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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下卿 六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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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上卿 四十八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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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下卿 四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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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上卿 二十四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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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下卿 二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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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臣 八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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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臣 六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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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大臣 六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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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司 二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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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守 五亩二分至三亩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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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采地，概为世袭，其地所出之赋税，皆归于其主。未几，天皇诏造户籍，凡十家为里，里有长，其职在促民纳税、服役且判解讼事。每家以人口受地，受二亩者，纳细绢一丈；受八亩者，纳细绢四丈，宽皆二尺五寸。纳粗绢者，每亩二丈。其筑室者，纳地租细布一丈二尺。每家岁出刀剑弓矢，以备战争；百家出马一匹，马苟健良，可合二百家共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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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德在位十年而崩，其有待于改革而未能者尚多。让位之女皇，乃复嗣位，曰齐明天皇，立中大兄为太子。时朝鲜半岛上，新罗、百济，战争日烈，新罗诉之于唐，渭百济绝其贡道，唐高宗诏日本止之。六六二年，新罗更借唐兵，伐百济，破其都城。百济遗臣，招收散卒，使人乞援于日。天皇诏救百济，遣兵二万七千人，击新罗，拔其二城。会唐将刘仁轨至，水陆并进，击退日军。明日复战，日军败绩，不能成师；得生还者，为数无几。经此重创，日本侵略朝鲜之计划，归于失败，自后不敢萌此心者，凡九百三十余年。唐之兵威，亦云盛矣！先是，女皇已崩，中大兄守丧七年，六六八年，乃即帝位，是为天智天皇。天皇性素好学，博洽能文，设立学校，是为日本有学校之始；又制定礼节，修编律令，遂开后日《大宝律令》之基。《大宝律令》者，成于四十二代文武天皇大宝元年（七〇一年），律分六卷，令十一卷，共十七卷；规定官吏阶级、冠冕衣服、学校制度、收授田地、租税轻重、兵制等类；刑有五等，笞、杖、徒、流、死罪，其轻重又分为二十级。大抵此律令之成，系集大化以来之制度，而杂取唐律以为之，遂为后此千余年之日本所变化沿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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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智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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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崩后，元明嗣位，奠都奈良。时七一〇年也。先是，天皇崩后嗣君立，即迁都；其宫室楼殿，建筑至速，规模卑陋，生活状况，几与游牧时代酋长之帐幕无异。文化学术，亦坐是不能发达。至是定都，贵族始有暇时深究文学，编纂国史；高僧往来于唐者益众。直至其后朝廷以唐室雕弊，途多风浪，遂罢唐使；惟商贾往来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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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赖苏我氏之力，得以流传；物部氏败后，苏我氏遂收其奴仆半数，建筑佛寺以谢神恩。推古时，圣德太子建四天王寺。先是，太子讨物部氏，誓于军中：“胜敌，必奉护世四王。”故有此举。太子又尝与诸僧讲佛法于御前，群臣中善逢迎者，竞说佛法，兴工造寺，在朝诸臣，多为佛教信徒。佛经意旨，固极深奥，僧徒多聪明博洽之士，贵族中求学者益争出其门。于是，佛教遂为贵族之宗教，民间亦有信之者。经三十余年后，除居士信徒不计外，有寺四十六所，僧八百十六人，尼一百六十九人。六四二年，天久无雨，田禾枯槁，人民惶恐，祷于神不应。既而女皇躬临寺观，膜拜佛像，大雨骤至，民因大悦，争颂佛恩，信之者益众。六四六年，孝德固让皇位于其兄古人，古人不受，入寺为僧，斯可见当时僧徒之地位矣。孝德之国博士二人，其一即沙门僧旻也，尝赞筹大化改革计划，因免除寺僧之田地赋税。按是时大寺，尝有膏腴之地百数十亩，后且扩至千亩，地位因日巩固；乃倡神佛为一之说，以当时人民信仰神道者犹众云。六七五年，天皇尝禁杀马牛生畜及民间肉食，就广义而言，不啻佛教信徒，已遍于国中。七三二年，铸一大钟，重至四十九吨；又铸佛像，高过五丈，所谓“奈良大佛”是也。此皆其荦荦大者，小者尚不知凡几，以至当时国中所出之铜，不敷铸造钟像之用，可谓盛矣。既而天花流行，天皇命造七级浮屠，借祈佛佑；会疫稍衰，因而膜拜于佛寺者益众。七五三年，四十六代孝谦女皇遂聚僧一万以设斋佛前，于此可见当时佛教推行之速。其后孝谦让位于淳仁天皇，而宠臣僧道镜谮之；孝谦上皇遂复临朝，幽废淳仁，以道镜为太政大臣禅师。道镜服御饮食，与女皇相等，复使其徒托神意言于女皇曰：“禅位道镜，天下太平。”女皇因卜于神；卜者又托神言奏曰：“自开辟以来，君臣之分已定；萌非望者，神明殛之。”道镜大怒，斥为矫诬，意欲杀之，女皇无如之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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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佛教盛行，高僧皆注意建筑。盖以殿宇雄巍，愚民望而惊心；佛像庄严，礼者见而生敬；雕刻绘画，则易动人美感；清净院宇，尤易招致学者往游也。但如此工程，日人不能自为，乃求工匠于三韩以大兴寺观。其建筑之工，大抵五色辉煌，高塔耸立，令人见之油然欣慕。奠都奈良之后，皇室宫殿，日益壮美，贵族渐有高楼大屋以居。良工需要，过于供给，王公大臣，争欲致之；其人亦自以见重于时，相竞益烈，故雕刻多精巧而绘画殊明秀。其存于今者，多能美丽传神，无怪世人视为珍宝也！此时高僧，博通经典，往来于唐者，不绝，其人且兼为教师，中国文学，赖以广其流传。后乃采取华文字义而以土音读之，字数骤增，文字之工具始备。其能读孔孟老庄书者，则知高深哲理；读《尚书》《春秋》《史记》者，则明兴亡之迹，君臣之义；读《诗经》《楚辞》歌赋者，则能歌咏于山水之间。于是古史编成，歌谣盛行，文学之基础乃立。奈良时代，信如学者所谓“文学萌芽之时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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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以上改革，其制度多采于中国三代遗法，而又杂取唐制。其改革原因，在削诸侯，收土地人民归于国家，为一统之中央集权政府。然其所以行于中国者，本于历史上之沿革，思想界之变迁，人民需要而时势造成之也。此时日本之风俗习惯，与中国少有相同之点。孝德之改革，如收土地为国有，固为当时之急务。惟时无战争叛逆之诸侯，一旦忽夺其世袭之土地，不平之心，足召反动；乃折中损益，为不彻底之改革，终归之于失败。试分述其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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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族官吏，得受采邑，其目的无非以为其土地之代价耳。制度颁布之后，牢不可破，皇子王孙，皆应有田地；其后生殖繁衍，采邑增加，遂使皇室之土地日减，岁入之租税益少。且在今日，可耕之地，不过三分之一，当时荒芜之地尤多，租税减少，其能足用耶？至免佛寺赋税，其弊尤甚：盖佛寺所据者，多膏腴之地，每至千亩；当国用不足之时，人民纳税之担负益重，其狡黠者乃贿寺僧而附属于寺。其结果则使僧徒富厚而国家贫弱，分崩之势，在所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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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无贵族平民阶级，布衣可以取卿相之位；若日本则贵族平民之界限极严，改革时所谓任命大臣者，特美其名耳。孝德之左右内大臣三职，皆以贵族功臣充之；其外省官吏，若国司、邑长，被任命者，皆其地世袭之诸侯也。此固由于当时人才，首推富有政治经验之贵族官吏，且借此以安其心；但自此以后，贵族政治之形势益牢固。就人口而言，贵族官吏仅当全体人民千分之五，多数人民处于“治于人者”之地位，毫无服官之希望，其中岂遂一无知能之士耶？天智时，始创太学于京师，其规模仿自唐制；但生徒不足四百人，且皆贵族大臣之子弟。其学程定为九年，学生之因考试失败而留级者尤夥；一年卒业之人数，仅十余人，又未必皆为要官也。至于地方置学宫者，为数甚少；其能入学者，又皆地方贵族官吏之子孙。此等生于安乐之子弟，不受环境刺激，不与他人竞争，惛然终日，畴克勤学；他日任以国事，其能进行改革耶？信哉孔氏之言：“其人亡，则其政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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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之改革，非出于贵族官吏与夫人民之需要，乃出于一二明哲英主之毅力独行，故非中材之君继之，不足以破世俗之论以竟厥功。乃自圣德太子薨后，灾乱频仍；孝德天智又中道崩殂；其间且多庸弱无能之女主临朝，苟安一时，其终归失败自可无疑。至于中国，无道之君，人民可取而代之，先哲常谓“君无道则失其所以为君”；孟子又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若日本学者，刺取吾国忠君之说，附会其所谓天照女神子孙万世一统之神话，其说已深入人心，故政权可以旁落，而帝位不能变置，卒至外强内干，名实不符，尚何能进行改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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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官吏之在京者，所食采邑较多（见前表）；其在外者，则虽以国司之尊，不过二十亩耳。于是文学智能之士，多聚于朝廷；其官远方者，人民视之，不啻放逐，如我国之所谓“贬谪”。然以好名之士皆愿居于京都，朝廷无所用之，乃高谈佛理，空说经典，或歌咏山水以自娱乐，毫无补裨于民生。其富于财者，则且建高屋，聚图画，斗新夸富，穷奢极欲，为人民之蠹。反之，官于远方者，多系无识之武人，朝廷命令，非旦夕能至其地，乃得便宜从事，其势甚张；卒至尾大不掉，朝廷徒有管辖之名，而隐以养成幕府藩镇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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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人民习于战斗，部落之风盖犹未尽除。大化以来，乃重文轻武；好勇斗狠之武士，其能受治于孱弱无能之文人乎？然政府犹授以柄，模仿征兵制度，令人民岁出弓矢车马，规定有马者骑，无马者卒；以时检阅，阙者有罪。其后且定男子年二十一至六十为正丁，服役于军中三年，军数始占全国男子四分之一，后乃增至三分之一。养如许之军队，势若散沙，卒为武人所利用，中央之集权政策，因以土崩瓦解，夫岂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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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高山层叠，不便行旅；川流急湍，不通舟楫；加以产马鲜少，无邮驿之便；苏我乱后，桥梁又多毁圮。于此交通困难时期，人民所纳之粟布丝等，何由运至奈良京都？抑交通不灵，则虽欲中央集权，要无以监督地方官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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