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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认为“创造”与“德”是相互对立的两极，比起“德”来，“创造”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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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创造出的东西，即徂徕经常说的“礼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因为制造出“礼乐”的是古代帝王，所以他们被称为“圣人”。他们并不是因为有大德才被称为圣人的。圣人制造的“礼乐”是超越“德”的存在。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应该排在个人道德之前，这就是徂徕的基本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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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户时期的儒学思想中，不论是解读《论语》和《孟子》，还是研究朱子学，都是将个人道德放在中心位置的，徂徕认为政治制度应该优于个人道德，这个主张在当时的儒学界占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把朱子学当作封建统治维护工具的藤原惺窝和林罗山自不必说，他们为了维护封建秩序，教导人们从个人层面遵循忠孝之义。就连身处京都，远离权力中心而醉心于学术研究的伊藤仁斋也认为，儒学的根本在于仁、义、礼、智这几项道德，圣人的教诲就是让大家在精神和行为上都以追求这种道德为目标去生活。在儒学世界里，这种重视个人道德的倾向，在徂徕之后的时代也未曾衰退，即使是到了整个社会都在大转向的明治时代，《教育敕语》[5]中还能看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相和”之类的话，可见儒教道德在维护国家秩序、教化人心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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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徂徕认为孔子将唐虞三代先王创造的精髓总结成先王之道，并在先王之道与个人道德之间画了一个明确的分界线。接下来我们将引用徂徕50岁左右的作品，也是他思想成熟期的著作《辩道》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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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道就是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就是安天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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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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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之道就是先王所造之物，并不是天地间的自然之道。先王指的是一群聪慧过人，得天命治理天下的王。所以安天下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为了使天下安定，他们都倾尽全力将自己智慧和所掌握的技术发挥到极致，创造出了理想之道，后世的人模仿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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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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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作礼乐，虽然这仅仅是先王行动中的一部分，但这也是先王之所以为先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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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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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之道即安天下之道。虽然此道涉及多个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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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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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安天下之道”一类的话曾频繁地出现在《辩道》和《辩名》之中。从这样的高频率中，我们可以看出徂徕虽然也承认，不重视个人道德的前代儒学无法改变重视个人道德的同时代儒学，但在这种无力回天的局面下，他还是做出了应有的抵抗。徂徕就这样不断将这种话说给他人听，也不断地用它说服自己，以此在与时代主流抗衡的过程中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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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翻来覆去地提及相似的说法，除了能体现出他在修辞学上颇有造诣之外，还能说明在与主流儒学进行思想对抗这方面，他对儒学的核心道德“仁”有着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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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架在民众之上的安民之德，也是圣人所拥有的大德……孔子曾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这句话是在说，君子的衡量标准便是仁。所以，孔门的教诲一定都以仁为中心。圣人和仁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先王之道的基础也是“仁”。因此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应当围绕仁来制定并施行。在孔门的教诲中，仁是最高的德，各种义务都应当围绕仁去制定……孟子曾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属于先王，而德属于众人，仁是令道和人结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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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5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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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儒学理论都主张“仁”是最高等级的德，这一点是为大部分儒学家所承认的。儒家思想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诸多道德为约束，而在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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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认为“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也是与人交往时心中应该一直秉持着的标杆。“仁”这个概念有些抽象，若是把它掰开揉碎了去品味，或许其中应该有“体谅”“爱”“慈善”等诸多味道，这些品质确实能在人们的心与心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仁”确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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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对“仁”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他并没有从人心这个方面去思考，他从先王之道，也就是确立社会秩序的政治制度这个角度来解读“仁”的含义。他并不认为因为“仁”是这世间最重要的东西，而且“仁”最早脱胎于政治领域中先王制定的礼乐，所以先王之道才尊贵无比，徂徕认为正确的因果关系恰好相反，王最早接受了上天的任命，“安天下”是他们的命运也是他们的义务，于是他们制定出理想的礼乐，先王所作礼乐，或者说先王之道，是此后历代政治制度都难以比拟的。在理想的礼乐和世间接触磨合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德。而礼乐和人世之间最深的联系便是名为“仁”的德。因此，“仁”是最重要的德，也是君子应该具备的大德。在论述“仁”的过程中，徂徕还是将客观的政治制度和主观的个人道德进行了明显的区分，并没有动摇把政治制度置于个人道德之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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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立场肯定了江户时代的封建制度和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这和一些拥护体制的政治思想是共通的。徂徕本就是应幕府（老中格柳泽吉保）之召，领取幕府俸禄的学者，他一直坚持将自己的儒学思想和政治体制相结合。所以，他与反政治体制的思想并无缘分。而儒学作为当时政治社会的主流思想，也不太可能批判当前的政治。而徂徕将政治和个人道德区分开来，只论述客观的政治制度，换句话说，他在提纯政治思想这个领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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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认为政治思想需要提纯，于是他想将先王的理想政治清晰地描绘出来。他所参照的文献便是孔子整理的六经。但只是单纯阅读六经的话，并不能了解先王之道。徂徕意识到了语言表达对事实的影响，于是他主张古言和今言之间差异巨大，并提倡古文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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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的教诲应该在事实中体现出来，而不是表现在已经被总结成形的道理中。对于注重事实的人来说，整理相关事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而注重道理说教的人的语言表达方式通常都非常丰富，他们对于一个事实，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表述。所以置身于现实之中，通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得出的结论，才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没有必要完全依赖已经总结好的描述。能用语言表述出来的只不过是道理的很小一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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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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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中所说用语言总结而成的道理指的就是六经，徂徕的目标是探索遥远的上古时代的中国古代先王之道。徂徕认为语言表达和事实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准确地构建出先王之道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方才所引段落就是在说此事之艰难。构建先王之道不仅对后世的学者来说非常困难，即使是对于亲手创作礼乐的圣人来说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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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神农、皇帝都在圣人之列。但他们的创造并没有立刻为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后来又历经颛顼、帝喾两代，直到尧、舜时代礼乐才算初步确立起来。又经过夏、商、周三朝的发展，这个制度才初步成形。这个过程跨越了数千年的时光，耗尽了数位圣人的心血和努力，礼乐制度才最终成形。可以说每代圣人都为它倾尽了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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