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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浦组阁，阁员多贵族院之议员。下院三大政党宪政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连合反对，诋其违宪。于是政友会之内哄日甚。党员之一部分，谓前助内阁，而今反对清浦，诋其违宪，殊无理由；遂脱离党籍，另组新党，号曰政友本党，凡一百四十余人，力助政府。其反对内阁者，则益相团结，气焰大张；东京群众，更游行示威，报纸又复助之。会三党领袖，乘车远出，途遇障碍，或谓政府故谋覆车；议员遂借以为攻击责问之具。及议会开会，内阁出席，首相演说政策；议员大嚷，责问覆车之谋。既复有暴徒数人，闯入会场，喧声四起，秩序大乱。议长不能维持，暂告休息；而内阁即议决解散下院。及解散诏下，议员惊愕，因不知内阁即借此为解散理由也。报纸皆非议清浦之轻举。于是政府采用上年预算；不待议会之协助，贷金于保险公司。枢密院起而反对；内阁谓灾民情急，特负责借之。又以收入短少，借外债于英美，实收九二点五，年息六分半，以偿到期四分半息之外债；余以兴复首都。国内舆论，谓其利率过大，重诋内阁政策。俄而美国国会通过排斥亚洲民族入境之议案，国人大愤。于此外交失败纷扰之中，议会举行选举；结果宪政党得一百五十五人，政友会一百一人，革新俱乐部二十九人，政友本党一百十九人。其他小党，无助内阁者，护宪三党，占议席多数。清浦迫而辞职；宪政党总裁加藤高明继之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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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卒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其妻富商女也，声势赫然。初出仕于外交省，为大隈秘书，得其信任。一八九四年，升为驻英公使；后入阁任外交大臣者二。一九〇六—一九一三年之间，出为驻英公使。及还，桂太郎组织政党，加藤佐之；桂太郎死，继之为党魁。一九一四年，大隈组阁，加藤率其党助之；日本之要求中国承认《二十一条》，正其为外交大臣时也。一九二四年，其党为下院中之大党，加藤遂受命组阁，政友会总裁高桥及革新俱乐部总裁犬养毅皆入阁。革新俱乐部之党员虽少，以犬养毅精敏明达，善于演说，所影响于政治者甚大。二党以护宪之故合作，政局初甚安宁。近者高桥犬养毅皆辞职去；政友会以税制问题，拒绝合作，内阁改组。加藤内阁，自成立以来，其成绩较著者，则为增加奢侈品税，成立普通选举案，及缔结日俄协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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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党，以党纲空泛，名分数党，实无重要相异之点，较之美国政党，盖为尤甚。美人尝征文于杂志，求民主党与共和党之别。其得首奖者，乃谓民主党执政，则共和党非之；共和党执政，则民主党非之。其言虽或过于其实；然以批评日本政党，固甚当也。又其党员得自由脱离党籍，或加入他党，或另组新党；故国中政党名目繁多，不时改易，吾人但知其一二大者而已。其所以然者，日人素漠视党纲，重视候选人员，其被选者，并不受党纲之约束，况其本相类似，无甚差异者耶？近者政友会总裁高桥是清辞职，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代之。田中扩张党势，不遗余力；因合并革新俱乐部，仍其名曰立宪政友会。以军阀而加入政党，足证其自知力不能敌，超然内阁，已不可行。前此山本，清浦，未得政党之助，备受困难，清浦终至辞职，无非以此之故。盖日本政治，今昔之情形迥异：昔者选民，始而不足五十万人，继而一百余万人，其后将近三百万人；下院议员为三百万人之代表，军阀固不敢撄其怒也。近者普选案，废除纳税资格，亦已通过，选民将逾一千万人，日本乃始近于民治国矣。民治国云者，其含义至广；就政治言之，即人民由其选举代表，掌握政权，或居于监察指导之地位是也。是以英国虽属君主立宪，实为民治之国；而号称民主之美国，犹逊一筹。日本政治学者，皆以民治为其政治之正鹄；吾人惟愿其能早成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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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言其政治，兹复略及经济教育属地等事。财政自日俄战后，负债累累，殊觉困难。及至欧战，工商各业，发达神速。一九一二年，全国资本三百二十亿元；至一九二一年，达八百七十余亿元。同时国内预备现金，由三亿四千万元达二十亿元。其外债，英欠一亿八千五百万元，法欠一亿五千七百万元，俄欠二亿四千万元，中国约二亿元。英债虽已归还，而法债犹未偿清，俄债未能解决，中国则反增。至其工商现状：有工场数逾二万，机器二万三千，马力一百十六万，工人一百三十万，其中妇女八十万。工业最盛者，首推纺织：工厂约一百七十；平均计算，各厂资本在百万元以上；其需用之棉花，则赖输入，据前统计，印度供其百分之六十，美国百分之三十，中国百分之八，埃及百分之二；出品价值三亿元。磁器玩具纸等，亦甚发达。土货输出者，厥为丝茶，畅销于美国。贸易价额，明治初年，一千余万元；欧战时，其数大增，后又稍衰；一九二四年，凡三十五亿元。往来贸易之国，为中、美、英、法、德、俄等；其最盛者，首推美国，中国次之；他日犹可推其市场于印度、安南、南美、南非等地。国中商人，近谋与外商直接贸易，借去其经理之弊，惟尚无明显之效。矿业进步亦速。一八七五年，矿物出产二百五十万元；近增至六亿三千五百余万，其中以煤为最。然实业之进步，多赖运输便利。国内铁道，凡六千五百余英里，商有者仅及二百余里。航业亦极发达，每年造船，近六十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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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注重实用。儿童年在六岁十二岁之间，必须入学。小学卒业者，投考高等小学；其入学试验殊严，不及格者，约有半数。五年后卒业，可考中学或专门学校。中学，教授普通学科，为入大学之预备。专门学校，教授专门技能，为入社会谋职业之计。大学国立者五，学生五千余人；私立大学，亦甚发达。人民受教育者虽多；其于文学，无甚贡献，明治四十余年，几无有永久价值之著作。报纸杂志，殊发达；其所讨论者，一时之问题也。近时著作极多，尝受外国文学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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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台湾，其居民有华人三百五十万，土人八万，日人十六万。一九一九年，文官始得为总督。总督之下，有各部长官；其下有顾问院。顾问由长官聘委，其中有日人华人，皆得陈其意见。台地工商各业，发达甚速。其初年贸易价值，仅二千万元。一九二一年，达二亿八千六百余万元。一九〇五年后，收入已能自给；其后渐能辅助帝国财政。盖由政府建筑铁路，修浚海港，提倡实业，奖励贸易，所致也。其成绩最著者，厥为卫生事业。初以其地炎热，瘴气郁积，不宜居民；今其国家建筑，美人认为优于美国各邦及菲列宾岛。更就岁入言之，菲人一千一百余万，仅三千二百余万元，台民三百余万，竟多至五千万元。日人更提倡教育，奖励日语，然华民固未能遽忘其祖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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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物质之进步与台湾相似。一九一九年，民族自决之说，传至其地，韩民争谋独立，所在皆是；然不久即平。于是天皇下平等待遇韩民之诏，由原敬内阁改委文官为总督；去法律上之歧视；凡韩人仕宦者，享受同等之俸金及其他之荣誉；总督又尝召负重名之韩人，来至汉城，令陈述意见；设地方会议，议员三分之二，由民公选，其余则由长官委任；更改组警察，归于地方。又为联络韩人之感情计，国内重要会议，皆请其参与；又奖励日韩人民之交际。顾韩人经济状况，虽优于前；但以痛心亡国，不服者多。其在外者，急谋独立自主。惜犹自分党派，互相仇视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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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上所述，于最近十三年内，日本下院之权力渐盛，政党之声威大张；国内教育工商等业，同时发达，属地亦显呈异象。其外交则以复杂之故，载于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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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看的日本通史 [:170663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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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看的日本通史 第二十三篇 日本最近之外交政策（1912—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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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于亚洲大陆得有根据地后，亟欲扩张其势力，攫取种种之利益。会中国内部政治主张未能一致，日人更乘机侵略。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爆发，党人颇得日本之助。初，孙文提倡革命，党人举事失败，多逃之日，渐与留学生接近，组织机关，努力宣传。及康有为维新失败，乘英舰，抵新加坡；孙文欲见之，先谒英国长官。英长官询其革命运动；孙文答辞，曾谓日本之公司，为其利益起见，将以其一份余利，赞助革命。英长官竟不许其谒康氏，令即离港，并电告香港总督，禁止其登岸；孙文乃至台湾。一九一三年，孙文演说于大阪，亦谓神户为其革命机关所在地。方革命事起，日本售军火于党人，价值三百万元。时清廷及南方政府，皆聘顾问于日。日本不意革命成功之速，难于应付，遂皆遣之；政策自相矛盾，报章有倡干涉者。其政府之居心，吾人不能尽知，或则以为赞助中国革命者乃其党人而非政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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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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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告成，袁世凯掌握大权，翦除异己。一九一三年，党人不服，举二次革命于南方。日人助之，大为北京政府所恶。既而张勋率兵，攻陷南京。有日商三人，持日旗奔往使馆，兵士杀之于途中。事闻，日本大哗，要求张勋亲至使馆谢罪，及建筑满蒙五铁道之权；经中国承认，其事始已。明年八月，欧战爆发，英国驻日大使，以英日同盟，请日援助。日本因对德宣战，出兵二万余人，来攻胶州湾；英军二千余人助之。德军拒守者，一万余人。日军自龙口登岸，途遇大雨，进攻甚难。是时中国划龙口莱州为交战区域，声明区域以外，严守中立。而日军借口“断绝德人接济”，竟占据胶济铁路，直逼济南。既由中国抗议；日本又谓其为德国财产，与中国无关。十月二十二日，开始围攻；越十六日，德军屈服。斯役也，日人谓其共需军费，三千万元；中国请其撤兵，日本竟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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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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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正烈，列强竭其全力，借求战胜，无暇及于远东；美国虽守中立，其舰队陆军，未必能胜日也。日本久患欧洲各强国之侵略亚洲，得此千载一时之机会，急思逞志于中国。而中国自革命后，内争未息，贫弱如故。袁世凯时为总统；其人尝于朝鲜之役，仇视日本，日本尤忌之。当青岛降服后，中国因请其撤兵不可，乃宣言取消划定交战区域。明年一月九日，日使覆文谓中国独断，没却国际情谊；帝国政府，不胜惊愕愤懑，决不令山东之帝国军队，受此等取消之拘束。十八日，日使又破坏国际惯例，不经外交部，径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之要求，隐寓挟制袁氏个人之意。初时二国皆守秘密；直至三月，列强始有知之者。原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凡四条，关于山东之权利；第二章共七条，要求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之优越地位。第三章凡二条，关于汉冶萍公司之权利。第四章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其沿岸之港湾岛屿割让或租借于他国。第五章凡七条，关于聘用顾问，合办警察，建筑铁路及传教权等。外相加藤知第五章难于实现，训令驻华日使：“陈说中国政府，劝其按照提议中所定前四章之方针，与帝国政府订立条约及合同。……至于第五章所提出者，虽不过帝国政府一种之愿望，然亦望勉进行。”二月二日，开始会议，中国代表陆徵祥曹汝霖驳复日本之要求。日使因至外交部声明，谓奉本国训令，须贵国对于《二十一条》，全行提出修正案，方能开议。于是袁世凯更命代表让步，重复会议，久争不决。四月二十六日，日使更提出二十四条新约，谓为最后之修正。中国旋加以修改，于五月一日，转交日使，谓为最后之答复。越六日，日本竟致最后通牒于中国，其要旨谓：“中国要求日本，无条件交还胶州湾，担任各种损害之赔偿，及认中国加入将来之日德和会，皆为日本所不能承认。南满洲与东部内蒙，于地理政治工商上，皆与日本有特别关系；今所拟出之条件，中国政府，乃辄任意改窜。至于聘用顾问等，与条约并无抵触，中国数以为言，几无继续协商之余地。兹为维持和平圆满了结起见，将原案第五章各项，除关于福建业经两国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日本亦已撤回中日合办警察之议，故余五项），可认其与此次交涉脱离，俟日后协商。期以五月九日为圆满答复之期；否则将执必要之手段。”所谓第五章中之五项，系指聘请顾问，学校病院地基，南方铁路，军械兵工厂及传教权也。其时袁世凯且欲帝制自为，又不能利用国民对外之同情，虽曾开军政特别会议，卒以无力抵抗强暴，不能不忍辱承认。及期，许之。二十五日，缔结中日条约。其关于山东者三条，关于南满东部内蒙者八条；关于矿产福建者，皆以照会申明。中国政府又颁沿海不得割让之令；至于第五章，则以“容日后协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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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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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对日谈判的外交人员，左二为陆徵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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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日本之要求，固遵欧洲列强侵略中国之故智，抑且较为进步。自昔德据胶州湾，俄侵东北，法倡势力范围，英人监督海关协理邮政，中国之为人鱼肉，已非一次；日本之要求，直乃总括或引申列强之侵略政策于一约文中耳。其为世界舆论所共恶者，以中国民智已开，乃以种种丧失主权之条约，加诸其身。若各强国以利益不能相容之故，批评日本之外交政策，固亦不能服其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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