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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两人共携一铜瓮，就地击者：铜瓮，指大晟乐雅部“金部”中的金（chún），也叫“于”，属于铜制钟类乐器。《周礼·小师》中有“以金和鼓”，关于这种乐器的功能，《国语》说是“战以于，儆其民也”。春秋末年吴国倾全国之兵逐鹿中原，与中原霸主晋国的晋定公会于黄池，吴王夫差当时“亲鸣钟鼓、于，振铎”。这种乐器在中原久已失传，《南齐书·高帝十二王列传》中说，南齐高帝萧道成第十子始兴王萧鉴入蜀，做益州刺史，有广汉什邡人段祖进献于，“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二尺四寸，圆如筒，铜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就是这种古礼器。而在北方，自魏孝武帝从洛阳西迁长安，“雅乐废阙”，乐器中绝无于之制。北周时，“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独太常卿斛斯徵精通“三礼”，说是于，“众弗信之。徵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清，众乃叹服，徵仍取以合乐焉”（《北史·斛斯徵列传》）。但是此后只存其名，不传其制，宋徽宗敕编《宣和博古图》中收录了“”十九器，其“总说”中说：“及观之近代，窦俨撰为《礼图》，当时未睹前制，徒取诸昔人传注之学，而臆度以成式，则有如杯盂之状，仰而系其两旁，以属于簨，固自以为得矣。今观斯器一出，以照映其陋，吁，可笑已！”且指出所收“周絷马”一器，与始兴王萧鉴所得“无少异”。据此推测，徽宗大晟乐器中的“”，确为依照当时所得古器而制，用于雅乐的武舞伴奏乐队中，使得乐舞疾徐有节，不致太过奔逸。至于演奏方法，南齐始兴王萧鉴在蜀中所得古于，是用绳系住上的铜马，“去地尺余，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当心，跪注于，以手振芒，则如雷清响”，但是《宣和博古图》编纂者老实承认这种“灌水之制，不复考矣”，所以“今乐府金，就击于地”，这正是孟元老在南郊大礼中所见到的“两人共携一铜瓮，就地击者”。就地，在地面上。按，以上“击铜铙、响环”至此，介绍武舞引舞人所用的四种乐器：大晟金、金镯、金铙、金铎，所谓“六鼓之有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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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击刺：戈矛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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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舞容：舞姿，舞蹈时的肢体语言或表情等，统指舞蹈时表达的精神面貌和给观众的感觉。容，模样，样式。按，据《宋史·乐志四》，崇宁四年（1105）制定大晟乐后，又依刘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为一变，执籥秉翟，扬戈持盾，威仪之节，以象治功”，“新乐肇兴，法《夏籥》九成之数：文舞九成，终于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武舞九成，终于偃武修文，投戈讲艺。每成进退疾徐，抑扬顾揖，皆各象方今之勋烈。文舞八佾，左执籥，右秉翟。盖籥为声之中，翟为文之华，秉中声而昌文德。武舞八佾，执干戈而进，以金鼓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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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乐作”几句：此段介绍大晟府“木部”的两种乐器“柷（zhù）”和敔（yǔ）的形制与演奏方法，甚是详细。柷，木制，形如方斗。奏乐开始时击之。敔，又称“楬”。形如伏虎。以竹条刮奏，用于历代宫廷雅乐，雅乐将终时击以止乐。古人按照制作材质，将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认为在八音之器中，木音最质朴，其余均为华美之音。北宋旧时大乐所用乐器，本为“匏部”的笙和竽、本为“土部”的埙，都用木质材料，一方面导致八音中“无匏、土二音”，另一方面使得“木部”乐器较为淆乱。大晟府革乐之失，“木部”仅保留柷、敔二器，均为鸣类击乐器，主要用于宫廷雅乐宫悬乐队和升歌乐队中：柷用以起乐，敔用以止乐。这两种乐器与其他乐器最大区别在于，它们并不贯穿音乐始终，柷仅用于音乐开始前或音乐暂停片刻后再起之时，敔仅用于音乐结束之时。两者既非节奏乐器也非旋律乐器，都是具有提示性质的乐器。古人以“八音”配“八卦”，柷、敔的来历及含义，与《周易》中的震、艮二卦密切相关。《宋史·乐志四》中说：“（魏）汉津尝问于李良，良曰：圣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柷、敔之义，如斯而已。”具体来说，柷的形制、演奏方法与作用，均是模仿震卦：“柷以木为底，下实而上虚；震（☳），一阳在二阴之下，象其卦之形也。击其中，声出虚，为众乐倡；震为雷，雷出地奋，为春分之音，故为众乐之倡，而外饰以山林物生之状。”敔则是全方位模仿艮卦，“艮位寅，为虎，虎伏则以象止乐。背有二十七刻，三九阳数之穷。戛之以竹，裂而为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为十二，阴数。十二者，二六之数，阳穷而以阴止之。”孟元老描绘柷，特征有四：（1）木质；（2）如方壶（古代一种礼器，为腹圆口方的壶）形状；（3）“画山水之状”，正是“外饰以山林物生之状”；（4）乐作则奏，击之内外，共九下。可与《文献通考·乐考十二》对于“柷”的考证参看：“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连底，旁开孔，内手于中，击之以举乐。”孟元老描绘敔，指出其为伏虎之形，背上有锯齿，曲终“以破竹刮之”正是“戛（敲打）之以竹”，“破竹”正是裂开的竹子，既准确又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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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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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奏起，开始是文舞，舞者都手执一个紫色袋子，里面盛着一支笛管，笛管上结着丝带。武舞，舞者一手执着短矛，一手执着小牌。武舞比文舞增加了几个人，这些人击打铜铙、响环，有的又击打如同铜灶突一样的乐器；又有两个人共同携着一个铜瓮，在地面上敲击。舞者做出如同戈矛劈刺、如同乘云飞升、如同分手告别等姿势，这些都是舞者的舞姿。雅乐开始，先击柷（柷是用木头制成的，形状如同方壶，外面画着山水的形状），每次开始奏乐都先击柷，敲击柷的内外，共九下。乐曲终止，则要击敔（敔的形状像蹲伏着的老虎，背脊上的刻痕如同锯齿），一曲将终，用破开的竹片敲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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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直官奏请驾登坛①。前导官皆躬身侧引，至坛止，惟大礼使登之②。先正北一位，拜、跪，酒。殿中监东向一拜③，进爵盏④，再拜，兴。复诣正东一位。才登坛，而宫架声止，则坛上乐作；降坛，则宫架乐复作⑤，武舞上，复归小次。亚献、终献上，亦如前仪。当时燕、越王为亚、终献也⑥。第二次登坛，乐作如初，跪、酒毕，中书舍人读册⑦，左右两人举册而跪读。降坛，复归小次。亚、终献如前。再登坛，进玉爵盏，皇帝饮福矣⑧。亚、终献毕，降坛，驾小次前立，则坛上礼料、币帛⑨、玉册⑩，由酉阶而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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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去坛百余步，有燎炉，高丈许。诸物上台，一人点唱，入炉焚之⑪。坛三层回，踏道之间有十二龛，祭十二宫神，内外祭百星⑫。执事与陪祠官皆面北立班⑬。宫架乐罢，鼓吹未作⑭，外内数十万众肃然，惟闻轻风环佩之声。一赞者喝曰⑮：“赞一拜⑯！”皆拜，礼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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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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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礼直官奏请驾登坛：南郊大礼共登坛三次，奠币、奉俎、酌献，此为第一次。礼直官，据《政和五礼新仪·皇帝礼昊天上帝仪》，应指“大礼五使”中的礼仪使，始设于唐代，北宋沿置。初以太常卿充任，缺则以学士、尚书丞、郎为之。元丰改制后，以礼部尚书、侍郎充任。礼仪开始前，皇帝在大次，“礼仪使当次前俯伏跪奏：‘礼仪使臣具官某言请皇帝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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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惟大礼使登之：据《政和五礼新仪·皇帝礼昊天上帝仪》，“皇帝升降，大礼使皆从”。大礼使，北宋在唐、五代制度基础上设置的官名，行南郊等大礼时置，为“大礼五使”之首，以宰相充任，参掌大礼，事毕即罢。宋太祖乾德德元年（963）首次南郊，沿用后唐之制，设“南郊五使”，以宰相为大礼使，学士为礼仪使、卤簿使，御史中丞为仪仗使，知开封府为桥道顿递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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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殿中监：官名。三国魏置，七品，掌殿中张设监护之事，领禁兵。此后历朝沿置，职掌有所不同，大体都以管理皇帝生活事务为主，地位虽低，颇有权势。宋承唐制，置殿中省，判省事一人，以无职事朝官充任，掌郊祀、朝会供具伞扇之事。殿中监为殿中省长官。神宗元丰改制后罢，徽宗崇宁二年（1103）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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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爵盏：此指盛酒的礼器。据《宋史·礼志一》，北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皇帝献天地、配帝“以玉斝（jiǎ）、玉瓒，亚献以金斝，终献以瓢斝”，仁宗“庆历中，太常请皇帝献天地、配帝以匏爵，亚献以木爵”，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又“以玉爵代匏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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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才登坛”几句：此处介绍皇帝升降环节的用乐。据《政和五礼新仪·皇帝祀昊天上帝仪》，“礼仪使奏请，执大圭前导皇帝升坛，大礼使从”，这个过程中宫架乐作，皇帝行至坛下，乐止；皇帝沿着午阶开始升坛，登歌乐作；皇帝升至坛上，乐止。皇帝升坛和降坛，俱用《乾安》之乐，歌辞为：“因山为高，爰陟其首。玉趾躩如，在帝左右。帝谓我王，予怀仁厚。眷言顾之，永绥九有。”（《宋史·乐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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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亚献、终献上”几句：亚献、终献，古代祭祀时献酒三次，即初献爵、亚献爵、终献爵，合称“三献”。北宋太祖乾德元年（963）首次亲祀，“以皇弟开封尹光义为亚献，兴元尹光美为终献”（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考四》）。宋真宗时，命知制诰李宗谔、杨亿、直史馆陈彭年详定郊庙之制，确定“亲行大祀，则皇子、弟为亚献、终献”（《宋史·礼志一》）。徽宗此次亲郊，担任亚献、终献的燕王赵俣、越王赵偲，为宋神宗第十二、十四子，其母皆为贤妃林氏，是宋徽宗的同父异母弟。神宗共有十四子，活到成年者六人，第六子煦即为哲宗。哲宗去世时，神宗第九子佖以有目疾不得立，由第十一子端王佶即帝位。崇宁五年（1106）穆王佖和楚王似薨逝后，徽宗只剩下魏王俣、邓王偲两个弟弟，大观二年（1108）正月“进封魏王俣为燕王，邓王偲为越王，并为太尉”（《宋史·徽宗本纪二》），政和三年（1113）正月，并迁太傅。二位皇弟所受荣宠前所未有，徽宗朝官之滥授亦为人诟病。宋承唐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至徽宗朝，依三代旧制，改称“三公”。然而，“三公自国初以来，未尝备官。独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太师三人：蔡京、童贯、郑绅；太傅四人：王黼、燕王俣、越王偲、郓王楷；太保十一人：蔡攸、肃王枢至仪王”（《宋史·职官志一》）。对此，《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说，“三公、三师，官之滥授，莫甚于宣和以来。所授者皆非其人，固不待言，而名体尤有未正者”，太傅中的郓王楷是徽宗第三子、太保中的肃王枢为徽宗第五子，“是以子为师傅”；太师童贯本是服务于宫廷之中的宦官，“是以厮役为师傅”；太傅燕王俣和越王偲，则是以弟弟为师傅者。燕王俣生于元丰六年（1083）九月，越王偲生于元丰八年（1085）八月。《宋史·礼志三》记录徽宗政和四年（1114）“五月夏至，亲祭地于方泽，以皇弟燕王俣为亚献、越王偲为终献”。二人均在靖康二年（1127）随徽宗北迁，四月十六日燕王俣“以绝食殁于庆源（今河北赵县一带），敛以马槽，犹露双足”（《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纪九十八》）；越王偲于高宗建炎三年（1129）八月殁于韩州。“绍兴初，有崔绍祖者至寿春府，称越王次子，受上皇蜡诏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兴师恢复。镇抚使赵霖以闻。召赴行在，事败，送台狱伏罪，斩于越州市”（《宋史·宗室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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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中书舍人：官名，属中书省，掌起草诏令，如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可奏请皇帝重新考虑。宋初为寄禄官，实不任职，而另置知制诰及直舍人院起草诏令。元丰改制后，废舍人院，建为中书后省，以中书舍人主管。册：古代帝王祭告天地神祇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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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进玉爵盏，皇帝饮福矣：饮福，即“饮福受胙”，为郊祀仪程之一，指祭祀完毕饮食供神的酒肉，以求神赐福。古人把祭祀天地人鬼的酒肴称为“福酒”，于祭后食之，以象征天地祖先赐福于人。旧题西汉焦延寿所著《易林》中有“安坐玉堂，听乐行觞，饮福万岁，曰寿无疆”之语，北周庾信《周祀圆丘歌·皇夏·饮福酒》中则说：“国命在礼，君命在天。陈诚惟肃，饮福惟虔。洽斯百礼，福以千年。钩陈掩映，天驷徘徊。雕禾饰斝，翠羽承罍。受斯茂祉，从天之来。”历代祭祀礼仪中进行“饮福”礼仪的顺序有所不同：“自汉以来，人君一献才毕而受嘏（gǔ）；唐开元礼，太尉未升堂而皇帝饮福。宋元丰三年，改从亚、终献，既行礼，皇帝饮福受胙。”（明人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郊议》），这也正是《宋史·礼志四》所说“饮福受胙，俟终三献”。此外，“饮福”在北宋时期还指郊祀礼成之后的大宴群臣，始于宋太祖首次亲郊，“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亲郊，奉宣祖配，大赦改元。……壬申，以南郊礼成，大宴广政殿，号曰‘饮福’，自是为例”（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考四》）。至哲宗元祐七年（1092）十一月，“罢饮福宴”，“饮福”专指皇帝祭祀中的仪程。南郊大礼中饮福所用的器具，据《宋史·礼志一》，仁宗庆历时，议定郊庙饮福，皇帝用金斝，亚、终献用银斝。斝为温酒器，三足，一鋬，两柱，圆口呈喇叭形。孟元老说“进玉爵盏”，或后有更改，待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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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币帛：缯帛。古代用于祭祀、进贡、馈赠的礼物。《墨子·尚同中》：“其祀鬼神也……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纸钱》：“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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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玉册：帝王祭祀告天的册书，以金绳连编玉简为之，在玉简上刻字填金。《宋史·舆服志六》记载玉册形制，“用珉玉简，长一尺二寸，阔一寸二分”，在北京故宫钦安殿所藏道教法器中，有一件题为“玉尺”的藏品，上刻“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十一字，字内填金，为徽宗御书瘦金体；侧面在距离上、下端26毫米处，各开一个直径2毫米的圆孔。据研究，这件所谓“玉尺”，实为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为玉皇上帝加上圣号的祀典中所用玉册的一片单简，其规格与文献记载的宋代玉册一致。该玉册在仪典结束后入藏玉清和阳宫的玉虚殿，北宋灭亡后被金人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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