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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样一部体例并无独创、作者并不知名的笔记文献，《东京梦华录》却在南宋偏安江南一隅、继而亡于蒙古铁骑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不仅引发时人的情感共鸣，成为“观者追念故都之乐”的依凭，而且南宋中后期出现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以及宋亡之后追忆都城临安的《武林旧事》《梦粱录》等一系列著述，均与《东京梦华录》体例相承、手法相近、内容相仿，显然曾经受到它的影响，学界常将这些著作并称，名之为“梦华体”，甚至直到晚明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仍可视为《东京梦华录》之余绪。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京梦华录》又确实有其特殊魅力，不失为一部开宗立派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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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仔细品味《东京梦华录》一书，它显然不同于此前的地理志、风俗志，虽与此后出现的所谓“梦华体”系列著作存在相似之处，却也更有很多明显不同。作者以笔记形式记录旧都东京的地理概貌、民俗风情、时令节气、皇家礼仪、市井百态，记事记物并不追求完备全面，似乎有意局限于作者的亲历亲见，甚至经过刻意筛选；全书几乎完全采用第三人称口吻，貌似一个旁观的路人，《自序》中却毫不掩饰地赞美承平与繁华、使用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汇，表达自己华胥梦觉之后的“怅然”与“怅恨”；正文行文中既不征引文献，也不进行评论，甚至故意使用鄙俚之语而不加文饰，一篇《自序》却写得节奏铿锵流转、情感起伏跌宕，不失为情辞俱佳的一流美文……这部被赵希弁称为“梦想东都之录”的著作，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部书的创作动机，果真只是让后生之人“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吗？幽兰居士孟元老，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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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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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刻意并成功地隐藏了身份，或许其人确实名位不彰，最早将此书“锓木以广”的赵师侠，其实也并不知晓“幽兰居士”的更多信息，更遑论亲见其人。赵师侠在书后写了一段二百余字的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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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仁厚之德，涵养生灵几二百年，至宣、政间，太平极矣。礼乐刑政，史册具在，不有传记小说，则一时风俗之华、人物之盛，讵可得而传焉？宋敏求《京城记》载坊门公府、宫寺第宅为甚详，而不及巷陌店肆、节物时好。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为《梦华录》。其间事关宫禁典礼，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若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则见闻习熟，皆得其真。余顷侍先大父与诸耆旧，亲承声欬，校之此录，多有合处。今甲子一周，故老沦没，旧闻日远，后余生者，尤不得而知，则西北寓客绝谈矣。因锓木以广之，使观者追念故都之乐，当共趁“风景不殊”之叹。淳熙丁未岁十月朔旦，浚仪赵师侠介之书于坦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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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师侠的跋语主要包括三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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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出《东京梦华录》最为独特的价值所在。赵师侠是宋太祖八世孙，这一身份使其对赵宋王朝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而跋语开篇即追念祖宗仁厚之德、颂扬百余年太平之世，希望这份荣耀能够尽可能全面地传之后世。具体而言，他认为朝廷礼乐刑政之大事，自有史册记载；城市地理方面的内容，则有宋敏求《京城记》的详细记录，唯一缺憾在于“不及巷陌店肆、节物时好”，“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而成《东京梦华录》，刚好能在这一方面提供补充，这是赵师侠对本书最为认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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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东京梦华录》内容的可靠性做出评断。赵师侠将此书内容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部分，他认为作者“见闻习熟”，故“皆得其真”，而且还说，自己曾以从祖父及其他年高德劭者那里听闻的信息加以考校，大多吻合，故而断定这部分内容是真实可靠的。与之相对，他认为《东京梦华录》所记“宫禁典礼”部分，有“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不过，赵师侠既未具体指出“谬误”所在，也未说明自己的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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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自己刊刻此书的目的。这就必须联系赵师侠刊刻《东京梦华录》的时代背景。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禅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孝宗即位后试图有所作为，重用此前被贬谪的主战派大臣，于隆兴元年（1163）北伐，战争初期虽然收复若干失地，终因将领内部不和、统帅无方、诸军配合不力等原因而宣告失败。隆兴二年（1164）金兵大举南下，迫近长江，宋廷最终决定与金重新议和，双方签订“隆兴和议”。和议之后，宋廷开始裁定内外大军的兵额，宋金两国重新进入和平对峙状态，都曾一度呈现出太平安乐的治世景象。但是在南宋内部，始终有人未能忘情于收复中原，陆游在淳熙四年（1177）写下《关山月》，感叹“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是这种情感的流露；赵师侠选择在淳熙十四年（1187）北宋灭亡六十周年之际刊刻《东京梦华录》，也是表达同样的情感。赵师侠说，如今甲子一周，曾经在旧都生活过的老人纷纷谢世，关于东京的逸闻掌故渐渐不再被人提起，晚于自己出生的人甚至无从知晓那些沉沦的往事，如此一来，恐怕那些本以临安为“行在所”的“西北寓客”，也会绝口不谈收复河山、还于旧都之事。赵师侠大约出生在绍兴十六年（1146）之后，他的祖父是太祖五世孙赵子晖，靖康之难后曾经避地婺源，后往临安、江西临江等地。赵师侠虽然出生在南方，但是曾从祖父及其同一辈老人那里听闻旧都掌故，神往于那座自己无缘亲临的城市，坚称自己为“浚仪赵师侠”，“浚仪”是开封旧称，北宋开封城中有浚仪街，有横跨汴河的浚仪桥，浚仪桥西就是开封府，《东京梦华录》四次提及此地。出于这种深沉的家国情怀，赵师侠刊刻《东京梦华录》，希望观看此书者能够“追念故都之乐”，一起发出“风景不殊”的慨叹。所谓“风景不殊”，是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室东渡相关的著名典故：“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世说新语·言语》）在五胡乱华、晋室南迁的黯淡时代，在建康城中站稳了脚跟的高门士族重拾旧时风雅，良辰美日聚在长江边上宴饮。周伯仁遥望北方故土，感叹一声“风景并无不同，江山大不一样”，被勾起了家国情绪的士大夫们纷纷流下眼泪。丞相王导正协助晋元帝司马睿重整山河，严肃批评座中弥漫的消沉情绪：“诸位应当齐心协力辅佐朝廷，恢复中原，何至于如楚囚相对，只知道哭！”作为帝室之胄，赵师侠同样希望《东京梦华录》能够唤起“西北寓客”“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感叹，能够激励他们“勠力王室，克复神州”。这是他看重《东京梦华录》的根本原因，也是在权要阶层“朱门沉沉按歌舞”、绝口不提恢复大业之时将《东京梦华录》“锓木以广”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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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终南宋之世，虽然朝野上下不乏力主恢复中原的志士，却再也未能积聚起克复神州的实力。元初学者刘一清在《钱塘遗事》中论南宋形势，说“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及至宁宗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主持“至险至危”的开禧北伐，兵败身死，则更是“既无恢复之君，亦无恢复之臣”了，宁宗所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宋史·奸臣列传四》），确实也是实话。嘉定元年（1208）宋金再签“嘉定和议”，此后宋廷更是苟安成性，达官贵人日益沉溺于“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文及翁《贺新郎·西湖》）之中，朝野上下文恬武嬉，爱国志士只能归隐，这或许是赵师侠曾经亲眼目睹的悲剧，又岂是一部《东京梦华录》所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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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师侠之后，藏书家、刻书家、研究者基于各自的时代、身份、兴趣与学识，在《东京梦华录》中读出了不同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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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重《东京梦华录》详记东京“巷陌店肆、节物时好”的价值，比如称其为“梦想东都之录”的南宋藏书家赵希弁、《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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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重《东京梦华录》关于京城宫阙、桥道坊曲的记载，比如《直斋书录解题》的作者陈振孙，怀有“弧矢四方之志”，但是由于南北分裂、欲往东京汴梁而不可得，遂以《东京梦华录》为“卧游”之资。至于后世，据明代藏书家毛晋题于《东京梦华录》的跋文，一些文人受到南朝名士画家宗炳“卧游”之论的影响，“深居一室、驰神八遐”，“辄祖其语，作《梦游》《卧游》以写志”，明代坊间书商将这类图书与《东京梦华录》合刻售卖，认为属于同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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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东京梦华录》中看到了黍离之悲、繁华如梦。最典型者如南宋遗民吴自牧，仿照《东京梦华录》体例而作、记述南宋都城临安盛况的《梦粱录》，《自序》中说：“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此与孟元老《自序》“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一脉相承。明代中期开封人李濂致力于寻访辑录北宋东京汴梁遗迹，写成《汴京遗迹志》，在为《东京梦华录》所作跋语中感慨“自靖康丙午，迄今五百余年，兵燹之所燔爇，黄河之所冲淤，都城胜迹，湮没殆尽，览是录者，能无黍离之悲乎”，他在《东京梦华录》中看到了家乡开封这座城市五百年间的兴衰变迁。又如明代万历年间，浙江嘉兴人沈士龙途经开封，发现“士庶家门屏及坊肆阖扇，一如武林，心窃怪之”，后来读到《东京梦华录》所载民俗，方才领悟杭州习俗“皆南渡风尚所渐”，不禁发出“繁华过眼，若阿一现，元老梦华，何知后人更作华游”的感叹，所以将《东京梦华录》收入《秘册汇函》丛书，借以“梦元老之梦”。明末藏书家毛晋将《东京梦华录》收入《津逮秘书》并写跋文，对此书的评价最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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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少文好山水，爱远游，既因老疾，发“卧游”之论。后来凡深居一室、驰神八遐者辄祖其语，作《梦游》《卧游》以写志，坊间乃与《梦华》合刻。不知《卧游》诸录特作汗漫游耳，若幽兰居士华胥一梦，直以当《麦秀》《黍离》之歌，正未可同玩。况昔人所云“木衣绨绣，土被朱紫”，一时艳丽惊人风景，悉从瓦砾中描画幻相，即令虎头提笔，亦在阿堵间矣。庶几与《洛阳伽蓝记》并传，元老无遗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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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晋以为，箕子途经殷商故墟，感宫室毁坏、遍生禾黍而作《麦秀》之歌，周大夫途经西周镐京，见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悲悯周室颠覆而作《黍离》之诗，幽兰居士的《东京梦华录》，与之同为感慨家国兴亡的悲歌。前人曾以“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形容秦都咸阳离宫别馆穷极奢华之状，《东京梦华录》亦从瓦砾堆中描画出北宋东都盛时艳丽惊人的幻相，艺术手法精妙如大画家顾恺之的点睛之笔，毛晋预言此书将与杨衒之以佛寺兴衰折射北魏历史变迁的《洛阳伽蓝记》一并流传后世。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钱曾阅读《东京梦华录》，感慨尤深，《读书敏求记》中有其题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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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华录》十卷，幽兰居士孟元老追叙东京旧游，编次成集，缅想曩昔，如同华胥梦觉，因名《梦华录》。书成于绍兴丁卯，去靖康丙午之明年，又二十一年矣。南渡君臣，其独有故都旧君之思如元老者乎？刘屏山《汴京绝句》“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盖同一寤叹也。予衰迟晼晚，情怀牢落，回首凄然，感慨尤甚于元老。今阅此书，等月光之水，但无人为除去瓦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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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赵师侠提出“其间事关宫禁典礼，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后世也有对《东京梦华录》的质疑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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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指其记载不全，多所遗漏。较早提出这一观点者，正是关注汴京遗迹的李濂。他认为《东京梦华录》大致“拟宋敏求《东京记》而作”，却远不及宋敏求学问闳博。特别是，孟元老寓京师二十四年，“是时艮岳已成，梁台、上方寺塔俱在，而录内无一言及之”，“所遗漏者抑多矣”（《跋 东京梦华录后》）。胡震亨将《东京梦华录》收入《秘册汇函》丛书并写跋语，在肯定作者“善记风土”之后，也指出“大内所载殿阁楼观仅仅十一，无论诸宫，只如政和新宫，自延福、穆清已下尚有四十余殿，而艮岳于时最称雄丽”；“且记中尝及童、蔡园第，后家戚里，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绝不因事而见，此盖不得杨衒之《洛阳伽蓝》法耳”，认为孟元老之书不仅有遗漏之失，更有肤浅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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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指其故意隐讳，逃避责任。这一说法是由清代中晚期人提出来的，与之相关的所有记载，均出自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收入毛晋旧藏影元钞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时所援引的一段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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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友邓孝先藏道光壬辰常茂徕秋崖钞本。常氏跋云：“艮岳为一时巨观，且以萃天下之名胜，独缺而不书，谢朴园序指为‘为宣和讳’。以余观之，讳诚是矣，而‘为宣和讳’则非。何则？花石之进，为太守朱勔；艮岳之筑，专其事者为户部侍郎孟揆。揆非异人，即元老也，元老其字，而揆其名者也。推元老之意，亦知其负罪与朱勔等，必为天下后世所共指责，故隐真名而著其字。”孝先谓“揆字元老，无他书为之左证，而前人读书细心处不可掩”云云，爰录其说，以广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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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曾见好友邓孝先所藏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常茂徕《东京梦华录》钞本上有常氏跋语，重点探讨孟元老为何单单不记开封城中最著名的艮岳。常茂徕（1788—1873）是开封人氏，科场屡试不第，喜收拾乡邦文献，曾经注释明末遗老记录明代汴梁景况的《如梦录》。由于过分专注于汴梁史地文献，常茂徕与明代开封人李濂一样，特别在意《东京梦华录》于艮岳“独缺而不书”的问题，李濂以为是元老“遗漏”，常茂徕却欲追究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见过乾隆时人谢朴园为《东京梦华录》所写序文，文中提出孟元老是“为宣和讳”，即有意避而不谈徽宗为修艮岳而导致国力困竭、以致金兵乘虚灭亡北宋之事。常茂徕认为“讳诚是矣”，不过孟元老并非“为宣和讳”，而是有意避讳自己的罪行，因为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主持修筑艮岳的孟揆。常茂徕标新立异之语一出，不仅坐实了《东京梦华录》内容方面有所“遗漏”的动机，而且引发了关于《东京梦华录》作者身份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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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兰居士孟元老”是《东京梦华录》作者在《自序》中所署之名，“幽兰居士”为其雅号，这是可以肯定的；“孟元老”其人却不见于宋代正史与其他任何史籍。最早将《东京梦华录》刊刻成书的赵师侠，跋语中只说“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为《梦华录》”，“余顷侍先大父与诸耆旧，亲承声欬，校之此录，多有合处”，他并未亲见这位“幽兰居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大约成书于1238年以后，书中说“元老不知何人”；宋元之际的马端临、明代中叶的李濂，全都祖述陈氏“不知何人”之说；乾隆时期官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虽然学识渊博，也说“元老始末未详”。道光十二年（1832）常茂徕抛出“孟元老即孟揆”之说，正如收藏其钞本的邓孝先所言，“无他书为之左证”；张元济援引其语，也只是赞赏“前人读书细心”而已；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序》则直指其为“奇想天开”，缘于“不甚读书”，学识有限。不过，由于《东京梦华录》专记北宋末年东京各种事物风貌，成为现当代研究北宋都城建筑、都市文化、音乐戏剧、民俗民风、衣食住行等诸多领域所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围绕《东京梦华录》的研究成为一个小热点，学界关于孟元老身份的讨论仍不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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