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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出土的尖首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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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陶簋 磨光黑陶搭配朱红，极富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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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大墓随葬的木俎及其上面的石厨刀、猪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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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地区史前破土器（开沟犁）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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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出土的陶器，能在大汶口文化中找到相似器形的在十种以上。有的器形则见于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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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陶器上的纹样，在本地尚找不到直接的来源，而与大汶口文化的彩绘风格颇多接近。如大汶口文化晚期墓的器物，有在沿面和圈足底缘涂红，在肩部或上腹部绘出三个大红圆点的习俗，陶寺的装饰手法与其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陶寺随葬陶器个体较大，纹样也相应放大，朱红颜料绘在磨光黑陶衣上，色彩鲜艳，花纹斑斓夺目，具有更强的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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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陶寺彩绘图案中的云纹、回纹、几何勾连纹和灵物图案等，甚至可以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北方赵宝沟文化陶器图案中找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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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大墓中与木俎（切食品时垫在下面的砧板）配套使用的V字形石厨刀，与良渚文化的同类器也十分相似，应同出一源。有趣的是，在江浙地区史前文化中，这类大型有刃器一般被认为是“破土器”，也即“开沟犁”[17]。有学者推测，或许V形石刀从良渚文化传播到陶寺文化后，其功能有了本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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琮、璧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最富特征的玉礼器，钺则常见于良渚文化和海岱地区[18]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双孔玉刀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江淮地区。陶寺玉钺与海岱地区同类器的形制更为接近。璧、环类玉器中还含有红山文化的因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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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稀为贵”。显然，陶寺都邑的贵族把远方的输入品作为等级身份的标志物，颇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之胸襟。陶寺文化的礼器群包含的外来因素，表现出中原与周邻区域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尽管这些交流与沟通的具体方式还不得而知。已有学者指出“陶寺类型绝非晋南庙底沟二期类型的自然发展，而是东方文化西渐的产物”[20]。无论如何，我们从陶寺都邑已可看到一种集多源于一体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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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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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大邑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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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宽大的胸襟，与陶寺都邑“巨无霸”式的庞大气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的“国土”并不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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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后世国家领土、疆域的概念在那时还根本不存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作为权力中心的陶寺，它大致的控制范围。但即便是说明它的控制范围，对考古学来说也是勉为其难的。没有当时的文字材料，没有可靠的后世文献，考古学只能根据盛行于中心聚落或都邑的一群面貌相近的“物品”向外散布的范围，即所谓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来揣测这个群团或政体的空间扩展。其推论前提是这两项指标往往大致相合，但肯定也有例外，因此，这样推导出的结论当然也就存在着危险，但舍此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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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聚落群的遗址分布（2009～2010年调查）（何驽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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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调查表明，陶寺文化聚落的分布，基本上限于陶寺都邑所在的临汾盆地。盆地位于汾河下游，迄今已发现百处以上同时期的遗址。从面积和内涵上看，遗址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形成以陶寺都邑为中心的多层次的聚落群。距陶寺都邑直线距离不过20公里、中隔塔儿山的方城—南石遗址，面积逾200万平方米，左近的开化遗址面积100余万平方米，可能是陶寺古国的另两处重要的中心聚落[21]。在近年的区域系统调查中，又在陶寺以北的古湖沼区附近，发现了以县底遗址（面积约110万平方米）为中心的聚落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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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及其邻境的地理大势（常怀颖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