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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是陶寺铜铃。1983年发现于陶寺墓地，这是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25]。铜铃颇不起眼。首先是小，长五六厘米，宽两厘米多。其次是做工粗劣，表面有铸造的缺陷和气孔。经成分测定，铜铃系将近98%的纯铜铸成。纯铜质软性脆，呈红色，所以一般称为红铜。较之合金制品的青铜，它当然具有相当的原始性，但陶寺红铜铃却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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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陶寺古国消亡一二百年后，坐落于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出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铸造这些腹腔中空的容器，与冷锻或铸造实心的小件工具、兵器或装饰品等在制作难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最难的是必须用复合范，也即两块以上的范，才能造出中空的器具。而如此复杂的造型，又决定了以往简单的石范无法完成铸造任务，灵活多变、易于把握的陶范应运而生。因此，以复合陶范铸造青铜礼乐器，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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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探索这项工艺的缘起，意义重大。但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的数十年间，考古学家还没有在二里头之前的龙山时代，发现一件完整的铜容器。而陶寺铜铃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这就是陶寺铜铃的出土引起巨大关注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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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陶寺铜铃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从渊源上看，陶寺铜铃是同时期当地陶铃的仿制品。陶铃的起源，则可上溯至仰韶时代的黄河和长江“大两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向下则与二里头文化成熟形态的铜铃有承继关系。发掘者和音乐史专家认为，陶寺铜铃的出现，“标志着构成中国三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可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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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铜铃见于一座仅能容身的小墓，时代属陶寺文化晚期。墓主是一位年过半百的男子，铜铃入葬前应挂于死者腰部至下腹间。墓中除了这件铜铃，别无长物。不可思议处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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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早中期大墓礼器群中不见铜制品，表明复合范技术在出现之初可能尚未被用来制作礼器。但铜铃在当时即便不属于礼器，它具有的高新技术含量也势必使其成为“金贵之物”，而不应为贫民所有。说不定真如前文所说，这件出土于小墓的铜铃是陶寺“革命者”的战利品，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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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陶寺铜器又有新的发现。先是一座陶寺晚期的中小型墓中出土了一件铜齿轮形器，经金相分析，铜齿轮形器系用含砷的铜制成的。这件铜器在墓中与一件玉瑗粘在一起，套在墓主的手臂上，推测可能是臂钏一类的饰物[27]。这墓的主人稍富，颈上戴着蚌片项链，胸部还放着一件玉器，但也并非社会上层。数年前，陶寺都邑建筑区又发现了一片含砷的铜容器残片，发掘者推测可能是盆的口沿，时代属陶寺文化中期，表明此时陶寺都邑已经开始铸造和使用铜容器[28]。这件铜器过于残碎，总体器形难辨，又非随葬品，因此是否属礼器尚难遽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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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些发现为中原早期铸铜工业起源的探索，增添了新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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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铜齿轮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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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齿轮形器与玉瑗粘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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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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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是字吗？什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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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引起极大关注同时又引发热议的，是陶寺都邑发现的文字。大家都知道文字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而文字提供的历史信息又绝不是一般遗物所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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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灰坑（编号H3403）里，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陶器上，竟赫然有朱红彩毛笔的笔画痕迹[29]。发掘者惊喜之余，赶紧在坑内的出土物中找另外的残片或第二件朱书陶器，结果一无所获。回头仔细观察扁壶残器，发现沿断茬涂朱一周，才知道书写字符时扁壶已残。沿断茬涂朱，或许有特定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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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扁壶及其上的朱书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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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朱书内容。扁壶正面鼓腹一侧，有一“文”字。由于此字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在形体和结构上都十分相似，所以过目的学者几乎没有提出异议者。问题出在扁壶背面的图形上。发掘者凭直觉审慎地认为应是两个朱书“符号”，不识。的确，比较扁壶正面“文”字的大小，背面的图形似属二字，上下两组笔画的间距已超过3厘米。观察过扁壶的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就曾推测过：“会不会是字？”“会不会是‘祖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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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书扁壶的图像材料公布之后，对字符的解释层出不穷。关于“文”字，基本上无异议，一般认为应是表赞美之意。但也有学者明言这一“朱书符号不得释为‘文’字，在此释读基础上发生的一切联想均属凿空，是可以下断语的”[31]。对于扁壶背面的“符号”，则异见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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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罗琨研究员认为后“两”个字符应为一个，她释为“昜”字，认为“昜文”也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界划）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32]。陶寺工作队现任队长何驽博士同意扁壶背面的字符应为一字，但他认为最接近甲骨文的“尧”字，而“尧”的本意应指“建立在黄土高原上的高大夯土城墙”。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33]。北京大学葛英会教授也赞同此说[34]。中国社科院冯时研究员则释扁壶朱书文字为“文邑”二字，并根据甲骨文、金文有关“文邑”与“文夏”的资料，考定“文邑”实即夏邑，陶寺龙盘图案为“句龙”（即“禹”），也就是夏社。因此陶寺应为夏都，而陶寺文化应属夏文化[35]。最新的解释是，扁壶背面“这个字的象形，非常清楚地代表着原始的缫丝”[36]。更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H3403这件扁壶是在已经破损后才写上‘文字’，为什么非要以扁壶的形态决定文字的正反方向呢？如果将扁壶倒着来看其上的‘文字’，更像是符号或尚未超越象形文字范畴的文字。”[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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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客观地讲，上述见解，基本上不出推测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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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在陶寺建筑区又出土了一件朱书陶扁壶残片，证明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朱书“文字”并非孤例[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