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47880
陶寺出土的尖首玉圭
1706647881
1706647882
1706647883
1706647884
1706647885
彩绘陶簋 磨光黑陶搭配朱红,极富装饰效果
1706647886
1706647887
1706647888
1706647889
1706647890
陶寺大墓随葬的木俎及其上面的石厨刀、猪蹄骨
1706647891
1706647892
1706647893
1706647894
1706647895
江浙地区史前破土器(开沟犁)的用法
1706647896
1706647897
陶寺出土的陶器,能在大汶口文化中找到相似器形的在十种以上。有的器形则见于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
1706647898
1706647899
彩绘陶器上的纹样,在本地尚找不到直接的来源,而与大汶口文化的彩绘风格颇多接近。如大汶口文化晚期墓的器物,有在沿面和圈足底缘涂红,在肩部或上腹部绘出三个大红圆点的习俗,陶寺的装饰手法与其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陶寺随葬陶器个体较大,纹样也相应放大,朱红颜料绘在磨光黑陶衣上,色彩鲜艳,花纹斑斓夺目,具有更强的装饰效果。
1706647900
1706647901
至于陶寺彩绘图案中的云纹、回纹、几何勾连纹和灵物图案等,甚至可以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北方赵宝沟文化陶器图案中找到源头。
1706647902
1706647903
陶寺大墓中与木俎(切食品时垫在下面的砧板)配套使用的V字形石厨刀,与良渚文化的同类器也十分相似,应同出一源。有趣的是,在江浙地区史前文化中,这类大型有刃器一般被认为是“破土器”,也即“开沟犁”[17]。有学者推测,或许V形石刀从良渚文化传播到陶寺文化后,其功能有了本质性的改变。
1706647904
1706647905
琮、璧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最富特征的玉礼器,钺则常见于良渚文化和海岱地区[18]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双孔玉刀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江淮地区。陶寺玉钺与海岱地区同类器的形制更为接近。璧、环类玉器中还含有红山文化的因素[19]。
1706647906
1706647907
“物以稀为贵”。显然,陶寺都邑的贵族把远方的输入品作为等级身份的标志物,颇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之胸襟。陶寺文化的礼器群包含的外来因素,表现出中原与周邻区域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尽管这些交流与沟通的具体方式还不得而知。已有学者指出“陶寺类型绝非晋南庙底沟二期类型的自然发展,而是东方文化西渐的产物”[20]。无论如何,我们从陶寺都邑已可看到一种集多源于一体的趋势。
1706647908
1706647909
1706647910
1706647911
1706647913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大邑小国
1706647914
1706647915
与这种宽大的胸襟,与陶寺都邑“巨无霸”式的庞大气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的“国土”并不辽阔。
1706647916
1706647917
严格说来,后世国家领土、疆域的概念在那时还根本不存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作为权力中心的陶寺,它大致的控制范围。但即便是说明它的控制范围,对考古学来说也是勉为其难的。没有当时的文字材料,没有可靠的后世文献,考古学只能根据盛行于中心聚落或都邑的一群面貌相近的“物品”向外散布的范围,即所谓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来揣测这个群团或政体的空间扩展。其推论前提是这两项指标往往大致相合,但肯定也有例外,因此,这样推导出的结论当然也就存在着危险,但舍此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706647918
1706647919
1706647920
1706647921
1706647922
陶寺聚落群的遗址分布(2009~2010年调查)(何驽 2011)
1706647923
1706647924
考古调查表明,陶寺文化聚落的分布,基本上限于陶寺都邑所在的临汾盆地。盆地位于汾河下游,迄今已发现百处以上同时期的遗址。从面积和内涵上看,遗址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形成以陶寺都邑为中心的多层次的聚落群。距陶寺都邑直线距离不过20公里、中隔塔儿山的方城—南石遗址,面积逾200万平方米,左近的开化遗址面积100余万平方米,可能是陶寺古国的另两处重要的中心聚落[21]。在近年的区域系统调查中,又在陶寺以北的古湖沼区附近,发现了以县底遗址(面积约110万平方米)为中心的聚落群[22]。
1706647925
1706647926
1706647927
1706647928
1706647929
山西及其邻境的地理大势(常怀颖 绘)
[
上一页 ]
[ :1.7066478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