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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一种想象中的神秘怪兽，传为东海龙王的第五子。因《吕氏春秋》有“周鼎著饕餮”之说，宋代人开始将商周青铜器上图案化的兽面纹称为饕餮纹。细究起来，这“饕餮纹”有人说像龙像虎，有人说像牛像羊，也有人说像鹿，或者像鸟、凤，甚至像人，或者你看像什么脸就像什么脸，反正是人想象的产物。当代学者意识到“饕餮”的模糊性，故大多放弃饕餮纹的称呼，代之以相对平实客观的“兽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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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兽面纹器盖出土地点相隔不远处的一条沟内，还出土了一块器物圈足部分的残片。其特殊之处在于装饰有一周线条优美的连续图案，虽因过于残破而不辨首尾，但无疑表现的是动态的龙纹。发掘者称其为夔龙纹[134]。依许慎的《说文》，夔这种奇异动物“如龙，一足”。而陶片上的龙似乎无足，青铜器上的所谓“夔龙纹”也不一定都为一足。所以“夔龙纹”的用法也和“饕餮纹”一样，都因取自文献而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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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块陶片上表现的是龙，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神异动物。回过头来看，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的面部惊人地相似[135]！龙既然是人们糅合两种以上的动物创造而成的灵物形象，而它又变化多端，历代对其形象并无严格的界定与区分，那将它们统称为“龙”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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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大都喜欢龙，但从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上看，龙形象几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基本上与普罗大众无缘，而是被权贵阶层所独占。由新砦和二里头的龙形象，似乎可以窥见两大集团权贵间亲缘关系的基因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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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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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墨玉璋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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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过巩义市花地嘴遗址，这是“新砦类遗存”在嵩山以北的一处重要聚落，坐落于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附近的洛汭地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遗址上有内外两重（四条）环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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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数座圆形深坑内有明显的踩踏面，出土了大量完整陶器，还见有玉器、卜骨、农作物和家畜遗骸等。发掘者推测应为祭祀坑[136]。玉器的种类有钺、铲、璋和琮等。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件完整的墨玉璋。玉璋出土时首端向上，略向西南倾斜，其北侧有一人骨架。坑内数层填土褐、白相间，显然系有意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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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岱龙山玉璋—新砦墨玉璋—二里头玉石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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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玉璋黑色而略泛绿，表面打磨光滑，通高30厘米。要探究它的身世与意义，我们还得对这类器物的发现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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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璋（或牙璋）的这类玉器，由器身、柄部以及二者之间的阑组成，器身前端一般有微斜而内凹的刃。学界大多认为它是铲（或耜）形松土工具的仿制品，属于祭祀用器。值得注意的是，在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的中原腹地，整个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其后的二里头都邑则出现了成组的大型玉礼器，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花地嘴的这件玉璋，是中原腹地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璋，显然是中原地区大型玉礼器群的“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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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器物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的海岱地区。在二里头文化出现前夜的龙山时代，起源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数种大型有刃玉器如璋、斧、刀等向西传播，直至黄河上游。进入二里头时代，玉璋又从中原地区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扩散[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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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见于龙山时代、持续兴盛至二里头时代的玉璋，形制及其流变非常复杂，但如抓大放小，可以把它们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长度为25～30厘米，一般器形简单、无纹饰，有对称的一对扉齿（或称单阑、单凸式）或扉齿低矮，始见于龙山时代，或可称为龙山式；一类长度可达50厘米左右，器形和纹饰趋于复杂，一般有多组扉齿呈张嘴兽头状，刻有细线纹（平行线纹和网格纹），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或可称为二里头式。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教授直呼其为“龙牙璋”[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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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地嘴牙璋已有多组扉齿但尚未呈兽首状，形制特征显然介于龙山式和二里头式之间。从这件牙璋上，也可以窥见“新砦类遗存”及其背后集团动向的蛛丝马迹。已有学者指出“花地嘴玉璋的这些风格有可能渊源自东方”[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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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几处中心聚落遗址一样，花地嘴遗址也有了较明确的历史定位。发掘者鉴于“《史记·夏本纪》等文献中都有与‘五子之歌’这一夏代早期历史事件有关的记载”，倾向于“将位于洛汭地区的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与之联系”[140]。这指的是《史记·夏本纪》中“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一说。其实，早有学者指出所谓“太康昆弟五人”云云，不过是《左传》《国语》提到的作为夏后氏同姓的“观扈”“五观”的演化，先秦文献没有言及太康居于洛汭一带者[141]。“有血有肉”的《五子之歌》，则始见于东晋人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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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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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那年月，有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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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嵩山的动向”，讲了群雄逐鹿的故事，自忖总得有点总结性的话吧。想想，不知道的比知道的要多得多。最想写的，居然还是个问句：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有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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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当是个最基本的问题，但却是充满争议，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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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考古人，我们无法像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那样，能幸运地深入到活生生的人群中去，观察有血有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直观了解他们的社会。我们只能通过古人留下的“文化”遗存，来探究他们的存在方式。他们“文明”了吗？他们生活在“国家”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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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引出另外的问题：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形而下”的，但却避不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你不甘做一个发掘匠，就得去思考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成不了思想家也得是个思想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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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没留下文字，死无对证的情况下，但凡头脑清醒些的学者，都知道“对号入座”贴标签的危险性。说有些研究结论就是在猜谜，属于无从验证的假说，毫不为过。意识到自身研究结论的相对性，本属常识却并非易事，把研究结论当成信仰来坚守的学者也不罕见，尤其在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