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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下一心以盛行经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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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武一途，下及庶民，使各遂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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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破除陋习，从天地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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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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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广兴会议”，“文武一途”，此皆天皇所以安藩侯之心者。会议云者，非谓国会，指藩侯会议也。其“破除陋习”，“远求知识”，则又示国中有为之士以将欲改革力务富强之决心。自誓文宣读后，政府之政策遂定，而朝臣之势寖衰。天皇又下诏于国中曰：“朕以幼弱，忽绍大统。……今日之事，朕自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立于艰难之先，缵古列祖之鸿绪，勤求治迹，庶几不溺天职，无忝为亿兆之君。……尔来列强对峙，各自争雄之时，独我国疏于世界之形势，固守旧习，不谋一新其国命。朕若徒居九重之中，偷一日之安，忘百年之忧，恐遂受与国之凌辱，上羞列圣，下苦亿兆。故今与百官诸侯誓，欲继述列祖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境，置国家于山岳之安。……汝亿兆，其善体朕志，相率去私见，采公议，以助朕建业而保全神州，使列圣之神灵得以安慰。……”观上诏旨，辞意空疏，若不知其所指，但以其空疏，政府得因时事之需要，解释行之，以符众望，抑亦空疏之便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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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庆喜逃归江户，朝命进讨。旋下诏亲征，车驾发自京师，幸临大阪，阅海军会操。大阪在平安西南，濒于大海，扼交通之冲，贸易兴盛，其城建于丰臣秀吉，高巍宏壮。及车驾至，萨摩藩士大久保利通，遂上奏请迁都于此。盖时旧都，历史上之习惯已深，难于改革；迁都则远旧习，显示人民以维新之意。但朝议不可，天皇复归平安。俄而庆喜归命，诏改江户为府。江户在本州中部，东临太平洋，便于交通；幕府建设于其地二百余年，城池之雄伟，街市之整齐，冠于全国。庆喜献城后，屋市未毁，人民安堵，故迁都之议复盛。卒至东北乱平，车驾遂幸江户，改幕府之宅第为宫殿，号曰东京，而称平安曰西京（一曰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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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期的德川庆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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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车驾归自大阪，朝廷复改官制，徙太政官代于禁内。太政官分设议政、行政、神祇、会计、军务、外国、刑法七官，各治其政。又置议官，分上下二局；上局有议定参与，下局分议长议员，局员多系藩侯所推举之武士。因萨长藩侯，连署上奏，请选人材，采纳众议，朝廷借符广兴会议之誓，遂召集之。然藩士与会者，知识陋隘，性偏守旧；政府咨以废除武士佩剑之例，局员全体二百余人，皆力反对。后议救济贱民之法，及期投票，又阒然无人；政府乃命其闭会。一八六九年，又改官制，以行政官为太政官，置神祇、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外务六省。一八七三年，卒解散二局。议官之所以失败者，其原因有二：（一）局员多为武士；武士自为特殊阶级，唯求保己权利，轻视平民，不能知其需要，自不能有为。（二）议局权限，朝无明文；其所讨论议决者，将何以实行？是其性质犹学校内之学会耳；事无专权，焉能责其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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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年底，16岁的明治天皇从京都前往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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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敢为之藩士，渐握朝权，进行改革，乃易衣冠，禁喝道，许民游历，去邪教之禁，令民得信教自由。初，外人在住留地者，得建教堂，国中耶教之势复盛。一八六八年，政府尝令曰：“严禁邪教，凡为教徒者，当受重罚。”令出，各国公使，严重抗议，谓为轻视其国人所信仰之宗教。外交官答曰：“数百年前，尝禁耶教，今惩教徒，盖本于旧律。且事属于内政，外人无干涉之权。”结果教徒之在长崎左近者，朝令徙之；然远徙者殊少。盖是时官吏，惧撄外怒，不敢实行也。一八七二年，朝议始许流者归乡，宗教之禁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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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乱定后，维新之基础，日渐巩固，其犹能为朝廷患者，厥为藩侯。以藩侯拥据封地，自治其人，俨若列国；其下臣属，复忠于其主，赴水蹈火不辞，不易统一也。长门藩士木户孝允，深悉其弊；归说其主曰：“倒幕复政之功虽成，诸藩分据之势如故。万一不逞之徒，一呼而起，人心摇动，将酿政变。为今之计，莫急于正名，而使诸藩奉地归朝。”藩侯称善，戒之曰：“汝谨勉之，毋激成变。”孝允往告大久保利通，利通以为然；说西乡隆盛，亦如之。长萨已定策，乃连合土肥，由四藩上奏。其文曰：“朝廷不可一日失者大体也；不可一日假者大权也。自圣人建国开基，皇统一系，万世无穷，普天率土，莫非其地，莫非其臣，是为大体。一予一夺，以爵禄维持天下，尺土不能私有，一民不得私攘，是为大权。……方今大政维新，天皇亲总万机，千载一时之会也。有其名者，不可无其实；欲举其实，莫如以明大义，正名分为先。……臣等所居者天子之土；所牧者天子之民；安可私有！今谨收版籍以献，愿朝廷善为处置，可与者与之，可夺者夺之。列藩封土，宜下诏命，从新改定。自制度典刑军旅之政以及戎服机械之制，一皆出自朝廷，使天下事无大小咸归于一。然后名实相副，始足与各国并立于海外。……”书上，诸藩效之，争请归土。时朝廷犹不敢轻决，天皇乃诏亲王大臣行政长官及诸藩使者议之；始许其请。其有未请归土者，令自上书。旋下诏委藩侯二百六十一人为藩知事，定其俸禄，约当其封土收入十分之一；废公卿诸侯之称，号曰华族。其下藩士，改为士族，朝廷给以廪禄。于是废藩之基始立，实一八六九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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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朝命藩侯为知事，治理其地，封建之余习，未能尽除。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忧之，筹谋实行废藩置县之策，曰：“非得萨长之助，事必难成。”议定，天皇命岩仓具视为敕使，偕木户、大久保二人，至鹿儿岛山口，厚慰萨长之主，赐以御剑，谕以朝旨。皆无异议。一八七一年，政府谋合强藩之力，实行废藩，罢行政长官数人，而以土肥之士代之。朝议将决，独西乡隆盛之意有不可测者。政府使人说之；隆盛曰：“诺，吾将以死任之。”于是天皇召藩知事之在京者，谕之曰：“……朕曩纳诸藩奉还版籍之请，命藩知事各奉其职。但数百年之因袭已久，或有名实不符，将何以保亿兆对万国乎？朕深慨之！今废藩为县，去繁就简，除有名无实之弊，免政令多歧之忧……”藩侯咸奉命；其在外者，召之入京，朝廷更委任知事，以治其地。封建割据之势遂终。藩侯在京，享十一之俸。其下藩士，政府仍如其禄以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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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下诏废藩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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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藩封地，多自其先祖于锋镝万死之中艰难辛苦以得之，传之子孙，期于无穷，一旦朝命废之，藩侯不敢有违，其故何耶？试分述之。（一）自东北乱平，朝廷收幕府所辖及诸藩与乱者之地，面积过于全国三分之一；天皇又尝拣西南精兵为其亲卫，朝廷之权日隆。覆幕而后，君臣之义益著，藩侯所封，莫非天皇之土地。分散之小藩，何敢违拒？（二）萨长土肥四藩，地大兵强；幕府之亡，多出其力。自四藩相结，力主废藩；苟有拒绝反抗者，将生战事，自顾力不能敌，唯有奉命而已。（三）藩侯庸弱，不能有为。自朝廷委为藩知事，每不能尽其职，大权仍归于藩士之手。又其先治藩也，岁入之粟虽多，然须支付武士俸金行政费用，偶值岁歉，常患不足。今朝廷以其收入十分之一与之，孱庸者，得安享重金，才能者，更借谋入京以求高位。（四）废藩之后，四十万之武士，政府仍以其禄与之。武士力能养家，废藩与否，初若无关己事者然。其具才能掌握藩权者，政府复收而用之，向为藩侯之下，今为天皇之臣，好名之士，殊乐为之。（五）日人忠于天皇；天皇之命，辄不敢违。美人郭立富斯Griffs时在日本，记其所见之事，略曰：“废藩令下，藩侯召赴京师。一侯将行，武士送者数逾千人。上下悲泣，若离慈母，藩侯慷慨而去。”二百余侯之中，竟无一人肯抗皇命，其忠君爱国，有足多者。综之，废藩置县，势在必行。其能于数年之中废之，和平无事，则木户、大久保筹谋之周，殊足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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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藩置县，其影响于农工商民者，至为重要。先是农夫耕于藩侯之地，岁纳田税，尝过其收入之半；居于其乡，不得他徙，困苦类于农奴。其工人居藩内，制造货物，不能销售于外，价值低廉，家多穷困。商人则限于藩禁，运输不易，地位最低。及废藩后，农夫自有其田地，出入自由；货物输运，途无所阻，需要供给，各得其宜；工业渐盛，贸易亦渐发达；惟于武士则有不利焉。武士自昔享特殊权利，傲视一切；及政府采行征兵制度，彼此遂一律平等。及一八七三年，政府令藩士年俸在百石以下，而愿悉领其俸者，得领半数现金，半数公债；世袭之俸，领六年公债；终身之俸，领四年公债；公债利率，按年八分。其所以然者，武士俸金，若按月与之，仅能赡养其家，不能资以经商耕种，故今悉数与之，助其独立谋生；且国家财政困难，发行公债，亦借以轻担负。惟其时领俸自谋生活者，为数甚少。至一八七六年，政府因又下令，强其领取公债；其全数俸金逾千元者，利息五分；百元以上九百九十九元以下者，六分；百元以下者七分。结果以武士素尚忠信，鄙厌欺诈，骤出经商，往往丧失资本；其耕种者，购买田地，资先耗去，遂致生活困难，情殊堪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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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藩内收入，惟赖田赋。其标准不一，种类繁多，制度杂乱，赋税奇重。及土地归于朝廷，政府谋整理之，始丈量田地，估定价值。其纳税者，钱可代米，又许人民得售买田地。由是朝臣主张渐分二党：一主立改田赋，一请继续缓进。但前说势盛，进行益力。至其田税标准，系取一八七〇—一八七四年之平均收入，定为税率，百分取三。房基较重；森林山地，纳税极少。其后减税，改纳百分之二点五。高原山地，不能耕种者，收为国有。神社田地，道路沟洫，概免纳税。凡此经营，历十年之久始竣其事，耗库金三千余万，亦云奢矣。但其制度公平确实，可以一劳永逸，维新之大政至是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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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看的日本通史 [:170663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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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看的日本通史 第十三篇 文治武功派之党争及立宪运动（1873—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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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藩合作，政府之地位巩固，进行改革，毫无顾忌。数年之中，上自海陆军制，下及庶人服冕，诏令改革者，事以百数。及一八七三年，征韩论起，武功派之朝臣，力主出兵，文治派之首领，争论不可，党争渐盛。文治派者，其党议谓内政需改革者甚多，尚非外征之时，以岩仓具视为首。武功派者，其党议专主用兵，扬国威于外，以西乡隆盛为首。二党之人互相疑忌。先是一八七一年，朝命岩仓具视为大使；其党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五十余人从之，游说欧美，谋改条约。大使频行，与阁僚约曰：“我侪行后，不可专断大事，擅改政治。”其时文治派之势力盖较武功派为盛。及其去后，隆盛谋宣国威，又值朝鲜事起，朝议一变。方幕府之归政也，天皇尝遣使告朝鲜。朝鲜王以其国书违背惯例，却之不受。使者归国，有倡议伐之者。至是，两国之间，嫌隙又生；日使在中国者，质问朝鲜之事。清廷答曰：“朝鲜虽为我藩属；其内政中国概不过问。”隆盛因有所借口，其党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和之，武人在外者，更为之声援；独大隈重信等数人以为不可。大隈，佐贺藩士也，自亲政以来，入为参与，其声望威权，尚不及隆盛。于时廷议将决；文治派在欧洲闻之，遄程归国。既至，详述欧洲大势及俄人之野心，力主和平，排斥众议；武功派之气渐馁，乃迫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仰请圣裁。实美惶恐，不知所为，托疾不朝，请以岩仓代己；天皇亲视其疾。但岩仓又托病，杜门不出；天皇问之，因为详述用兵之害。俄而开御前会议，天皇遂否决征韩之议。于是西乡隆盛、江藤新平、板垣退助等，悻悻然上表辞职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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