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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尽考究的陶寺大墓,墓室与壁龛内遍布各类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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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完整的公猪下颌,被高高地放置在墓主人头端的墓壁中央,公猪的头似乎在威严地俯视着整个墓室。以其为中轴,这面墓壁下方两侧各倒置着3件彩漆柄的玉石钺和戚(钺的一种,两侧边缘有扉齿),兵器的陈设显现出仪仗的威风。棺木的左侧与墓壁间排列着4柄青石大厨刀和7块木案板,厨刀下的骨骸和朽灰表明下葬的当时案板上放着鲜猪肉。墓主人脚端一侧摆放着20爿一劈两半的猪肉,应是用10头猪来殉葬。墓室周围还放有多槅木盒、带漆木架的彩绘陶器、漆器、装在红色箙(盛弓箭的袋)内的骨箭头和木弓等。墓的四壁底部掏有11个壁龛,里面放置精美的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等随葬品和猪肉。在墓葬回填、葬仪临近尾声时,一名青年男子作为牺牲被腰斩,尸体埋于墓室的填土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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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上层人物的排场,由此可见一斑。掘墓人怀有刻骨仇恨的种子,或许就埋藏在这类大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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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毁墓者总是可以准确地直捣墓室看,这些贵族墓在填平墓穴后,地面上一定设有某种标志,至少在他们掘墓时标志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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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探明的数千座陶寺墓葬中,这样的大墓凤毛麟角。已发掘的陶寺墓葬,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一处墓地已发掘的1300多座墓葬中,近90%是仅能容身、空无一物的小墓,10%左右的墓随葬几件乃至一二十件器物,而不足1%的大墓各有随葬品一二百件,包括各类重器。人们相信这是陶寺社会“金字塔”式等级结构的反映,王者、高中低层贵族、平民、赤贫乃至非自由人,分化已相当严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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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龙盘、鼍鼓和特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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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陶寺,最令人瞩目的是贵族随葬品中显现出的“礼”——三代礼乐制度的雏形。这些“老礼儿”,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文明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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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的核心是等级制度。与体现平等观念的原始习俗迥异的是,礼乐制度体现的是特权和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礼制即等级名分制度,用以确定上下、尊卑、亲疏、长幼之间的隶属服从关系。举行祭祀、朝聘、宴享等政治、宗教性活动的建筑物及使用的礼器,既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左传·成公二年》),区别贵族内部等级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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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学者提醒我们,很多人在自豪于“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时候都忘了,尊卑贵贱恰恰是中国古代“礼”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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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由陶寺文化早期社会上层专用的三种重器,一窥华夏礼制的传承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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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盘,即彩绘蟠龙纹陶盘。绘于黑色磨光陶衣上的朱红色龙纹,在陶盘的内壁和盘心作盘曲状。龙纹蛇躯麟身,方首圆目,巨口长舌,无角无爪。似蛇非蛇,似鳄非鳄,应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的合体。陶盘本是盛食器或水器。但这类彩绘陶盘火候很低,烧成后涂饰的彩绘也极易剥落,所以应是用于祭祀的祭器而非实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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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大龙盘为陶寺高级贵族所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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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寺早期墓地中,龙盘只见于几座大型墓,且每座墓仅有一件。稍大的中型墓虽有绘朱彩的陶盘,但其上绝无蟠龙图像。这表明龙盘的规格很高,蟠龙图像也似乎有特殊的含义,而非一般纹饰。有学者推测它很可能是族团的标志,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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鼍为扬子鳄的古称,鼍鼓即上蒙鳄鱼皮的木鼓。特磬,指单枚使用的大型石质打击乐器。《诗经》中已有“鼍鼓逢逢”(《大雅》)、“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商颂》)的生动描述。《吕氏春秋·古乐篇》还记载了鼍鼓的制作过程。这两种仅见于古代文献的宫廷庙堂乐器,在1930年代安阳殷墟商王陵的发掘中首次出土[12]。陶寺的发现又把这组重要礼乐器的历史提早了千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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鼍鼓与特磬 最早的宫廷庙堂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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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代王室、诸侯专用的重器,鼍鼓、特磬也只见于陶寺早期的几座大型墓。一般每墓放鼍鼓两件,其旁置石磬一件。鼍鼓的鼓腔呈竖立筒状,高1米,直径0.5~0.9米,系以树干挖制而成,外壁通体施彩绘。鼓腔内散落着鳄鱼骨板,可知使用的当时是用鳄鱼皮来蒙鼓的。特磬长达0.8~0.9米,只是未经琢磨雕刻,略显粗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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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在陶寺都邑确实已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严格按照等级次序使用礼器的规制。华夏礼制在龙山时代应已形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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