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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得不提起徂徕自己所说的一种发现汉文与汉语新方向的乐趣。根据徂徕的回忆，他曾从破产的藏书家那里购入一大批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古文辞》。徂徕从晦涩的文辞中发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他觉得或许这种难以读懂的文辞才是经典的真意所在，以此为突破口，他主张以《古文辞》为指导，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重新解读经典，或许到那时，经典才能真正发出它应有的光彩。于是，徂徕主张将“古文辞学”作为新方法来重新读解经典，他将自己与古文辞的邂逅称为“上天的宠幸”，他认为这一定会给予古典解读更大的可能性。自此之后，原本的经典在徂徕的面前又重新焕发了生机。虽然徂徕的代表作《论语征》受到了很多汉学家的指摘，但不可否认的是“上天的宠幸”确实为古典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独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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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徂徕来说，经典重新焕发光彩，也就意味着孕育了经典的古代也开始重新散发魅力。而经典的卓越之处同时也是古代的伟大之处。在徂徕看来，古代的光辉伟大之处，就在于古代的先王或圣人的伟大之处。《辩道》中有如下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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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之所以聪明绝顶、智慧非凡，都是因为上天的赐予。这是凡人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高度。在古代，并不存在通过后天学习成为圣人的说法。先王之德已然具备了数不胜数的优点。若要问先王为何被称为圣人，那就必须要提到初作礼乐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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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日本思想大系《荻生徂徕》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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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所说的先王和圣人，具体来说指的应当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和周公。根据现在的历史知识，从伏羲到禹在历史中的存在都是不能确定的，他们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圣王，商汤以后的诸王倒是确实存在的圣王，但他们事迹的真伪依然存疑，而徂徕的古代观和圣王观将古代先王视为理想王者，这就不允许出现实证存疑的情况。对于徂徕来说，用古言读经典是最接近书上所写事实的途径。徂徕对先王和圣人的褒奖，与其说是理论上的论述，不如说更像是一种信仰。徂徕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他也未曾想过隐藏。《徂徕先生问答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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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信仰释迦，但我信仰圣人……我相信圣人的教诲已经涉及方方面面，并无不足之处，因此我并不是佛教轮回说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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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日本古典文学大系《近世文学论集》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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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对于古代和古代圣人的推崇已经超越了学问上的尊敬，近乎信仰。到底是什么使徂徕如此斗志昂扬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思考圣人和先王为什么可以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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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将优秀帝王叫作圣人的说法，尧、舜、禹都曾被称为圣人。但“圣人”的意思是“智慧和德行都很优秀的人”，所以圣人这个称号并不仅仅局限于帝王，比如孔子，他既不是帝王也不是小国王侯，但他也经常被称作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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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徂徕所说的圣人局限于伏羲等诸代先王。将孔子排除在圣人之外，以是否有足以载入史册的创造为基准来确定谁是圣人，这样的圣人也并不能完全使人信服。徂徕到底为什么将对圣人的称呼局限在先王中呢？我们回想一下引文中的说法，徂徕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初作礼乐”之事。《辩名 上》中有关于“圣”这个字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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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所具备的德的形式都不尽相同。虽然都被称作圣人，但他们的德是多种多样的。而诸位圣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有独特的创造。这样我们就必须着眼于他们的创造，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他们只见应见之物。不将德这种基础条件视作圣人的标准，是对圣人最高的尊重。这就是古道，在后世的儒者中，重视精神、轻视物质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大家早就忘记了只有礼乐才能被称作真正的道（真理）。不仅如此，大家也都忘了，成为圣人的标准应该是有自己的创造。现在大家都是只围绕着德来讨论某位历史人物是否符合圣人的标准，但大家并没有意识到，德会随着气质的不同而变化，圣人的标准并不在于他是否有大德。除此之外，大家似乎还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圣人的德都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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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日本思想大系”《荻生徂徕》，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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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认为“创造”与“德”是相互对立的两极，比起“德”来，“创造”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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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创造出的东西，即徂徕经常说的“礼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因为制造出“礼乐”的是古代帝王，所以他们被称为“圣人”。他们并不是因为有大德才被称为圣人的。圣人制造的“礼乐”是超越“德”的存在。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应该排在个人道德之前，这就是徂徕的基本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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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户时期的儒学思想中，不论是解读《论语》和《孟子》，还是研究朱子学，都是将个人道德放在中心位置的，徂徕认为政治制度应该优于个人道德，这个主张在当时的儒学界占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把朱子学当作封建统治维护工具的藤原惺窝和林罗山自不必说，他们为了维护封建秩序，教导人们从个人层面遵循忠孝之义。就连身处京都，远离权力中心而醉心于学术研究的伊藤仁斋也认为，儒学的根本在于仁、义、礼、智这几项道德，圣人的教诲就是让大家在精神和行为上都以追求这种道德为目标去生活。在儒学世界里，这种重视个人道德的倾向，在徂徕之后的时代也未曾衰退，即使是到了整个社会都在大转向的明治时代，《教育敕语》[5]中还能看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相和”之类的话，可见儒教道德在维护国家秩序、教化人心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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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徂徕认为孔子将唐虞三代先王创造的精髓总结成先王之道，并在先王之道与个人道德之间画了一个明确的分界线。接下来我们将引用徂徕50岁左右的作品，也是他思想成熟期的著作《辩道》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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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道就是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就是安天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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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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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之道就是先王所造之物，并不是天地间的自然之道。先王指的是一群聪慧过人，得天命治理天下的王。所以安天下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为了使天下安定，他们都倾尽全力将自己智慧和所掌握的技术发挥到极致，创造出了理想之道，后世的人模仿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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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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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作礼乐，虽然这仅仅是先王行动中的一部分，但这也是先王之所以为先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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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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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之道即安天下之道。虽然此道涉及多个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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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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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安天下之道”一类的话曾频繁地出现在《辩道》和《辩名》之中。从这样的高频率中，我们可以看出徂徕虽然也承认，不重视个人道德的前代儒学无法改变重视个人道德的同时代儒学，但在这种无力回天的局面下，他还是做出了应有的抵抗。徂徕就这样不断将这种话说给他人听，也不断地用它说服自己，以此在与时代主流抗衡的过程中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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