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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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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兰居士孟元老”是《东京梦华录》作者在《自序》中所署之名，“幽兰居士”为其雅号，这是可以肯定的；“孟元老”其人却不见于宋代正史与其他任何史籍。最早将《东京梦华录》刊刻成书的赵师侠，跋语中只说“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为《梦华录》”，“余顷侍先大父与诸耆旧，亲承声欬，校之此录，多有合处”，他并未亲见这位“幽兰居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大约成书于1238年以后，书中说“元老不知何人”；宋元之际的马端临、明代中叶的李濂，全都祖述陈氏“不知何人”之说；乾隆时期官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虽然学识渊博，也说“元老始末未详”。道光十二年（1832）常茂徕抛出“孟元老即孟揆”之说，正如收藏其钞本的邓孝先所言，“无他书为之左证”；张元济援引其语，也只是赞赏“前人读书细心”而已；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序》则直指其为“奇想天开”，缘于“不甚读书”，学识有限。不过，由于《东京梦华录》专记北宋末年东京各种事物风貌，成为现当代研究北宋都城建筑、都市文化、音乐戏剧、民俗民风、衣食住行等诸多领域所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围绕《东京梦华录》的研究成为一个小热点，学界关于孟元老身份的讨论仍不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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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宪易在《孟元老其人》（1980年）一文中，否定常茂徕“孟揆字元老”之说，提出：孟元老是孟钺的化名；孟钺是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的有服族人，因孟昌龄治河有功而推恩获得开封府仪曹的清闲之职，故而有条件在开封城中“烂赏叠游”二十多年；南宋初年清算孟氏家族罪恶，孟钺于落寞晚景中完成《东京梦华录》，署以“元老”之名。李致忠《〈东京梦华录〉作者续考》（2006年）亦主此说，并且进一步论证孟钺实为孟昌龄之孙、“元老”可能是孟钺晚年的官称、孟氏家族为江西分宁（今江西修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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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传渥在《何人孟元老》（1981年）一文中，同意常茂徕“孟揆字元老”之说，并且进一步论证说，孟元老与《东京梦华录》中三次提及的教坊使孟景初以及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的孟揆其实是同一个人，孟揆字景初，一字元老，名、字均取自《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初”与“元”同意，且与“孟”姓有关；他在不同时期担任不同官职，使用了不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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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伊永文在《孟元老考》（2011年）一文中，按照预设的“五个基本的必备条件”，推论：孟元老是宋代宗室、太祖次子燕懿王德昭五世长孙赵子淔的托名，赵子淔在《东京梦华录》署名时，因排行居长而以“孟”代姓，因系“朝廷忠干之臣”而以“元老”自居；南宋另一部旧署“百岁寓翁”的笔记《枫窗小牍》也出自赵子淔之手，此书与《东京梦华录》内容颇多相似，同题互见，详略互补，是作者有意使用同一题材而写成的雅、俗两个版本；赵子淔承袭宋代文人推崇兰花的趣味，故以“幽兰居士”自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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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何兆泉发表《〈东京梦华录〉作者问题考辨》，通过对比孟元老《自序》与史料所载赵子淔的生卒年代，否定了孟元老为赵子淔托名之说；通过分析孟昌龄家族在南宋初年的境遇以及孟昌龄在开封的住宅等信息，否定了孟元老为孟昌龄族人孟揆或孟钺之说；也以身份差异悬殊，否定了孟元老即为孟景初之说。此外，作者认为怀疑孟元老系伪托之名的理由同样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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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虽然众说纷纭，诸家研究思路却大体相同：借助孟元老《自序》中的信息，界定其人的大体生活年代；提取、分析《东京梦华录》中“遗漏”或“详记”的信息，推测作者的身份特点与写作动机；以此为线索和基础，搜集、整合史料中关于两宋之际宗室名臣、禁从显官的记载，或对号入座、证明孟元老是某一个人，或者推翻之前的某个结论。截至目前来看，试图用这种方法破解孟元老身份之谜，由于缺乏直接确凿的证据，并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反而容易陷入按图索骥、张冠李戴的误区，甚至有可能影响对《东京梦华录》文本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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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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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前人在探讨孟元老身份过程中关注到《东京梦华录》中的特异信息，确实很有意义。受此思路启发，我在注释《东京梦华录》的过程中对文本进行细读，将相关信息分类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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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似乎无意或有意遗漏的信息。大体包括以下几类：（1）徽宗朝的大型土木工程。自明代中叶李濂编《汴京遗迹志》，在《东京梦华录》跋语中提出“艮岳已成，梁台、上方寺塔俱在，而录内无一言及之”，不记艮岳几乎成为研究者公认的《东京梦华录》最重大遗漏；胡震亨《秘册汇函》本《东京梦华录》跋语又说“大内所载殿阁楼观仅仅十一，无论诸宫，只如政和新宫，自延福、穆清已下尚有四十余殿，而艮岳于时最称雄丽，何可略也”，《东京梦华录》无一语提及徽宗修建“延福六位”、开景龙江和诸复道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害民工役，也受到关注。（2）朝廷重大典礼活动，只记南郊大礼，不记北郊夏祭；《序言》明明说到“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正文中却无一语提及宋代三年一度的选材盛典。（3）胡震亨又特别提到“记中尝及童、蔡园第，后家戚里，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绝不因事而见，此盖不得杨衒之《洛阳伽蓝》法耳”，认为《东京梦华录》停留在追忆繁华的表层，未能在叙述中寓含治乱兴衰的训鉴。（4）不记金人攻城的惨痛和危城中可歌可泣的事迹。（5）“二帝北狩”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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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提及已被宋廷惩处、声名狼藉的“六贼”等人，不直呼其名而“尊”其官称。《东京梦华录》主要记录都市生活与朝廷典礼，不涉史事，不记人物，只在介绍东京的桥梁、街巷与园林苑囿之时，提及若干私人宅第与园林。从身份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北宋末年高官权臣，《东京梦华录》提到他们之时都用官称，包括蔡太师（京）、童太师（贯）、王太宰（黼）、郑太宰（居中）、高殿前（俅）、邓枢密（洵武）以及刘廉访（其人待考）；二，徽宗后妃，包括明节皇后（徽宗宠妃小刘氏，薨逝后追封皇后）、郑皇后（徽宗第二任皇后，与徽宗北迁，死于五国城）、彭婆婆（徽宗做端王时的妾，以小故逐出另嫁，后又召入禁中）；三，驸马都尉，包括张驸马（应为张敦礼，尚英宗女祁国长公主）与李驸马（可能为李遵勖，尚太宗女万寿长公主）；四，教坊使孟景初及“曲子张”（北宋末年唱曲名家张衮臣，供奉禁中，授观察使，号曲子张观察）；五，北宋名门望族“桐树子韩家”（韩绛、韩维兄弟先后于神宗、哲宗时官至宰相）和王太尉（可能为真宗朝名相王旦，其家族在北宋亦属世家）；六，“一丈佛”（应指仁宗、神宗时的宦官王中正，神宗元丰年间五路大军伐夏，为一军统帅）；七，赵十万（应为巨富之家，开封有“赵十万街”，孔宪易认为此人可能是犹太商人，“赵”为赐姓）。《东京梦华录》提到人物之处，尚有卷六“十六日”介绍上元节宴会，宣德楼右朵楼“相对蔡太师以次执政、戚里幕次”；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介绍金明池水戏所用大小龙船，说“皆进花石朱缅（勔）所进”；“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妙法童女队出场，“中贵人许畋押队”；卷九“入内上寿”介绍教坊杂剧色时提到教坊使孟景初等；卷十“车驾宿大庆殿”介绍喝探制度，借卫兵之口提到“殿前都指挥使高俅”；“除夕”介绍禁中大傩仪，“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综上，蔡太师（或称蔡相）是全书出现频率最高的人，共有四次。研究者还注意到，南宋初年除了蔡京之子蔡絛《铁围山丛谈》不称蔡京名字，其他书中尊蔡京而不名者十分罕见；《东京梦华录》对祸国殃民、声名狼藉的一众奸臣尊称太师、太尉、太宰，研究者认为应该出于称谓上的习惯或感恩戴德的旧情，证明作者与这些人存在非同寻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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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靡不赅载、细致入微的记录。《东京梦华录》记东京风物，从范围方面来看可谓包罗万象，“大而朝贺典礼，小而口味戏剧，无不详备”（李濂跋语）；就手法角度而言可谓生动细致，“若彩山灯火、水殿争标、宝津男女诸戏、走马角射及天宁节女队归骑、年少争迎，虽事隔前载，犹令人想见其盛。至如都人探春、游娱池苑、京瓦奏技、茶酒坊肆、晓贩夜市、交易琐细，率皆依准方俗，无强藻润，自能详不近杂、质不坠俚，可谓善记风土者”（胡震亨识）。特别是关于朝章国制、重大典礼，《东京梦华录》记录了异常丰富的细节，极为引人注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说：“如《宋志》南郊仪注，郊前三日，但云斋于大庆殿、太庙及青城斋宫；而是书载车驾宿大庆殿仪、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仪、驾诣青城斋宫仪，委曲详尽。”通观全书，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特别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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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宫廷中的膳食。比如卷一“大内”条，详记皇宫中早晚进膳的排场与程序，描写各类服务人员的服饰与举止，乃至所用食盒的形制与覆盖绣物的样式，都写得清清楚楚；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正面描写徽宗天宁节生日大宴的完整流程，介绍了宫廷燕乐引导的“九盏制”，文武百官、皇室宗亲及外国使节的座次、看盘与酒水安排、司仪人员的服饰与举止、下酒菜的品类以及御筵所用酒食器皿等，都有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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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种政府机构及其所参与的工作。比如卷一中的“内诸司”与“外诸司”，尤其是“外诸司”条，貌似杂乱无章地罗列了诸多设置在皇宫以外的机构名称，总计包括七司、十四库、四坊、八院、十一务、四所、三场、一监、三局、一营以及众多仓库、粮仓与草场等，令专业研究者也望而生畏，普通读者更是看得眼花缭乱。这些机构是维持北宋末年皇宫日常生活、保障各项重大礼仪活动得以实现的基础，其中既有北宋从前朝沿袭下来的机构，也有北宋晚期专为皇帝奢侈享受而特设、由宠臣和宦官掌控的新增机构。这些部门役使着大量隶属军籍或民籍的工匠，卷四“军头司”记载“其余工匠”，列举上述机构名称并说服务于这些部门的军籍人员“各有指挥，记省不尽”。这些机构承担着与京城中各项土木工程、宫廷日常消费、朝廷礼仪活动等有关的工作，在运转中消耗着北宋政府的巨额财富，同时也凭借权力从城市经济活动中获取大量税金或租金，是皇帝与特权人物行使权力、满足欲求的最直接工具。对此，《东京梦华录》随记事主题，在不同条目中有所提及，比如卷一“东京外城”介绍城上军事防守设置的修整，提到“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卷七在介绍皇帝驾临金明池仪式之时，提及“池苑所进奉鱼、藕、果实”“后苑作进小龙船”，想在金明池垂钓的人，“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金明池边的彩棚幕次乃至水戏所用大小船只均向士庶明码标价出租；卷八介绍庆祝神保观神生日的活动，“御前献送后苑作与书艺局等处制造戏玩”，“太官局供食”，“殿前两幡竿，高数十丈。左则京城所，右则修内司，搭材分占”。至于内酒坊与翰林司等供给饮食、仪鸾司（帐设局）搭设帐幕、金吾街仗司等执举仪仗、车辂院与鞍辔库等管理车马等，都属于常规职属范围，无须专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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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皇帝出行的卤簿仪卫。《东京梦华录》所记皇帝出行的卤簿与仪仗，主要有：卷六“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记正月十四日皇帝驾幸五岳观烧香、赐群臣宴之后返回大内宣德楼的场景，所用卤簿等级应为“小驾”，作者极为详细地描写各类护驾禁军的装束，包括簪花、帽子与幞头的形制，衫或袄的质料、颜色与图案以及腰带形制等，同时也介绍了仪仗人员的布列情况并列出所执御用物品的清单，最后还有一段皇帝乘御辇观灯山、充满喜感的描写。卷十记录宋代最隆重的南郊大礼，在不同条目中持续描写不同礼仪程序中皇帝的卤簿仪卫：“驾行仪卫”记录皇帝赴太庙行礼所用仪卫，这是宋代皇帝最高级别的“大驾”卤簿，孟元老以大约四百字的篇幅，不仅展现整个队伍连绵不绝的盛景，而且重点描写引领队伍的驯象、数量众多的旗帜以及组成仪仗队伍的各类禁军，尤其强调军官甚至卫兵的衣服皆以工艺繁复的织锦为料、腰带用铜、衣上花纹用绣工、衣帽上的饰物多用金银甚至真珠，骑兵穿着以锦帛制成的“五色介胄”。《宋史·仪卫志》客观呈现了“政和大驾卤簿”的构成，孟元老却用大量细节展示其极尽奢华之状；接下来的“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集中介绍大驾卤簿中最尊贵的玉辂形制、皇帝的通天冠服以及挟辂卫士的服饰；“驾诣郊坛行礼”，描写皇帝冠服中最庄严的冕服形制；“郊毕驾回”分别记录皇帝在近侍执烛列成的围子护卫下从圜丘坛返回大次、更换常服后乘大安辇返回青城以及从青城换用法驾仪仗返回皇宫的流程。这是对徽宗南郊大礼的全程记录，是用文字雕绘而成的一幅北宋徽宗朝《大驾卤簿图卷》。此外，卷七“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也有一段车驾临幸时诸禁卫班的描写，卫兵全都“簪花，披锦绣撚金线衫袍，金带、勒帛之类，结束竞逞鲜新”，仪仗皆为“内府金枪、宝装弓剑、龙凤绣旗、红缨锦辔，万骑争驰，铎声震地”；“驾回仪卫”写皇帝返回皇宫时不乘车辇，而是在森严羽卫护从之下“簪花乘马”行走在开封城的大街上，所乘御马都有“龙骧将军”的封号。《东京梦华录》还用专条记录了皇太子纳妃与公主出降所用仪卫、皇后与皇太后的乘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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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东京禁军编制及活动情况。北宋立国之时，历史上作为游牧与农耕民族界限的长城一线山脉雄关已经落入契丹人之手，国都开封以北除了黄河，再无可以依恃的天然军事屏障，北宋除了努力将开封城修筑成为一座军事堡垒，就只有用巨额经费养重兵拱卫京师，打造人工防线。在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禁军军营都是东京城中最常见的场景。《东京梦华录》卷四“军头司”以专条介绍驻扎东京的各类禁军和厢军，包括军队番号、编制、驻地、职能以及阅训、轮戍制度等；军队的各种活动情况，则或零散或集中地出现在其他章节，这应视为孟元老有意安排的结果，具体包括：卷一“东京外城”介绍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一万人）负责城防的日常修造泥饰，“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外诸司”条介绍专职负责诸仓纲运粮草卸纳工作的“下卸指挥兵士”以及军队发放粮饷时“仓前成市”的景象；卷三“防火”中提及遍布开封城的军铺与负责“夜间巡警，收领公事”的铺兵，望火楼下的官屋中则有专职救火的军兵；开封城北部是禁军的主要驻地，卷三“马行街铺席”中说“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余诸班直军营，相对至门，约十里余”。东京禁军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员充当皇帝及皇室成员出行的仪卫队，也有相当比例的军人充当大型土木修造工事的力役，甚至被军政权要（如高俅等人）占用于私家修造工作。此外，很多军人也要在接连不断的仪式庆典活动中承担表演任务，比如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有诸军水上百戏表演，“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则有诸军的“旱教”表演；卷十“下赦”中有“御龙直装神，鬼斫真刀倬刀”以及“诸班直呈拽马队”的表演；“除夕”中则有诸班直禁军千余人戴假面、着绣衣、执金枪龙旗参与驱逐祟鬼的大傩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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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歌舞百戏表演活动。卷五“京瓦伎艺”一条，专门介绍北宋末年东京勾栏瓦肆的艺术表演情况，包括艺术表演形式、各领域的杰出艺人以及负责管理相关事务的乐官，列举了小唱名角四人、嘌唱弟子五人、教坊减罢温习二人、教坊弟子六人，此外还有各类杂剧表演名家五十余人。作者十分清楚各类人员的背景与身份，知道他们的真名或艺名以及各自擅长的技艺。各类艺人的具体表演活动，则见于元宵节前的大内御廊、三月金明池宝津楼前的水上舞台及五殿回廊、庆祝崔府君和二郎神生日时的神殿露台、十月十日天宁节集英殿宫廷盛宴等重要场合，当然还有京城中几处大型瓦舍，乃至分散在街头巷尾的日常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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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朝廷盛大典礼活动。《东京梦华录》后五卷集中描写元旦朝会、上元节皇帝御宣德楼观灯“与民同乐”、三月驾幸金明池观争标与诸军百戏、天宁节集英殿大宴、南郊大礼以及除夕之夜禁中大傩仪等重大礼仪活动。其中“元旦朝会”一条全文490余字，详记举行大朝会时的殿庭仪仗与朝会流程，尤其重点描写诸国使人的服饰与礼仪、宋廷安置各国使臣的馆驿与接待情况，以及大辽使人诣大相国寺烧香及南御苑射弓的礼仪。这种描写前所未有，如果作者不是谙熟朝廷礼仪且有机会做近距离观察，很难想象可以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因而被南宋初年赵甡之《中兴遗史》、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全文抄录。上元节观灯，由“元宵”等四个条目组成，总计约2000余字；金明池观水戏与百戏，更占用了第七卷除“清明节”以外的全部篇幅，包括八个条目，总计约3800字；庆祝徽宗生日天宁节的典礼虽然只有两条，但是“入内上寿”单条就多达1800余字，是全书最长的一条，可谓重中之重，宫廷燕乐是描写重点；南郊大礼包括九个条目、将近2700字的篇幅，核心条目“驾诣郊坛行礼”的记录重点则是大晟府新制宫廷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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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是：孟元老不记艮岳等园囿宫殿，一定是出于掩饰自己或家族的罪行吗？用官衔称呼徽宗朝的权要，一定是出于尊敬吗？详记朝廷典礼，尤其是对饮食、仪卫与乐舞活动靡不赅载、细致入微，只是因为作者对这些领域特别熟悉或怀有特殊兴趣吗？作者在东京城中生活了二十四年，他所记录的民风民俗是长期传承，但是那些重要典礼活动，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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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序》，《东京梦华录》偶尔使用“大观”“政、宣”指称一个时间段，没有明确提及任何时间，但是有些事件的年代是可以通过查证史料加以确认的，比如卷一所记“濠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的东京外城，这是政和六年（1116）以后的景观，因为本年度朝廷启动了北宋立国以来东京外城的第三次大规模维修；比如“皇太子纳妃”，这不是通用性的礼仪介绍，而是北宋百余年间仅此一例的世纪婚礼，即徽宗所立皇太子赵桓纳朱氏为妃，发生在政和六年；比如“元旦朝会”，徽宗朝一共举行过三次元旦朝会，分别是大观二年（1108）、政和八年（1118）、宣和六年（1124），本条最后说“人使朝辞。朝退，内前灯山已上彩”，而“元宵”描写灯山上金书大牌写着“宣和与民同乐”，综合来看，孟元老所记应为宣和六年（1124)元旦朝会，也是北宋所举行的最后一次大朝会；比如“驾幸琼林苑”中说苑里遍植“闽、广、二浙所进南花”，这应是政和六、七年以后才有的景观，因为从这时候开始，福建、二广效仿东南地区，加入进奉花石的行列，南花才被移植到了东京城中；南郊大礼后皇帝行恭谢之礼的景灵西宫，建成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除此之外，孟元老留下许多提示时间的线索，主要包括官职、服饰与建筑等，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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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天宁节”：“初八日，枢密院率修武郎以上；初十日，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并诣相国寺。罢散祝圣斋筵，次赴尚书省都厅赐宴。”据《宋史》，修武郎，政和二年（1112）由内殿崇班改名；宣教郎旧称宣德郎，政和四年（1114）改；“入内上寿”说是在集英殿，政和五年（1115）集英殿改名右文殿。综合宴会所用大晟府新制“竹部”乐器“篪”、新创徵招调“中腔”及“踏歌”等新乐调来看，所记可能是政和四年（1114）庆祝徽宗三十三岁生日的天宁节大宴，孟元老用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浓墨重彩描绘者，正是大晟乐最初应用于宫廷燕乐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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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记南郊大礼。徽宗在位期间一共进行过八次南郊大礼，《东京梦华录》所记发生在哪一年？“驾诣郊坛行礼”说圜丘坛“坛高三层”，是一个重要提示信息。自北宋立国至徽宗政和三年（1113），南郊圜丘坛均为四层坛面的祭坛；政和三年议筑新坛，用阳数建“圜坛三成”，徽宗下诏“候过今次大礼施行”，即从政和六年（1116）开始启用。在记录坛前所设宫架乐时，孟元老不提乐器名称，只留下相当奇怪的描述：“有琴而长者，如筝而大者，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如笙而大者，如箫而增其管者。”这些乐器其实是大晟琴、瑟、篪、埙、笙竽、箫等，无一不是刘昺新增或改制的大晟乐器；介绍武舞引舞时，则说“比文舞加数人，击铜铙、响环，又击如铜灶突者；又两人共携一铜瓮，就地击者”，这些同样也是大晟府新增“金部”乐器，是根据古器物制作出来的金、金镯、金铙、金铎，合称“四金”。据此可知，孟元老记录“驾诣郊坛行礼”，大晟雅乐在南郊大礼中的应用，是重点所在。接下来的“下赦”一条，提到“通事舍人得赦宣读”，政和六年（1116）以后改通事舍人为宣赞舍人，这一官职实际上框定了南郊大礼的年代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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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东京梦华录》中以最诡异方式留下年代暗示的，是上元节观灯。上元节观灯是北宋立国之初就确定下来的重要节日庆典活动，被视为展现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重要方式，徽宗更将其发展为几乎绵延一月的狂欢，《东京梦华录》以“元宵”“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十五日驾诣上清宫”以及“十六日”四个条目、总计2000余字的篇幅，对此做了全方位、多角度、连续性的报道。但是，正月十五日，“宣和与民同乐”的正日子，标题却是“驾诣上清宫”，正文只有“十五日，诣上清宫，亦有对御。至晚回内”15个字。正月十五，皇帝理应早膳之后登上宣德楼，御座临轩，让百姓得以“瞻见天表”，并在一整天里主持宴会、观看表演、放赦罪人，为什么反倒白天去了上清宫、夜晚回宫再不出现？十五日，繁华汴梁城中最璀璨的夜晚，为什么在孟元老笔下显得无比冷清，呈现出一片空白与沉默？理应安排在十五日的节目，为什么集体出现在“十六日”的条目之下？查阅徽宗宣和年间的史料笔记，方才发现，孟元老有意用一片反常的空白与沉默，暗示此处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看清这个秘密，《东京梦华录》这部书将会以全新的面目呈现在读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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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1100年2月23日）徽宗即位，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126年1月18日）徽宗内禅。在其执政期间，确实曾有一个上元之夜，酷爱上元观灯的宋徽宗因为一件令他极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一反常态，没有出现在宣德楼上，这一天是宣和六年正月十五（1124年2月2日）。白天，他独自登宣德楼看开封府决遣罪犯，楼下人群中突然跳出一个貌似寺院学徒僧的黑衣人，指着他大声怒斥：“就是你吗？你有什么神力，胆敢破坏我们的佛教？今天我告诉你，报应就快到了！连我都不怕你，你岂能破坏诸佛与菩萨？”徽宗惊怒交加，命开封府就地严刑审讯，此人却一语不发，也不见丝毫痛苦之状；徽宗又召来善行天法的法师，法师也对其无可奈何，最后只能处死了事。蔡京之子蔡絛《铁围山丛谈》详记此事，说“上大不怡，为罢一日之欢”，孟元老则说不开心的皇帝当天去了上清宫。上清宝箓宫建于政和五年（1115），里面住着大批道士，是徽宗进行斋醮活动的场所，徽宗被册封为“教主道君皇帝”、成为集政教权力于一身的君主，也在此地。上清宝箓宫有复道直通皇宫，艮岳就建在这座宫殿的东面。宣和六年正月十五发生在宣德楼下的意外事件，正是源于徽宗大规模崇奉道教、贬抑佛教的政策；孟元老不是简单记录东京承平年代的元宵盛况，而是用一种极其隐晦的特殊手法，写出了徽宗朝大兴道教的重要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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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用这一视角重新审视《东京梦华录》，会发现这部书表面上在写东京的城市街巷、河道桥梁、宫寺第宅、园林苑囿、朝廷盛典、节物时好、民俗民风，无不展现着北宋末年东京汴梁令人难以置信的繁华。但是，种种繁华表象之下，是孟元老二十余年目睹的桩桩件件时事；在《东京梦华录》以地理志、民俗志形式建立起的表层叙事之下，还有一个隐藏着的叙事体系，需要用徽宗朝的历史事件去做填充。表层与底层结合在一起，才能看到繁华之下，正是百年繁华一旦兵火皆成梦幻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