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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认为“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也是与人交往时心中应该一直秉持着的标杆。“仁”这个概念有些抽象，若是把它掰开揉碎了去品味，或许其中应该有“体谅”“爱”“慈善”等诸多味道，这些品质确实能在人们的心与心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仁”确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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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对“仁”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他并没有从人心这个方面去思考，他从先王之道，也就是确立社会秩序的政治制度这个角度来解读“仁”的含义。他并不认为因为“仁”是这世间最重要的东西，而且“仁”最早脱胎于政治领域中先王制定的礼乐，所以先王之道才尊贵无比，徂徕认为正确的因果关系恰好相反，王最早接受了上天的任命，“安天下”是他们的命运也是他们的义务，于是他们制定出理想的礼乐，先王所作礼乐，或者说先王之道，是此后历代政治制度都难以比拟的。在理想的礼乐和世间接触磨合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德。而礼乐和人世之间最深的联系便是名为“仁”的德。因此，“仁”是最重要的德，也是君子应该具备的大德。在论述“仁”的过程中，徂徕还是将客观的政治制度和主观的个人道德进行了明显的区分，并没有动摇把政治制度置于个人道德之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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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立场肯定了江户时代的封建制度和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这和一些拥护体制的政治思想是共通的。徂徕本就是应幕府（老中格柳泽吉保）之召，领取幕府俸禄的学者，他一直坚持将自己的儒学思想和政治体制相结合。所以，他与反政治体制的思想并无缘分。而儒学作为当时政治社会的主流思想，也不太可能批判当前的政治。而徂徕将政治和个人道德区分开来，只论述客观的政治制度，换句话说，他在提纯政治思想这个领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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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认为政治思想需要提纯，于是他想将先王的理想政治清晰地描绘出来。他所参照的文献便是孔子整理的六经。但只是单纯阅读六经的话，并不能了解先王之道。徂徕意识到了语言表达对事实的影响，于是他主张古言和今言之间差异巨大，并提倡古文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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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的教诲应该在事实中体现出来，而不是表现在已经被总结成形的道理中。对于注重事实的人来说，整理相关事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而注重道理说教的人的语言表达方式通常都非常丰富，他们对于一个事实，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表述。所以置身于现实之中，通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得出的结论，才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没有必要完全依赖已经总结好的描述。能用语言表述出来的只不过是道理的很小一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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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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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中所说用语言总结而成的道理指的就是六经，徂徕的目标是探索遥远的上古时代的中国古代先王之道。徂徕认为语言表达和事实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准确地构建出先王之道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方才所引段落就是在说此事之艰难。构建先王之道不仅对后世的学者来说非常困难，即使是对于亲手创作礼乐的圣人来说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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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神农、皇帝都在圣人之列。但他们的创造并没有立刻为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后来又历经颛顼、帝喾两代，直到尧、舜时代礼乐才算初步确立起来。又经过夏、商、周三朝的发展，这个制度才初步成形。这个过程跨越了数千年的时光，耗尽了数位圣人的心血和努力，礼乐制度才最终成形。可以说每代圣人都为它倾尽了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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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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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虽然明言自己不信仰释迦牟尼而信仰圣人，但他也承认，即使圣人拥有绝对存在的力量，唐虞三代的礼乐也是在数千年的人为努力下才建立起来的。我们可以从这句话看出他对理想政治制度的尊崇和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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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政治制度的具体样态，比如法律体系，或者官位制、土地制度和税制，以及仪式、演艺、宴会的举办方式、运作方式等，徂徕几乎没有谈到。他对于同时代幕府政治进行具体论述的著作《政谈》和《太平策》等则被他封为秘本，连高足弟子也无法自由取阅。他不在公开场合高谈阔论政治制度，有可能是出于对幕府权力的避讳。总之，徂徕对于先王礼乐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具体记录，仅有的论述，可以说都是精神层面的。本文在此引用其晚年出版的《学则》中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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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讲，养而不教是恶。教而不能很好地起到引导作用也是恶。养育并使之有所大成，能很好地发挥引导作用的，全部都是善。人与虎狼相伴虽是恶，稗与米相混虽是恶，但天地从不排斥虎狼，雨露从不歧视稗。圣人之道也是如此。无奈地抛弃或远离某些事物，鞭打或杀戮某些事物，恐怕是有害于仁的，但却不是出于憎恶。也就是说，痛恨不仁，与喜好仁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别的……圣人之世，没有人才被埋没，没有一物无用处。“尧舜治下的人民，一律可以出任诸侯”，并不是说任何人都是可以成为诸侯的人才。更不是出于怜悯才那样夸奖他们的。尧舜的政治，培养和培育了人民的才能，使他们达到了与诸侯相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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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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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过着安乐的生活，所有人的才能都能开花结果，所有人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社会。如果说唐虞三代的社会是那样的理想社会，也并非完全不叫人怀疑，不过徂徕的圣人信仰强烈地倾向于唐虞三代，他认为中国古代已存在那样的理想社会，并以此为依据，坚定了自己对这种政治论的观点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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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徂徕所描述的理想社会的构想，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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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徂徕坚持政治优越于个人道德这一思想。儒学在阐述理想的时候，往往会将目光转向仁、义、礼、智、信等分类，表彰人内心的纯粹，而这些纯粹是作为个人道德而存在的。但是，徂徕却丝毫没有因循这一结论。说到让人安居乐业的社会应有的样子，他就规定说，人民生活安乐的社会就是善，不安乐的社会就是恶，这几乎是一种放任的态度。他还认为社会性的善恶比个人内心的善恶扩散得快，意义和价值更大。他认为社会秩序中蕴含着人内在的善恶。能将个人的邪恶包容在内，营造一个安乐的社会，就是善的。这说明徂徕的确认为政治的共同性才是最高的真理。徂徕的政治思想，无论是参与幕府政治，为具体的方政策略献言，还是仰视中国古代的君主政治并以之为范本，都能完美地适应时代的封建统治需求。不过，由于其处在有权者的高位之上，与道学家提倡的下层民众的道德素质、日常生活及行动合乎伦理的姿态就相去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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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我们应该注意的另一点是，从理想社会引出现实改革的具体的实施策略时，徂徕所思考的政策即使有合理的成分，也依旧是偏离时代的。譬如，徂徕为幕府献策，认为应该实施中国周代的井田法，让城内的城市居民（市民）和武士都返回他们出身的乡村去。另外，他还主张根据身份来制定衣食住行和婚丧葬祭的方式，并制定礼法制度。他认为，坚守土地的田园生活、维持自然经济、持续稳定的身份制度才是先王之道的基础。而城市化以及货币经济的扩张等时代潮流，是徂徕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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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献策要迎合时代，而时代却抛弃了他的献策，义无反顾地向前进。但因此而诟病徂徕的政治思想不光彩是不恰当的。可以说，徂徕的尝试与理想社会的构想难以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那么他的观点与时代产生偏差就是必然的。站在自己的政论与时代的分歧点上，徂徕选择了遵循其政论走向的道路。对于徂徕来说，这个选择虽然包含着过时的、腐朽的意味，却也是在思想和现实的矛盾中谋求生存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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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年），又称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援朝战争。指明朝万历年间明朝和朝鲜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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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形净琉璃，“人形”即人偶。人形净琉璃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代表性音乐表演，表演人偶剧的同时使用净琉璃说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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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俳谐，日本江户时代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和作品。严格地讲应称为俳谐连歌，是从正统的连歌分支出来的、提高了游戏性的集体文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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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送假名，指在日语词汇中，汉字后面跟随的假名，用来指示汉字的词性或读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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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敕语》指日本明治天皇于1890年10月颁发的关于国民精神和各级学校教育的诏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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