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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至二里岗时代青铜容器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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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里头文化以内“切刀”的学者应该不认同上述观点，但持不同“切法”者的看法又有差别。持二里头三、四期分界，或二里头四期早、晚段分界说者，可以认为是对上述认识做了修正，他们多视四期（或其晚段）遗存为进入商纪年的夏遗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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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这样的观点：由郑州、偃师两座商城的早期和二里头末期都存在下七垣、岳石和二里头三种文化因素，可知它们具有“共时性”。对于偃师商城崛起于洛阳盆地二里头都邑近旁，时间上看又大体上“一兴一废”这一现象，一般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理论，解释为若非夏商更替，断无可能[176]。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能自圆其说的一种解释。除了日用陶器所标识的物质文化面貌，建筑学上的“二里头方向”不同于诸商代城址的方向，也被用来作为划分两大族团两大王朝的重要佐证。但并非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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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此说的现象还有，鼎、斝这类二里头文化纯日用陶器，在二里头四期居然被作为青铜礼器铸造使用。这与第三、四期铜爵、盉仿自同类陶礼器形成鲜明对比。对于特定的人群来说，这应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同出一墓的铜鼎和圜底铜斝是迄今所知青铜器中最早的外范采用三范的例证，这种制造工艺习见于其后的二里岗文化[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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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宫城和1号宫殿的兴建，在彻底平毁二期宫室后于其遗墟上另建格局不同的2号、4号基址，青铜礼器的铸造使用，以及陶鬲等“新生事物”的出现，都可作为有利于二里头二、三期分界说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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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都邑大建设开始，初现大型宫室建筑群，地域上的势力大扩张也随之展开，陶器群从具有浓厚的龙山、新砦风格到形成自身特色，又可以作为一、二期分界说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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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哪一家持有决定性证据。难哉，一刀断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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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在考古学家致力解决的一长串学术问题中，把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或者王朝归属对号入座的研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再说句大实话，这也不是考古学家擅长之事。考古学家最拿手的，是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同时，尽管怀抱“由物见人”的理想，但说到底考古学家还是最擅长研究“物”的。对王朝更替这类带有明确时间概念的、个别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学家的强项。如果扬短避长，结果可想而知。回顾一下研究史，问题不言自明[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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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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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五 中原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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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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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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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回到考古学，谈谈我们擅长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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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嵩山的动向”曾介绍过“新砦类遗存”的分布范围，它以嵩山为中心，集中见于今郑州地区，似乎北不过黄河，南不过禹州[179]。二里头一期遗存的分布地域则以嵩山北麓的伊洛平原和嵩山南麓的北汝河、颍河上游一带最为密集。这一带恰是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遗存”和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类型——二里头类型的中心分布区。“新砦类遗存”的晚段和二里头一期遗存的早段可能同时并存。但到了二里头一期遗存的晚段，新兴的二里头文化已覆盖了包括原“新砦类遗存”分布地域在内的更大的范围[180]。但总体上看，二里头一期遗存的分布西至崤山，北以黄河为界，东未及郑州、新郑一线，南不过伏牛山[181]。与其后二里头文化的大扩张相比，它就小巫见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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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与前述二里头都邑的膨大化和大建设浪潮同步，以其为辐射源，二里头文化的冲击波也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铺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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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里头二期始，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开始跨过黄河，北抵沁河岸边，西北至晋西南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分布到豫东开封地区[182]。说二里头文化一统中原，似不为过。与早于它的众多史前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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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的扩张与控制模式（宫本一夫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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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二里头文化也被划分为二至五个地方类型，显现了这支核心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其中以嵩山一带为中心的二里头类型和晋西南的东下冯类型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遗存[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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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认为分布于晋西南的东下冯类型不属于二里头文化。就中国考古学的传统而言，对考古学文化的界定尽管在理论上包含对各类遗存的分析，但在实际操作中主要还是以日用陶器尤其是炊器作为最重要的指标的。对二里头文化的指认也不例外。众所周知，二里头文化以深腹罐、圆腹罐、罐形鼎为主要炊器，而以山西夏县东下冯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主要炊器组合则为鬲、甗、斝等。鉴于这种情况，故宫博物院张忠培教授等指出东下冯一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的炊器“不仅泾渭分明，而且均渊源有自”，与其归入二里头文化，不如“将其视为源于三里桥文化发展出来而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巨大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184]。在不改变既有界定指标的前提下，东下冯一类遗存由于炊器群的显著差异而不应被划归二里头文化[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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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考古学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人为的聚类分析，不必过于较真。我们还可以从研究史的角度来加深对东下冯问题的理解。“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概念提出之初，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就把它称为“东下冯型夏文化”[186]。从该用语的字面意义，可以窥见这一文化界定的研究史背景：对考古学文化归属的判定与对其所属人群的族属推断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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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并不太妨碍我们对这一时代文化大势的把握。无论如何，曾诞生了辉煌的陶寺文化的晋西南地区，在进入二里头时代，出现了至少是“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巨大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甚至就是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差异是解释之间的差异，遗存就是那一群。只要不执着地非要追究它主人的身份，关于东下冯类遗存是二里头文化大扩张的产物，还是取得了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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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