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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条时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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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而泰时继父义时执政。泰时性恭让，能节俭，留心民政，人民悦服；尝制定法纲，防割据之渐，规定武人权利，共五十一条，是为《贞永式目》。其条文毫无序次，且未完备，但详载武人食邑，夫死之后，得分给妻妾；邑主听讼，以迅速为宜，公平为归；严禁将士与朝臣往来而已。又此式目，实根据镰仓幕府以来之制度，不过此时始以明文公布，著为定律耳。其后虽以江户幕府之盛，犹兢兢奉为圭臬。至当时朝廷法律，亦甚严密；甚至货物贵贱，概皆规定；郡守尤谆谆然以留心听讼为箴。泰时殁后，嗣者皆聪明有为，克勤克俭，尤以时赖为著。时赖专心民政，尝削发为僧，游历诸邦，考察政事，问民疾苦，是以奸吏绝迹，政治清明。此时赖经拥将军之虚名，寻让位于年甫六岁之幼子赖嗣。会赖经预闻袭取时赖之谋，事泄，送之京师；有谋起兵迎复者，亦族诛。将军赖嗣，愤父为北条氏所逐，阴诱将士图恢复。有告之者，时赖悉知其情，乃废赖嗣，奏请以宗尊亲王为帅；朝议许之。皇族之为将军自此始。然未十年，北条氏又逐走将军，而立其子，年甫三岁。自此以后，将军之年长者，皆为北条氏所废逐。其犹存将军之名者，徒以北条氏以陪臣执国政，人心不服，故借将军以售其欺；但年长居职久，将不愿为北条氏利用，因废逐之。立幼之习，遂为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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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内乱以来，中日聘报之使皆绝。惟日本僧徒，有至中国诵习佛法，归而为高僧者；中国商船，亦有重载茶叶日用之品至日本者。但日本当时，船工拙甚，其船身狭小，不能涉风涛渡海西来。及至宋季，蒙古崛起于北方，翦灭金夏，蚕食宋边。一二五九年后，忽必烈即位，五年之中，定都燕京；一二六五年，臣服高丽。时高丽君臣，谈经论文，自谓礼义之邦，颇鄙夷蒙古；久历战争，国用匮乏，兵败乃服。其王遣使者赵彝等入朝。赵彝言于忽必烈曰：“日本可通。”世祖素好武功，久欲征服天下，闻之，大喜。乃命使者会高丽向导至日，诏令内属。使者登舟前进，俄为大风所阻，不至而还者再。遂谕高丽，委以日本之事，期其必得要领。一二六八年，使者与高丽人东渡，先至幕府。将军送之京城，其国书中有云：“大蒙古国皇帝，奉书于日本国王。……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会朝廷庆祝皇寿，置之不答；使者守至六月之久，朝议拒绝，遣使出境。盖日本皇族，自谓至上至尊天照女神之胤，国王向以天皇自尊。蒙古书中，称以“日本国王”，而自谓“蒙古皇帝”，日本承诺，则天皇与臣服蒙古之高丽国王相等，岂其所愿乎？又其时幕府方强盛，将士能战，自不为兵威所慑；而蒙古起于荒漠，未娴礼义，日本自不愿为之臣属。一二六九年，使者又至，东渡对马，日人拒而不纳；乃执二人而还，送之燕京。世祖待之甚厚，示以宫室之高巍，侍从之众多，府库之殷实，以为若此可不战而臣服日本；因诏还之。逾年，复使赵良弼偕高丽使者至日，致书日皇，书中又云：“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图之！”朝议答书，草示镰仓；将军不可，令逐良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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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日本使者至燕京，中有前此放归之二人。其来也，将以侦伺蒙古军队，而为战守之备。世祖已知其情，从许衡之言，示以宽大。于是日人深知蒙古能战之士，皆为骑卒；日本孤立海中，风涛险恶，非大舟不能东渡；而蒙古时无水师，骑兵无所用之；创设海军，尤非旦夕所能；因有所恃而无恐。当是时，日本之高僧，数言“皇天震怒，罪此下民，苟无内乱疾疫，则有外来寇患”。先是，十二世纪之末，日本有寺一万七千，教徒四百七十余万，约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及是，佛寺增至七万二千，信者约三千万人。预言既出，人心惶恐，佥指所谓患者，应在蒙古，举国上下，积极备战。镰仓将军，精选壮士；关东武人，日习武艺；朝臣则减削费用；人民则乐输赋税。盖值北条氏盛时，上下一心，故各事易为。既而良弼又至，皆不报答，世祖震怒，诏高丽造军舰千艘，聚兵四万，贮积军粮，以备东征。国王得诏，上表陈情，极言国用匮乏，不能应命，辞极悲苦。世祖不许，遣使者监工，克期制造。国王不得已，重税人民；民多流离，疾恶蒙古甚于日人。一二七三年，世祖遣兵五千驻于高丽，将征日本。会高丽大饥，军需不敷，其明年，始大举出发，共舟九百艘，载蒙古兵二万五千，韩兵一万五千；舟子九千，皆高丽人也。舟至对马，进攻陷之，屠戮壮丁，污辱妇女，杀及老幼。败报传至，人心益惧，将军乃命全国备战，其故违者，杀之无赦。既闻屠戮之惨，将士益愤，各有战死之心。就军队而言，日本战士，勇猛与蒙古相等；惟无阵法，各手弓矢长戟短刀以御敌。且其时蒙古已有火器；鏖战竟日，日军势败，将退守要害，而援军大至，蒙古兵不能登岸。及夜，日人驶驾小舟，往来攻击。而蒙古兵因高丽水手，谓飓风将至，遂退。此役也，蒙古兵卒，死者一万余人。惟非战败，乃多死于舟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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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兵退朝鲜，奏谓大捷，因矢尽退还。世祖信之，以为日本必有所惧，将不战而服；遣杜世忠等，招日本国王往朝；令臣属中国，如高丽例。镰仓辅臣北条时宗执而斩之，悬首于市。全国上下，益节费用；练重兵，聚军粮；且造小舟，轻便灵巧，以备潜攻。世祖闻使者被杀，复诏高丽造舰千艘，练兵二万。蒙古兵在半岛备东征者，数近五万。时蒙古亦已灭宋，世祖因命范文虎于南方召募水军，制造臣舰，其大者驾驶水兵至三百人之多。诏以阿剌罕、范文虎为大将，率兵十万，征讨日本。既而阿剌罕病不能行，以阿塔海代之。一二八一年，大军十万，自福建东渡，约会高丽舰队，同时进攻。会途中遇风，南方舰队后期而至。高丽舰队，攻击对马等地；日军数战不利，益征兵于诸郡。时值五月，天气炎热，蒙古兵卒死于舟中者，三千余人，而援兵不至，遂退高丽。既而南方舰队，薄近海岸；日军环岸拒守，凡四十万人，身冒矢石，前仆后继，络绎不绝。元军因不能登岸，百战百胜之骑兵，遂无所用；加以大舰，重载军需，行转不便。入夜则日本岛民，辄驾小舟，往来袭击。蒙古军苦之，因聚众舰，锁以铁索，然进攻益难。俄而飓风卒至，波涛腾空，樯折舵摧，船身漂荡，率触礁石，破碎沉没，大将范文虎等择坚舟先遁，弃士卒不顾。数日风止，兵卒方伐木作筏，为西归计；而日人来袭。余众气沮，力不能战，遂遭屠杀，或俘虏，得生还者三人而已。据生还者言，水兵固不听节制，有逃亡者。世祖愤甚，议更东征；会用兵于南方，群臣又谏，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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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自成吉思汗起兵，四出征讨，威及欧洲。迨至世祖，改国号曰元，并吞中国，可谓极盛时代；竟挫于蕞尔之日本。此虽飓风作祟，抑别有故焉，当略述之：（一）蒙古之能战者多为骑兵。骑兵战于广漠之场，可以纵横驰骋；今困于舟中，失其凭依，自无由逞其威武，故虽十万之众，除骑兵外，战斗力甚薄弱。而日军应战者有四十万之众。就人数而言，以一敌四，岂能必胜？况以客军孤立海中，主客之势，既不相如，攻守之利，自相悬绝。（二）蒙古之灭宋也，宋人力战，死者甚众。今其水手乃江南遗民，未忘国耻，岂肯为敌尽力？如《元史》所载：“水手总管等，不听节制，辄逃去。”良非虚言。方当出兵之时，世祖召大将语曰：“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辈不和耳。”既知不和，而又遣之，宜其败也。（三）蒙古军队，极其残酷，所在焚劫，辱人妻女，一二七四年之战，日人已深衔之矣。今战争不力，则国破家亡，如此惨祸，深印入将士之心，故无不力战者。又值佛教正盛，举国信仰，自上皇以及朝臣，争罗僧徒，日夜祈祷。思想简单之武人，固谓佛助之矣，因有所恃而不恐。（四）高丽为蒙古所威胁，国内空乏，人心未服。世祖诏令造舰，聚兵集粮，又值岁歉，赋税奇重，人民散离，其从征士卒，愿力战乎？就地势而言，高丽日本，仅一水之隔，自昔亲善；一旦伐之，因而战胜，且贻后日之忧。故高丽遣军助战，攻破对马，屡败日军，终托故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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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元兵之来侵也，龟山上皇祷于神宫，祈以身代国难。自朝廷以及民间，无不拜佛，借求援助；各地寺僧，诵经念佛，钟鼓之声，彻夜不绝。迨大风破沉元舰，僧徒谓由祈祷之虔，收为己功；朝廷因赐以土地，日益富盛；镰仓将军，且建筑大寺以答神贶，以至铸造钟像，金铜缺乏。至于将士，效死杀敌，反无赏赐及增加采地。盖战败元兵，非若源氏之灭平氏，可以夺其土地，分赐将士也。但自元使来后，迄于战事之起，战士日习武艺，所费不赀。战胜之后，将军惧元人报复，令兵严防不懈，所耗尤多。其为守护及地头者，益借权势，管治其地，民众怨愤，北条氏之势渐衰。又其辅政者，年少无知，政权因归于师傅家臣。当是时也，日本政治之组织，亦云复矣。将军夺天皇之权，北条氏夺将军之权，北条氏之家臣，又夺其主之权，内部日形分散，又与朝廷争权；天皇朝臣遂共谋之。先是，八十八代后嵯峨天皇，相继立其二子后深草天皇、龟山天皇；因偏爱龟山，诏定永以其后为嗣。及龟山天皇让位其子，后深草上皇不服，诉于北条时宗。时宗利皇族分离，因立其子为储贰。时宗殁后，龟山一支，有以背上皇遗诏切责关东者。北条氏乃调停其间，定两统迭立之议，以十年为互让期；两统嫉恶益甚，朝权日微。北条氏又分藤原氏为五家，令迭为关白以分其势；任罢之权已操于镰仓，欲为摄政者，无不逢迎其意。但久于位者，非镰仓之利，在位遂不能久。于是藤原氏以虽为关白，不能有为，恶镰仓日甚。会北条高时辅政，耽于酒色，畜犬噬人，贿赂公行，听讼不公，将士遂纷纷据邑以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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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醍醐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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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八年，九十六代后醍醐天皇即位，时年三十有一，慨皇室之衰微，隐谋恢复。会高时失政，天皇阴遣亲臣二人，游历诸郡，审察形势，密诱将士。既而事泄，高时议废帝；天皇赐以誓书，乃止。会皇太子死，天皇欲废两统迭立之议，而立己子；高时固执不可。天皇愤怒，招僧入宫，咒诅镰仓；复命皇子护良为延历寺座主，借交僧徒，隐备战争之用。高时闻之，遣兵径入京城，将废天皇皇子，除公卿与谋者。天皇得信，乘间逸出，至笠置。俄而城陷，为追兵所执。高时迁天皇，使人守之，立皇太子为帝，人心不服。楠木正成起兵于河内；护良亲王亦弃法服，披戎衣，昼伏夜行，匿山谷，践霜雪，起兵据吉野，传檄远近，数高时罪状。高时遣兵袭正成，数为所败；北条氏之无能为，遂昭著于外，四方起兵应护良亲王者日众。于是天皇复乘间逸出，下诏讨高时之罪，各地勤王者，所在皆是，兵势大振。高时之能将足利高氏亦来降，北条氏大惧，奉新主奔镰仓，官军遂收复京师；而新田义贞已起兵关东，进讨高时，自将精兵二万，潜攻镰仓，因风纵火，直入幕府，遂诛北条氏之在镰仓者。时西历一三三三年也。镰仓自赖朝开府，至此告终，凡一百四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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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义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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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看的日本通史 （二）战争时代（1333—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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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醍醐天皇，回京之后，先废关白，置左右大臣，辅弼庶政。北条氏采邑，已收为国有，因赐护良亲王等地；又命护良亲王为征夷大将军。遣皇子二人，出镇关东陆奥；除诸将有大功者为守护。又设断决所，议诸将军功。时将士聚于京者数万人，争论不已，旬日之间，定二十余人。天皇谓其失当，诏令覆审；但宽于内侍，虽宫闱嫔妓，亦多有邑。迨军功论定，无地可颁，内敕外议，时有抵牾，往往数人争夺一邑；武人类多失势，嚣然欲动，思复幕府制度。天皇又渐骄奢，耽于宴游，兴作土木，增收地税，发行纸币；贤臣知事不可为，多弃官去。足利高氏者，源氏之后。方义贞之灭北条氏也，高氏亟遣其子收关东军权；事定后朝廷赏赐，复过义贞，且赐以御名曰尊氏，声势日隆。护良亲王忧其为变，数谋诛之；尊氏亦忌亲王威名，密结天皇宠姬，共媒其短。既而诬之谋反，天皇流亲王于镰仓——镰仓，足利氏重兵所在地也。会前将军高时之子有逃亡者，招集余党，侵攻镰仓；足利氏拒战大败，患亲王出逃，遂先杀之。尊氏时在京城，闻镰仓已陷，请自往讨，天皇许之。请为征夷大将军，管领关东，天皇不许。尊氏遂不待诏，潜下关东，击走乱兵；复据镰仓，自为征夷大将军、关东管领，时一三三八年也。尊氏赏赐将士，容纳降卒，武人之郁郁不得志于朝廷者，争来归附。又忌新田义贞，请发兵讨之，并收新田氏在关东之领地以分给将士。义贞上书自辩，天皇命义贞东征；义贞战败，尊氏进据京师。会勤王之师来自陆奥，逐走尊氏，尊氏逃之九州；寻收聚余众，破其地之勤王者，兵势大振，遂率战舰七百余艘来击。尊氏之弟复率步兵二十万会之，京畿震动。于是诸将聚谋；天皇以不从楠木正成迁避夹攻之策，至正成战死。尊氏复入京城，拥立皇子为帝，是为光明天皇。自以无传国重器，不免伪朝之讥，乃佯请降，迎后醍醐还宫，遂幽之，令献传国神器于光明天皇。后醍醐以假者与之，旋乘间逸出，驻于吉野；置百官，建宫室。由是吉野称为南朝而京都平安称为北朝，南北朝争战，凡五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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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尊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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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醍醐天皇不欲偏安一隅，志图恢复；又不谙军略，不知攻守之异势，屡遣大军，攻击平安。尊氏则聚关东重兵于京都，兴筑城堡，严守要害，以逸待劳，出奇制胜。南朝之来攻者，率皆败走；能战之将，若新田义贞，若正成之子正行，相继战殁；其能延旦夕之命者，以北朝内乱故也。当时北朝将士，以争权互哄，不得志者辄降南朝；能得志者复和好如初；兄弟可为仇敌，仇敌可为兄弟，时叛时服，阴谋诡诈，不堪毕书。及尊氏病殁，传至其孙义满，任贤用能，黜奸远佞，除积年颓败之风，政治为之一新。于时南朝益蹙，接受和议，授传国神器于北朝，南北复归统一。时一三九二年也。于此南北分离，战争云起之五十余年中，各地武人，势力渐张。交战之时，兵马所过，村城为墟，农民不得耕种，无所得食，有饿死者。复以交通困难，商业不能发达，强悍之徒，因羡武人，多为战士。其战败者，又流为盗贼，由是中韩之倭寇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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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者，日本亡命之徒，初以图利经商，驾驶小舟，聚于荒岛；其后人数渐多，国家复不能约束，遂事劫掠。适中韩亡命有与之相结者，因知大陆情形，到处骚扰。且以当时明代元兴，江南诸豪，败于太祖，遂与合谋，往来海上，转掠中国沿海诸郡；明廷患之。一三六九年，太祖犹以日军为报复元仇者，特遣使往谕。使者至日，见怀良亲王。王时将起兵，欲得明援，因厚礼使者，命僧来报，附表献物，辞殊恭顺。既而寇仍不已，太祖复遣使往。使者抵京，见将军义满。义满利于通商，又遣僧来报，建文帝且封义满为日本国王。当时明朝以防倭寇之故，于沿海诸郡筑城严备，颇费经营。会日本南北统一，内乱已平，民得安居乐业，义满又奖励通商，数杀海盗，中国之海警暂息。然以用度匮乏，义满因求钱于明，一时明之永乐通宝钱遂流入于日本。——以上之事并涉及室町时代，连带叙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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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看的日本通史 （三）室町幕府（1338—1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