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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城址，城圈围起的面积达280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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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河相望的河南，此后要在中国文明史上大放异彩，这时也是城址林立，但与陶寺的气派相比则要小巫见大巫了。最大的登封王城岗城址30多万平方米，禹州瓦店遗址有两处围以环壕的区域，各为40多万和50多万平方米。其他城址的面积则大多仅有10余万甚至数万平方米。与中原相映生辉的山东，此时最大的城址面积也只有30多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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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陶寺，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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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把视线从地面转到地下，看看陶寺社会上层“阴宅”的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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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发掘的一座陶寺文化大墓（编号M22），堪称同时期墓葬中的“巨无霸”。这座墓也毫无例外地被扰乱了一通，但还是出土了100多件套的随葬品。为了安葬这位贵族，长宽分别在5米和3米以上的长方形墓穴穿地而下，残深仍有7米多。陡直的墓壁上还装饰着五周平行的手抹草拌泥宽带，也许就是对居室装修风格的模仿。古代中国人“事死如事生”，墓葬是生前生活环境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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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想见的排场的安葬仪式上，人们把一具船形木棺安放在深深的墓室底部正中。木棺由一根整木挖凿而成，通体红彩鲜艳夺目，上覆布质棺罩。由于毁墓行为，墓主人的尸骨和贴身随葬品都已被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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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尽考究的陶寺大墓，墓室与壁龛内遍布各类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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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完整的公猪下颌，被高高地放置在墓主人头端的墓壁中央，公猪的头似乎在威严地俯视着整个墓室。以其为中轴，这面墓壁下方两侧各倒置着3件彩漆柄的玉石钺和戚（钺的一种，两侧边缘有扉齿），兵器的陈设显现出仪仗的威风。棺木的左侧与墓壁间排列着4柄青石大厨刀和7块木案板，厨刀下的骨骸和朽灰表明下葬的当时案板上放着鲜猪肉。墓主人脚端一侧摆放着20爿一劈两半的猪肉，应是用10头猪来殉葬。墓室周围还放有多槅木盒、带漆木架的彩绘陶器、漆器、装在红色箙（盛弓箭的袋）内的骨箭头和木弓等。墓的四壁底部掏有11个壁龛，里面放置精美的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等随葬品和猪肉。在墓葬回填、葬仪临近尾声时，一名青年男子作为牺牲被腰斩，尸体埋于墓室的填土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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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上层人物的排场，由此可见一斑。掘墓人怀有刻骨仇恨的种子，或许就埋藏在这类大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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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毁墓者总是可以准确地直捣墓室看，这些贵族墓在填平墓穴后，地面上一定设有某种标志，至少在他们掘墓时标志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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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探明的数千座陶寺墓葬中，这样的大墓凤毛麟角。已发掘的陶寺墓葬，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一处墓地已发掘的1300多座墓葬中，近90%是仅能容身、空无一物的小墓，10%左右的墓随葬几件乃至一二十件器物，而不足1%的大墓各有随葬品一二百件，包括各类重器。人们相信这是陶寺社会“金字塔”式等级结构的反映，王者、高中低层贵族、平民、赤贫乃至非自由人，分化已相当严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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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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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龙盘、鼍鼓和特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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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陶寺，最令人瞩目的是贵族随葬品中显现出的“礼”——三代礼乐制度的雏形。这些“老礼儿”，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文明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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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的核心是等级制度。与体现平等观念的原始习俗迥异的是，礼乐制度体现的是特权和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礼制即等级名分制度，用以确定上下、尊卑、亲疏、长幼之间的隶属服从关系。举行祭祀、朝聘、宴享等政治、宗教性活动的建筑物及使用的礼器，既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左传·成公二年》），区别贵族内部等级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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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学者提醒我们，很多人在自豪于“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时候都忘了，尊卑贵贱恰恰是中国古代“礼”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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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由陶寺文化早期社会上层专用的三种重器，一窥华夏礼制的传承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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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盘，即彩绘蟠龙纹陶盘。绘于黑色磨光陶衣上的朱红色龙纹，在陶盘的内壁和盘心作盘曲状。龙纹蛇躯麟身，方首圆目，巨口长舌，无角无爪。似蛇非蛇，似鳄非鳄，应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的合体。陶盘本是盛食器或水器。但这类彩绘陶盘火候很低，烧成后涂饰的彩绘也极易剥落，所以应是用于祭祀的祭器而非实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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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大龙盘为陶寺高级贵族所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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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寺早期墓地中，龙盘只见于几座大型墓，且每座墓仅有一件。稍大的中型墓虽有绘朱彩的陶盘，但其上绝无蟠龙图像。这表明龙盘的规格很高，蟠龙图像也似乎有特殊的含义，而非一般纹饰。有学者推测它很可能是族团的标志，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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鼍为扬子鳄的古称，鼍鼓即上蒙鳄鱼皮的木鼓。特磬，指单枚使用的大型石质打击乐器。《诗经》中已有“鼍鼓逢逢”（《大雅》）、“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商颂》）的生动描述。《吕氏春秋·古乐篇》还记载了鼍鼓的制作过程。这两种仅见于古代文献的宫廷庙堂乐器，在1930年代安阳殷墟商王陵的发掘中首次出土[12]。陶寺的发现又把这组重要礼乐器的历史提早了千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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