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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的阙如，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指出：“不让看，也是中国传统城市建筑景观的一大特点……‘金銮宝殿’固然了不起，但看不见，它只属于同样看不见的皇帝，而不属于城市，不易转化为城市纪念物。”[168]看来，这一传统至少可以上溯到二里头，甚至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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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垣作坊区的北部，一处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区域被用作绿松石器的生产，发现于贵族墓中的嵌绿松石铜牌饰以及其他绿松石饰品，应当就是这类作坊的产品。与此同时，铸铜作坊开始生产作为礼器的青铜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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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青铜礼器，贵族墓中也开始随葬大型玉礼器，其奢华程度较二期又上了一个台阶。联系到大型宫室的营建，日本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认为，真正的“朝廷”与“宫廷礼仪”应是发端于这个时期的[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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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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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持续辉煌与都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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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四期，其时间下限已接近公元前1500年。作为二里头文化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下接更为辉煌的二里岗期商文化，此期的二里头想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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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一般认识是，二里头文化四期（至少是其晚段）的二里头遗址已出现衰落的迹象，1号宫殿基址已经废弃；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关系可大体用“一兴一废”来表述。因而，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幕改朝换代的悲喜剧——“夏殷革命”就是在这里上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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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筑于二里头文化末期的大型基址—6号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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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都邑真的衰败甚至废弃于此期吗？是毁于敌手吗？作为都城的二里头终结于何时？近年的发现有助于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勘察发掘与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这一阶段的遗存在遗址中心区分布相当密集，周围地区则较此前有所减少，但遗址规模并未缩小，已发掘的遗迹数量也与二里头文化三期相近。同时，宫殿区仍延续使用，范围甚至有所扩大。1号、2号等多座始建于三期的夯土基址、宫城城墙及周围大路等重要遗存，直到此期的偏晚阶段均未见遭遇毁灭性破坏的迹象。宫殿区范围此期遗存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三期。在宫殿区东部还发现了增筑于这一时期偏晚阶段的大型基址（6号基址等）和庭院围墙[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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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晚段，宫殿区以南的围垣作坊区又新建了一道大型夯土墙，夯筑质量远远高于宫城城墙。制造贵族奢侈品——青铜礼器和绿松石器的作坊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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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二里头墓葬所见青铜容器和玉器等礼器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第三期。据我们对二里头出土铜、玉礼器的重新分析，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青铜容器只有爵一种，大型玉礼器只有圭和璋等；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最早的青铜兵器戈、戚（有学者认为是战斧）属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至于盉、斝、鼎等青铜容器，多孔玉刀、戈、璧戚等大型玉礼器，都是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才出现的[171]。此外，形体较大、纹饰精美的陶器也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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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在一般认为已实现了王朝更替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包括其晚段），这里的宫殿区仍在使用中，仍在兴建新的大型建筑工程，仍集中着大量的人口，存在着贵族群体和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它的繁荣程度并不逊色于第三期，在若干方面甚至较第三期有所发展。因此，从考古学的层面上看，这一阶段的二里头遗址仍属都邑性质的大型聚落。即便在其间发生了王朝更替的历史事件，也并未导致这一都邑迅速而全面的衰败。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二里头遗址，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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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中罕见相当于二里岗下层文化晚段的遗存，表明二里头此时全面衰败，人烟稀少[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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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要问，那么二里岗下层文化早段遗存呢？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下限应已进入这一时段。换言之，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共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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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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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不堪重负的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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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不同空间的遗存“共时性”问题是令考古人挠头的一大难题。我们虽摸索出了“搭桥法（桥联法）”，即通过器物（主要是日用陶器）间的相似度来推断所在遗存的共时性，但说到底还是推断，不是确证，结论的不确定性是可以想见的。不要说相似相近，即便是看起来相同的器物就一定是同时的吗？时空差，文化谱系的差异，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都会使文化现象变得错综复杂，让人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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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早段（约当偃师商城第一期）究竟是前后相继还是至少有一段时间共存，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已发表的材料中，尚缺乏能够确证二者早晚关系的层位依据，目前的研究还仅限于陶器形制风格上的排比推断[173]。鉴于此，二里头遗址作为重要都邑，是否与初建期的偃师商城并存过一段时间，也尚存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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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拟一一列举学者们通过日用陶器来分辨夏商王朝的丰硕成果。夏商分界研究的每一家都认为自己有过硬的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因素分析上的证据。正因为每一家都能拿出自认为过硬的证据，才让我们对这种证据的可信度及其立论前提产生怀疑。显然，其立论前提是，日用的、锅碗瓢盆的风格是以改朝换代为转移的。我们曾对王湾三期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早期的陶器群组合演变情况做过梳理。发现从以陶器为主的文化特征上看，这一长时段的文化演进过程是渐进的，其间缺乏大的突变和质变现象[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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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在相关文化分期与谱系研究乃至文化归属问题上的种种歧见，也应主要归因于该地域文化发展上的渐进性或曰连续性。这一区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既以当地先行文化为主源，随时间的推移按惯性连续演进，又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形成各阶段的特色。尽管有族群甚至王朝的更替，但它们却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样由于外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上的大断裂。这种连续性的特征，应是中国上古史上这一社会剧变时期人们共同体的分化与重组的真实写照。后世中国王朝更迭而文化内核大致不易，其渊源或可上溯至此期，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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