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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御龙直装神鬼，斫真刀倬（zhuō）刀：御龙直是宋代皇帝随身卫兵，隶属殿前司，专掌仪仗之事。装神鬼，说明禁军表演斫刀技艺时戴着神鬼的面具。倬刀装鬼，是百戏之一，本书卷九“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的“呈拽百戏”中就有这种表演。孟元老强调御龙直用的是“真刀”，区别于普通艺人用的假刀。御龙直在宣德楼肆赦仪式上的这种表演，推测可能是宫廷傩礼与军礼“大傩”相融合的产物。古代军礼中有“大傩之礼”，大唐开元礼有具体仪节的描述，徽宗时期修《政和五礼新仪·军礼》中也列“大傩仪”，仪式中的傩者戴面具，执戈楯，鼓噪唱和，以逐恶鬼于宫中。本书最后记录除夕“禁中呈大傩仪”，参与者除皇城亲事官，也有禁军诸班直，肆赦仪式上的“斫真刀”更接近百戏，更具有娱乐化、世俗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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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六军：天子统率的军队。此处指护卫皇帝进行南郊大礼的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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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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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登上宣德楼。楼前树立几面大旗，其中一面大旗与宣德楼齐平，称为“盖天旗”。大旗树立在御路中央，不移动位置。其次一面略小的旗，跟随天子车驾树立，称为“次黄龙”。天子车驾至青城、太庙，这面旗跟随车驾，立在那里，民众也称其为“盖天旗”。宣德楼前也陈设了宫架乐。乐声奏起，不一会儿，响起击柝之声。旋即立起鸡竿，大约有十几丈高，竿顶上有一个大木盘，上面有一只金鸡，口中衔着一面红色长条旗，上面写着“皇帝万岁”四个字。木盘底下，有四条彩色绳索垂挂下来。有四个头裹红巾之人，争先恐后地沿着绳索向上攀爬，捷足先登者得到金鸡红幡，就到楼前山呼万岁，谢恩而去。宣德楼上用红色丝绵绳索通向楼门下的一座彩楼，有一只金凤衔着赦书，沿着绳索从宣德楼飞下来，降落到彩楼上，通事舍人得到赦书，高声宣读。开封府、大理寺让犯人们排列在宣德楼前，犯人都穿着红色上缝有黄布的衫子，押解犯人的狱吏们头上簪花，衣着整洁。听到鼓声，就打开刑具，将犯人放走，遇赦犯人各自到宣德楼下高呼谢恩而去。宣德楼下钧容直开始奏乐，演出杂剧歌舞，御龙直戴着神鬼面具，用真刀倬刀表演砍杀。天子在楼上赏赐百官茶酒，诸班直安置马队，六军各归营寨，至日晡时，大赦礼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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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 [:170663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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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 驾还，择日诣诸宫行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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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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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只有三句，47字，一般认为只是郊祀尾声，并不重要，实则话外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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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驾还内，择日诣景灵东、西宫，行恭谢之礼三日”，此为南郊大礼仪程之一。《礼记·郊特牲》中说：“卜郊，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古人认为郊祀之礼至重，郊祀之前告祭于宗庙，称为“荐告”之礼；郊祀之后报成，向祖宗行“恭谢”之礼。北宋早期，郊祀前朝享太庙、郊祀礼毕恭谢。真宗梦见远祖赵玄朗授天书、传天帝旨意，于是依照唐玄宗建太清宫奉祀远祖老子李耳之制，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在皇宫前的御街东侧修建景灵宫，供奉他所梦见的“圣祖”赵玄朗，天禧三年（1019）的南郊大礼，日程安排是谒景灵宫、飨太庙、祀天地于圜丘，南郊礼毕诣景灵宫和太庙恭谢祖宗。元丰五年（1082）神宗在景灵宫中建十一殿，供奉历代帝后御容，规定“南郊先诣宫行荐享礼，并如太庙仪”，景灵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祖庙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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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徽宗即位，以蔡京之请，在御道西侧兴建景灵西宫，供奉神宗、哲宗御容，“昭示万世尊异之意”。准备兴建景灵西宫之地，原为大理寺、军器监、元丰库和仪鸾司，皆需搬迁他处，兴师动众。右正言陈瓘连上数章反对，认为此宫之建有“五不可”：“盖国之神位，左宗庙，故神宗建原庙于左，今乃在西，不合《礼经》，一也；唐徐峤言‘大理寺杀气盛，而鸟雀不敢栖’，今即其基，则非吉地，二也；虽移官舍，不动民居，而大理寺与军器监及元丰库、仪鸾司皆迁于他处，则彼亦有民居，不知遣几家而后可就，三也；神考以祖宗神御散在寺观，故合于一宫，今乃析为两处，则銮舆酌献，分诣礼繁，四也；夫孝贵宁神，自奉安于显庆殿，既安且久，不宜轻动，五也。”（宋人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哲宗皇帝》）陈瓘指责蔡京“矫诬”，假托君命胡作非为，蔡京对其恨之入骨，一贬再贬。景灵西宫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落成，成为徽宗时期重要的祭祀活动场所，御街东侧的景灵旧宫改称“景灵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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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第三日毕，即游幸别宫观或大臣私第”，“游幸别宫观”符合礼制，“游幸大臣私第”却违背祖制。《宋史·礼志十六》中有“游观”，规定“天子岁时游豫，……大祀礼成，则幸太一宫、集禧观、相国寺恭谢，或诣诸寺观焚香，或至近郊阅武、观稼”，虽说“其事盖不一焉”，却绝不曾说皇帝可以游幸“大臣私第”。孟元老于南郊大礼之后“择日诣诸宫行谢”标题下，写徽宗“游幸大臣私第”，并非单纯叙事，而是暗讽其微服出游的荒唐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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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享国一百六十七年，共有九位皇帝，微服游幸大臣私第者，有太祖、太宗和徽宗三位皇帝，两位祖宗是出于政治目的，徽宗则完全为了个人享乐。一般认为，徽宗自政和年间（1111—1118）开始微服私幸臣邸，游戏宫外，并设行幸局，专门为其微行提供各项服务，甚至为其编造生病等理由不上朝。徽宗私幸大臣府第，仅见于《宋史·徽宗本纪》者，就有政和六年（1116）八月丁亥“幸蔡京第”、宣和元年（1119）九月癸亥“幸道德院观金芝，遂幸蔡京第”、宣和五年（1123）十一月丙寅“幸王黼第观芝”等，甚至在王黼家喝到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徽宗一年之中四度临幸蔡京家的鸣鸾堂，蔡京作《鸣銮记》，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之语，邸报传播，四方尽知。蔡京长子蔡攸劝徽宗说：“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徒自劳苦！”“上纳其言，遂微行都市，妓馆、酒肆，亦皆游幸”（《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宣和元年》），朝士大夫为之寒心，却罕有敢进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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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毕，即游幸别宫观或大臣私第”，从祭天谢祖时一本正经的恭敬虔诚，到微服游幸时的放荡任性，一个“即”字，写出徽宗角色转换之快，孟元老平淡冷静的叙事，真堪称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左传·成公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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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是月，卖糍糕、鹑、兔方盛”，表面是写冬月节物，实则仍然在说宗庙祭祀。按照宋代礼制，太庙有“荐新”之礼，京都新物，要按时荐献于祖宗灵前，孟冬之月正宜选新兔荐献，糍糕也是习俗中冬至日祭祖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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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元老以极平静的口吻，摆出三个极简单的句子，呈现恭谢祖宗、微服游幸、荐献时新三个主题，仿佛用蒙太奇手法，在镜头切换中展现变形的画面，画面之下隐藏的内容，正是他所不能直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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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还内，择日诣景灵东、西宫，行恭谢之礼三日①。第三日毕，即游幸别宫观或大臣私第②。是月，卖糍糕、鹑、兔方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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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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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择日诣景灵东、西宫，行恭谢之礼三日：景灵宫是北宋朝廷供奉太祖以下帝王后妃御容的宫观，在宣德楼前御街两侧，分东、西二宫。郊祀之后诣景灵宫向列祖列宗行恭谢之礼，是报成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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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即游幸别宫观或大臣私第：游幸，帝王或后妃出游。别宫观，这里并非通常所说的“离宫别观”，而是指佛寺道观。重和二年（1119）正月初八，徽宗手诏，令寺院“其服饰、其名称、其礼、其言，并改从中国，佛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僧称德士，寺为宫，院为观，即住持之人为知宫观事。不废其教，不害其礼而已”（《宋大诏令集》）。此句应该并非单纯叙事，而是含有讽意。徽宗游幸大臣私第完全是为了个人享乐。《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详记其“幸王黼第观芝”、喝到酩酊大醉的荒唐经过：“黼专结梁师成，既为相，再赐第于城西，开便门，与师成宅对街，以相往来。及燕山告功，黼益得志，乃妄言家之屏风生玉芝，请上临幸。上既临黼第，又自便门过师成家，复来黼家驻跸，因观芝。黼自出传旨及赐命，放散侍从百官。于是禁卫诸班直争愿见上始谢恩，不肯散，因大讻讻。师成、谭稹乃扶持上出抚谕之，诸班直稍定，已而复入。夜漏下五刻，乃开过龙德复道小墙（所谓‘鹿寨门’者）以还，内官十余人，执兵卫之而去，三衙卫士无一人得入者。是夜，诸班禁从皆集教场，备不虞，殆半日，人心始安。”《宋史全文·宋徽宗》引南宋初年宰相朱胜非之语：“上皇自政和以来，为微行，每出，乘肩舆，并无呵卫，前后数内臣导从，而民间指目为‘小轿子’。置行幸局，主供帐、饮膳等。局中人遇出，即称‘有排当’；次日不归，即传旨称‘疮疡，不坐朝’。门等处日有探候，闻有排当，即知必出；闻不坐朝，即知不归，卒以为常。始犹外人未尽知，因蔡京草表，云‘轻车小辇，七赐临幸’，邸报传，四方尽知之矣。”由于“车驾轻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者”（《宋史全文·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秘书省正字曹辅独慨然上书，谏徽宗勿微行游幸。徽宗不仅未接受谏言，还严令宰执大臣责问曹辅，最后朝廷下令免去曹辅官职，将其编管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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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是月，卖糍糕、鹑、兔方盛：糍糕，即糍粑，一种用糯米蒸制的食品。十一月之所以卖糍糕、鹌鹑和野兔生意兴隆，应该缘于习俗上冬至日以这些物品祭祖。《周礼·天官·笾人》：“羞笾之实，糗饵、粉糍。”注：“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为也。合蒸曰‘饵’，饼之曰‘糍’。”古代有以糍糕祭祀鬼神的习俗，南戏《张协状元》第十出中，山神道白：“吾住五鸡山下，……祭吾时多是豆粽糍糕。”《张协状元》可能创作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南宋末年的舒岳祥也有“大麦炊糍先祭祖，小麦作饼赛田神”的诗句，说明糍糕祭神在南宋非常流行，北宋开封亦应有此习俗。《文献通考·宗庙考七》中则说，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敕：“宗庙祭享，笾豆宜加獐、鹿、鹑、兔、野鸡等料，夏秋供腊，春冬供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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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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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返回宫内，选择吉日前往景灵东宫、景灵西宫，行恭谢之礼，一共三天。第三天礼毕，皇帝就去游幸道观或者大臣的私第。本月，京城中卖糍糕、鹌鹑、野兔等物品的生意十分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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