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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先介绍东京的各类禁军与厢军，再介绍皇家婚礼与日常出行所用车辆与仪仗，以及民间婚丧嫁娶所需车辆、仪仗及人员的租赁情况等，最后介绍酒楼、食店、肉行、饼店和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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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包括四条，“民俗”介绍东京城中民众的生活、生产与风尚习俗，包括餐饮行业的卫生质量标准、各行各业的着装要求、市井间见义勇为的风气、酒店主客之间的良好关系等；“京瓦伎艺”集中介绍勾栏瓦肆的艺术表演情况，包括表演形式、杰出艺人以及管理等；“娶妇”详细记录北宋末年东京城中缔结婚姻的完整流程、礼节与习俗，“生子”介绍与生育有关的一整套习惯程序，这些婚育礼俗相沿不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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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至第十卷，以正月到十二月的时间为序，介绍东京城中的岁时节令、朝廷庆典与民间习俗，涉及的节日有立春、元宵、寒食与清明、四月八日佛生日、端午、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七夕、中元节、立秋、中秋、重阳、十月一日寒衣节、天宁节、立冬、冬至、交年节、除夕等，节日类型多种多样，节令习俗丰富多彩，在时序流转中完整展现了东京市民极高水平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状况。在这个时间轴上，重点介绍元旦大朝会、上元节观灯、皇帝驾幸金明池观争标与百戏、十月十日天宁节宫廷大宴、冬至日南郊大礼以及除夕夜禁中呈大傩仪等由朝廷主导的重要礼仪庆典活动，展现了东京城作为首都的特色及其政治功能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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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著述体例来看，《东京梦华录》采用唐宋时期流行的笔记形式记录作者见闻，并无明显独创之处。《东京梦华录》前三卷主要记录京城宫阙、河道桥梁、街巷坊曲，当属“地理志”一类的著述，远者有最早专记城市都邑的《三辅黄图》，近者有北宋史地学家宋敏求所撰《长安志》《京城记》等，世有“详博”之誉，《东京梦华录》在这方面显然相形见绌；《东京梦华录》后七卷或记岁时物货、民风俗尚，具有“风俗志”的性质，此类著述知名者，首推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与盛弘之的《荆州记》，《东京梦华录》与之相比也并不突出；至于记朝廷重大典礼活动，则有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与《宋史·礼志》《政和五礼新仪》等专书专著，刊刻此书的赵师侠甚至以为《东京梦华录》所记内容有“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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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样一部体例并无独创、作者并不知名的笔记文献，《东京梦华录》却在南宋偏安江南一隅、继而亡于蒙古铁骑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不仅引发时人的情感共鸣，成为“观者追念故都之乐”的依凭，而且南宋中后期出现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以及宋亡之后追忆都城临安的《武林旧事》《梦粱录》等一系列著述，均与《东京梦华录》体例相承、手法相近、内容相仿，显然曾经受到它的影响，学界常将这些著作并称，名之为“梦华体”，甚至直到晚明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仍可视为《东京梦华录》之余绪。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京梦华录》又确实有其特殊魅力，不失为一部开宗立派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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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仔细品味《东京梦华录》一书，它显然不同于此前的地理志、风俗志，虽与此后出现的所谓“梦华体”系列著作存在相似之处，却也更有很多明显不同。作者以笔记形式记录旧都东京的地理概貌、民俗风情、时令节气、皇家礼仪、市井百态，记事记物并不追求完备全面，似乎有意局限于作者的亲历亲见，甚至经过刻意筛选；全书几乎完全采用第三人称口吻，貌似一个旁观的路人，《自序》中却毫不掩饰地赞美承平与繁华、使用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汇，表达自己华胥梦觉之后的“怅然”与“怅恨”；正文行文中既不征引文献，也不进行评论，甚至故意使用鄙俚之语而不加文饰，一篇《自序》却写得节奏铿锵流转、情感起伏跌宕，不失为情辞俱佳的一流美文……这部被赵希弁称为“梦想东都之录”的著作，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部书的创作动机，果真只是让后生之人“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吗？幽兰居士孟元老，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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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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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刻意并成功地隐藏了身份，或许其人确实名位不彰，最早将此书“锓木以广”的赵师侠，其实也并不知晓“幽兰居士”的更多信息，更遑论亲见其人。赵师侠在书后写了一段二百余字的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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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仁厚之德，涵养生灵几二百年，至宣、政间，太平极矣。礼乐刑政，史册具在，不有传记小说，则一时风俗之华、人物之盛，讵可得而传焉？宋敏求《京城记》载坊门公府、宫寺第宅为甚详，而不及巷陌店肆、节物时好。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为《梦华录》。其间事关宫禁典礼，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若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则见闻习熟，皆得其真。余顷侍先大父与诸耆旧，亲承声欬，校之此录，多有合处。今甲子一周，故老沦没，旧闻日远，后余生者，尤不得而知，则西北寓客绝谈矣。因锓木以广之，使观者追念故都之乐，当共趁“风景不殊”之叹。淳熙丁未岁十月朔旦，浚仪赵师侠介之书于坦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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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师侠的跋语主要包括三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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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出《东京梦华录》最为独特的价值所在。赵师侠是宋太祖八世孙，这一身份使其对赵宋王朝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而跋语开篇即追念祖宗仁厚之德、颂扬百余年太平之世，希望这份荣耀能够尽可能全面地传之后世。具体而言，他认为朝廷礼乐刑政之大事，自有史册记载；城市地理方面的内容，则有宋敏求《京城记》的详细记录，唯一缺憾在于“不及巷陌店肆、节物时好”，“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而成《东京梦华录》，刚好能在这一方面提供补充，这是赵师侠对本书最为认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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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东京梦华录》内容的可靠性做出评断。赵师侠将此书内容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部分，他认为作者“见闻习熟”，故“皆得其真”，而且还说，自己曾以从祖父及其他年高德劭者那里听闻的信息加以考校，大多吻合，故而断定这部分内容是真实可靠的。与之相对，他认为《东京梦华录》所记“宫禁典礼”部分，有“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不过，赵师侠既未具体指出“谬误”所在，也未说明自己的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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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自己刊刻此书的目的。这就必须联系赵师侠刊刻《东京梦华录》的时代背景。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禅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孝宗即位后试图有所作为，重用此前被贬谪的主战派大臣，于隆兴元年（1163）北伐，战争初期虽然收复若干失地，终因将领内部不和、统帅无方、诸军配合不力等原因而宣告失败。隆兴二年（1164）金兵大举南下，迫近长江，宋廷最终决定与金重新议和，双方签订“隆兴和议”。和议之后，宋廷开始裁定内外大军的兵额，宋金两国重新进入和平对峙状态，都曾一度呈现出太平安乐的治世景象。但是在南宋内部，始终有人未能忘情于收复中原，陆游在淳熙四年（1177）写下《关山月》，感叹“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是这种情感的流露；赵师侠选择在淳熙十四年（1187）北宋灭亡六十周年之际刊刻《东京梦华录》，也是表达同样的情感。赵师侠说，如今甲子一周，曾经在旧都生活过的老人纷纷谢世，关于东京的逸闻掌故渐渐不再被人提起，晚于自己出生的人甚至无从知晓那些沉沦的往事，如此一来，恐怕那些本以临安为“行在所”的“西北寓客”，也会绝口不谈收复河山、还于旧都之事。赵师侠大约出生在绍兴十六年（1146）之后，他的祖父是太祖五世孙赵子晖，靖康之难后曾经避地婺源，后往临安、江西临江等地。赵师侠虽然出生在南方，但是曾从祖父及其同一辈老人那里听闻旧都掌故，神往于那座自己无缘亲临的城市，坚称自己为“浚仪赵师侠”，“浚仪”是开封旧称，北宋开封城中有浚仪街，有横跨汴河的浚仪桥，浚仪桥西就是开封府，《东京梦华录》四次提及此地。出于这种深沉的家国情怀，赵师侠刊刻《东京梦华录》，希望观看此书者能够“追念故都之乐”，一起发出“风景不殊”的慨叹。所谓“风景不殊”，是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室东渡相关的著名典故：“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世说新语·言语》）在五胡乱华、晋室南迁的黯淡时代，在建康城中站稳了脚跟的高门士族重拾旧时风雅，良辰美日聚在长江边上宴饮。周伯仁遥望北方故土，感叹一声“风景并无不同，江山大不一样”，被勾起了家国情绪的士大夫们纷纷流下眼泪。丞相王导正协助晋元帝司马睿重整山河，严肃批评座中弥漫的消沉情绪：“诸位应当齐心协力辅佐朝廷，恢复中原，何至于如楚囚相对，只知道哭！”作为帝室之胄，赵师侠同样希望《东京梦华录》能够唤起“西北寓客”“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感叹，能够激励他们“勠力王室，克复神州”。这是他看重《东京梦华录》的根本原因，也是在权要阶层“朱门沉沉按歌舞”、绝口不提恢复大业之时将《东京梦华录》“锓木以广”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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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终南宋之世，虽然朝野上下不乏力主恢复中原的志士，却再也未能积聚起克复神州的实力。元初学者刘一清在《钱塘遗事》中论南宋形势，说“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及至宁宗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主持“至险至危”的开禧北伐，兵败身死，则更是“既无恢复之君，亦无恢复之臣”了，宁宗所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宋史·奸臣列传四》），确实也是实话。嘉定元年（1208）宋金再签“嘉定和议”，此后宋廷更是苟安成性，达官贵人日益沉溺于“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文及翁《贺新郎·西湖》）之中，朝野上下文恬武嬉，爱国志士只能归隐，这或许是赵师侠曾经亲眼目睹的悲剧，又岂是一部《东京梦华录》所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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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师侠之后，藏书家、刻书家、研究者基于各自的时代、身份、兴趣与学识，在《东京梦华录》中读出了不同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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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重《东京梦华录》详记东京“巷陌店肆、节物时好”的价值，比如称其为“梦想东都之录”的南宋藏书家赵希弁、《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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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重《东京梦华录》关于京城宫阙、桥道坊曲的记载，比如《直斋书录解题》的作者陈振孙，怀有“弧矢四方之志”，但是由于南北分裂、欲往东京汴梁而不可得，遂以《东京梦华录》为“卧游”之资。至于后世，据明代藏书家毛晋题于《东京梦华录》的跋文，一些文人受到南朝名士画家宗炳“卧游”之论的影响，“深居一室、驰神八遐”，“辄祖其语，作《梦游》《卧游》以写志”，明代坊间书商将这类图书与《东京梦华录》合刻售卖，认为属于同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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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东京梦华录》中看到了黍离之悲、繁华如梦。最典型者如南宋遗民吴自牧，仿照《东京梦华录》体例而作、记述南宋都城临安盛况的《梦粱录》，《自序》中说：“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此与孟元老《自序》“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一脉相承。明代中期开封人李濂致力于寻访辑录北宋东京汴梁遗迹，写成《汴京遗迹志》，在为《东京梦华录》所作跋语中感慨“自靖康丙午，迄今五百余年，兵燹之所燔爇，黄河之所冲淤，都城胜迹，湮没殆尽，览是录者，能无黍离之悲乎”，他在《东京梦华录》中看到了家乡开封这座城市五百年间的兴衰变迁。又如明代万历年间，浙江嘉兴人沈士龙途经开封，发现“士庶家门屏及坊肆阖扇，一如武林，心窃怪之”，后来读到《东京梦华录》所载民俗，方才领悟杭州习俗“皆南渡风尚所渐”，不禁发出“繁华过眼，若阿一现，元老梦华，何知后人更作华游”的感叹，所以将《东京梦华录》收入《秘册汇函》丛书，借以“梦元老之梦”。明末藏书家毛晋将《东京梦华录》收入《津逮秘书》并写跋文，对此书的评价最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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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少文好山水，爱远游，既因老疾，发“卧游”之论。后来凡深居一室、驰神八遐者辄祖其语，作《梦游》《卧游》以写志，坊间乃与《梦华》合刻。不知《卧游》诸录特作汗漫游耳，若幽兰居士华胥一梦，直以当《麦秀》《黍离》之歌，正未可同玩。况昔人所云“木衣绨绣，土被朱紫”，一时艳丽惊人风景，悉从瓦砾中描画幻相，即令虎头提笔，亦在阿堵间矣。庶几与《洛阳伽蓝记》并传，元老无遗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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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晋以为，箕子途经殷商故墟，感宫室毁坏、遍生禾黍而作《麦秀》之歌，周大夫途经西周镐京，见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悲悯周室颠覆而作《黍离》之诗，幽兰居士的《东京梦华录》，与之同为感慨家国兴亡的悲歌。前人曾以“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形容秦都咸阳离宫别馆穷极奢华之状，《东京梦华录》亦从瓦砾堆中描画出北宋东都盛时艳丽惊人的幻相，艺术手法精妙如大画家顾恺之的点睛之笔，毛晋预言此书将与杨衒之以佛寺兴衰折射北魏历史变迁的《洛阳伽蓝记》一并流传后世。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钱曾阅读《东京梦华录》，感慨尤深，《读书敏求记》中有其题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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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华录》十卷，幽兰居士孟元老追叙东京旧游，编次成集，缅想曩昔，如同华胥梦觉，因名《梦华录》。书成于绍兴丁卯，去靖康丙午之明年，又二十一年矣。南渡君臣，其独有故都旧君之思如元老者乎？刘屏山《汴京绝句》“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盖同一寤叹也。予衰迟晼晚，情怀牢落，回首凄然，感慨尤甚于元老。今阅此书，等月光之水，但无人为除去瓦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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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赵师侠提出“其间事关宫禁典礼，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后世也有对《东京梦华录》的质疑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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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指其记载不全，多所遗漏。较早提出这一观点者，正是关注汴京遗迹的李濂。他认为《东京梦华录》大致“拟宋敏求《东京记》而作”，却远不及宋敏求学问闳博。特别是，孟元老寓京师二十四年，“是时艮岳已成，梁台、上方寺塔俱在，而录内无一言及之”，“所遗漏者抑多矣”（《跋 东京梦华录后》）。胡震亨将《东京梦华录》收入《秘册汇函》丛书并写跋语，在肯定作者“善记风土”之后，也指出“大内所载殿阁楼观仅仅十一，无论诸宫，只如政和新宫，自延福、穆清已下尚有四十余殿，而艮岳于时最称雄丽”；“且记中尝及童、蔡园第，后家戚里，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绝不因事而见，此盖不得杨衒之《洛阳伽蓝》法耳”，认为孟元老之书不仅有遗漏之失，更有肤浅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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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指其故意隐讳，逃避责任。这一说法是由清代中晚期人提出来的，与之相关的所有记载，均出自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收入毛晋旧藏影元钞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时所援引的一段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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