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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各跨雕鞍花䪌（zhàn）驴子：跨驴击毬，应属对马毬的发展。《宋史·郭从义列传》中说：“从义善击毬，尝侍太祖于便殿，命击之。从义易衣跨驴，驰骤殿庭，周旋击拂，曲尽其妙。既罢，上赐坐，谓之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将相所为。’从义大惭。”可见北宋初年，跨驴击毬会遭到嘲笑。但是驴毬还是发展起来，以至于后来出现专门饲养调训毬场用驴的“打毬驴骡务”。对此，宋人李攸《宋朝事实·仪注》中有这样的记载：“又有步击及跨驴骡击者，时令供奉，分朋戏于御前以为乐。后以打毬驴骡务名不经，改为击鞠院，军中之戏也。”雕鞍，华美的马鞍。䪌，鞍下的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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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朋头：游戏、竞赛中相对抗两队的首领。朋，游戏或竞赛时临时组成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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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小打：即驴鞠，由马毬分化发展出来的一种打毬形式，毬手以驴为坐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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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缀：连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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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毬子方坠地”几句：描写两队激烈争夺情形。宋徽宗有看打毬诗曰：“锦袍骏马晓棚分，一点星驰百骑奔。夺得头筹须正过，无令绰拨入斜门。”绰拨、斜门，皆打毬术语。按，此诗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引曹勋《北狩闻见录》，是徽宗被掳北去至真定时应命所做。入孟，似应为“孟入”，即“猛入”。据宋人曾健《类说》引《纪异录》：“（后唐）庄宗召孟知祥镇成都。先是，蜀人打毬，一棒便入湖子者为‘猛入’，语讹为‘孟入’，得荫一筹。后孟氏尽得两蜀。”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中则有“韩魏公（按，即韩琦）应举时，梦打毬，一棒孟入。时魏公年仅弱冠，一上登科，则一棒孟入之应也”。南宋熊克《中兴小记》引《闲居录》：“京师里巷作打毬戏，以一击入窠者为胜，谓之‘孟入’。”结合“一棒便入湖子”“一棒孟入”“一击入窠”来看，所谓“猛入”或“孟入”，即一竿进毬，类似今天高尔夫球以最少杆数击球入洞者胜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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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得筹谢恩而退：毬场上记录胜负的方式及礼仪。据宋人李攸《宋朝事实·仪注》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所定打毬仪：“设绣旗二十四于毬门两旁，又设虚架于殿东西阶下。每朋得筹，即取旗一，立架上以记之。”如果皇帝亲自上场，“上得筹，乐少止，从官呼‘万岁’；群臣得筹，即唱好，得筹者下马称谢”。徽宗《宫词》其三：“金鞍宝辔簇骅骝，乐奏相从共击毬。花帽两边成锦阵，谢恩长喜上头筹。”得筹，指竞赛中获得筹码，以所得筹码多少定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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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大打：与以驴为坐骑的“小打”相对而言，指称传统的标准马毬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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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妍姿：美好的姿态。绰约：柔婉美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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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呈讫：此指整场诸军百戏表演呈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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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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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又奏起音乐，先在宝津楼前设置用彩缎扎成的小毬门。有百余位身穿彩色服装的男子，全都裹着角子向后拳曲的花幞头，一半人穿红色、一半人穿青色的锦袄子、义襕、束带，脚穿丝鞋，各自骑跨配有雕花鞍子、精美鞍垫的驴子，分为两队，各有一名领队，各自手持画有彩色图案的毬杖，称为“小打”。一方领队用毬杖击弄毬子，毬子就像连缀在毬杖上一样不落下来。毬子一旦坠落到地上，两队争相抢夺，然后传送给领队。左队击毬、一杖进门为胜，右边向前争抢，不让对方将毬击入毬门。两队相互追逐，最终以所得筹码领取赏赐，谢恩而退。接着，有黄院子引出宫女百余人，也如“小打”的形式，但是宫女们都用珍珠翠玉装饰，腰束玉带，脚蹬红靴，各骑小马，称为“大打”。人人骑术精湛娴熟，疾驰如神，神态优雅轻盈，风姿绰约柔美，人世间只能在图画中才能见到这般优美的场景。诸军百戏至此呈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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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 驾幸射殿射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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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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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金明池观水嬉”之后“习射琼林苑”或“宴射琼林苑”，是北宋时期的常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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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先秦时期，“射”就是贵族的基本素养，被列为“六艺”之一，不仅是一种军事素养，也是一种礼仪。周代的射礼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天子“以射选诸侯，以射饰礼乐，以射观容志”（《唐会要》），“射礼”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子以射礼威慑诸侯、维护统治，儒家以射礼立德正己，塑造君子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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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确立，治国之道发生变化，射礼渐趋衰落。秦朝和西汉都未举行大射礼，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初行大射礼，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多有举行射礼的记载，更偏重于军事演习功能，也就是《颜氏家训》所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有唐一代，明确将“大射礼”列为“军礼”之一，共举行十七次，始于高祖，终于玄宗。射礼由嘉礼变成军礼，可以说是时代变化的结果。按照《周礼》的界定，两种礼仪的作用截然不同，“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前者注重武力惩戒与征伐，后者注重与各方的交流。周代实行分封制，礼乐是维护这一制度的基础。秦灭六国、行郡县制以后，“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渐趋衰落。即使是在唐代前期，射礼也长期处于虚设状态，直到景云三年（712）玄宗登基后，才举行了唐代历史上规模空前绝后的一次大射礼，射礼重新回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但是由于礼仪程序过于繁复，而且大臣多不善射，因而在具体实施中，礼官往往简化射礼程序，增加宴会内容，发展出“燕游小射”的形式，原本严谨的军事仪式变得充满了娱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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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颁布的《大唐开元礼·军礼》中，有“皇帝射于射宫”和“皇帝观射于射宫”两种，前者是皇帝随乐连射四箭，然后侍射者随乐连射四箭；后者是王公等在殿上随乐射四箭，四品以下于殿下射四箭。两种都是射中者受赏，不中者罚酒。在“皇帝射于射宫”条，附“燕游小射之礼”，参与者“常服，不陈乐悬，不行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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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是射礼频繁举行的高峰期，不过主要采用《开元礼》中顺带提及的“燕游小射之礼”，宋人称为“宴射”。特别是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宴射极为频繁，太宗时期，确立了幸金明池观水戏之后幸琼林苑宴射的流程，真宗朝则在宴射中增添了文学气息，皇帝作诗赏赐近臣、大臣应制奉和，是这一时期的常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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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唐开元礼》中明确作为“军礼”的“皇帝观射”，其实在北宋并未实行，性质上比较接近的，是雍熙元年（984）太宗“幸金明池，观习水战，因幸讲武台观射，赐武士帛”（《宋史·太宗本纪》），性质上类似《开元礼》中的“皇帝观射”。淳化四年（993），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五年（994）八月初五，太宗命有司以《大唐开元礼》为基础，草定大射礼仪注。九月，有司完成《大射图》进奏，“帝览而嘉之，谓宰臣曰：‘俟弭兵，当与卿等行之。’”太宗希望恢复“军礼”性质的“大射礼”，不是以之作为威慑天下的军事手段，而是彰显和平的礼仪象征。不过大射礼并未付诸实施，因为起义扑灭不久，太宗就驾崩了。仁宗朝编纂国家礼典《太常因革礼》，也将“皇帝射于射宫”列于“军礼”之中，但在现实中从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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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皇帝希望通过“射弓”表示“不忘武功”，但又一直采用宴射形式，而且越来越重视宴会功能。徽宗大观三年（1109）编修《政和五礼新仪》，“皇帝宴射仪”被列入“嘉礼”之中，说明对“射礼”功能的界定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成为和合君臣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皇帝宴射仪”规定王公大臣、驸马宗亲都要到场，与会之人都要射箭，礼仪程序非常繁复。但是看孟元老所记徽宗“驾幸射殿射弓”，却只是极其简单的“皇帝亲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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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还有《宫词》一首，记录自己治国理政之余练习射箭的情景：“弓矢寻常锁太清，三山相对射侯明。乘闲自习和容艺，金碗时闻中的声。”“和容”谓能合《雅》《颂》之乐，出自《周礼·地官·乡大夫》：“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徽宗心目中的“射礼”，的确是复古到了西周礼乐文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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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诣射殿射弓①。垛子前列招箭班二十余人②，皆长脚幞头、紫绣抹额③、紫宽衫、黄义襕④，雁翅排立⑤。御箭去则齐声招舞⑥，合而复开，箭中的矣⑦。又一人，口衔一银碗，两肩、两手共五只。箭来皆能承之⑧。射毕，驾归宴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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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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