝毫的滞碍之处。此外，高谈阔论的龟毛先生、虚亡隐士、假名乞儿的人物形象，都与其论述的儒教、道教、佛教的内容相吻合。这是作者试图将这部对话剧写得更加现实而采用的手段。包括假名乞儿在其叙述过程中插入韵文体的颂、诗、赋的技巧在内，这些手法的使用让人充分享受到阅读文章的快乐，空海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吃力地使用汉语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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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指归》的主题，是对在中国、朝鲜和日本具有众多信徒的儒教、道教、佛教进行比较，阐明优劣。从这个角度来说，《三教指归》并非一部成功之作，因为它缺乏思想性著作中不可或缺的批判性和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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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卷，作者论述了儒教；在中卷，作者阐述了道教；在下卷，作者叙述了佛教。信仰不同教义的人物以各自固定的名字出现在舞台之上，不断地围绕着谁是谁非的问题展开议论。上卷里，三个出场人物中的两人为聆听者，所以这两个角色——兔角公和蛭牙公子——称赞了龟毛先生的儒教论后，上卷结束。但在中卷，当虚亡隐士阐述道教时，上卷里的三个人依然在场。这样一来，道教阐述完毕时，龟毛先生应该从儒教的立场出发进行反驳，但龟毛先生与后来的两人一道，跪在虚亡隐士面前，对其阐述称赞不已。这令人难以释怀。在下卷结尾的地方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听完假名乞儿的关于佛教的叙述之后，龟毛先生和虚亡隐士也都轻描淡写地放下了矛头，说道：“孔子的儒教和老子、庄子的道教是多么浅薄的、带有偏见的教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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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的目的十分明显，即贬低儒教和道教，抬高佛教。但在没有互相批判的情况下，一方就屈服于另一方，这有怎样的思想意义呢？尽管我们能够充分地享受到人物设定之巧妙、修辞手法之高超，但议论的实质却是结论先行，无非是想从情感的层面引导读者而已。最澄的《决权实论》采用了展示德一对自己观点的反驳，然后再反驳德一的形式。《显戒论》则采用了逐一引用南都僧纲的大乘戒坛无用论，再对此进行批判的形式。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就不得不说空海的叙述方式与最澄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