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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认为分布于晋西南的东下冯类型不属于二里头文化。就中国考古学的传统而言，对考古学文化的界定尽管在理论上包含对各类遗存的分析，但在实际操作中主要还是以日用陶器尤其是炊器作为最重要的指标的。对二里头文化的指认也不例外。众所周知，二里头文化以深腹罐、圆腹罐、罐形鼎为主要炊器，而以山西夏县东下冯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主要炊器组合则为鬲、甗、斝等。鉴于这种情况，故宫博物院张忠培教授等指出东下冯一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的炊器“不仅泾渭分明，而且均渊源有自”，与其归入二里头文化，不如“将其视为源于三里桥文化发展出来而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巨大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184]。在不改变既有界定指标的前提下，东下冯一类遗存由于炊器群的显著差异而不应被划归二里头文化[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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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考古学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人为的聚类分析，不必过于较真。我们还可以从研究史的角度来加深对东下冯问题的理解。“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概念提出之初，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就把它称为“东下冯型夏文化”[186]。从该用语的字面意义，可以窥见这一文化界定的研究史背景：对考古学文化归属的判定与对其所属人群的族属推断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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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并不太妨碍我们对这一时代文化大势的把握。无论如何，曾诞生了辉煌的陶寺文化的晋西南地区，在进入二里头时代，出现了至少是“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巨大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甚至就是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差异是解释之间的差异，遗存就是那一群。只要不执着地非要追究它主人的身份，关于东下冯类遗存是二里头文化大扩张的产物，还是取得了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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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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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二里头国家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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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史就得由物见人，就不能总围着“考古学文化”那堆“物”打转转。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说到底还是二里头人用的东西及其仿制品的空间存在状态。如果进一步追问，它就是二里头国家的“疆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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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者当然是不能画等号的，正像二里头文化不能和夏族画等号一样。那么它们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吗？好像又不能这么说，那堆“物”中应当有它背后的那群人活动的“史影”，否则考古学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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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讨论的是，二里头国家有疆域吗？常识告诉我们，有国家就有疆域。但早期国家的疆域又很不同于现代国家。它没有“疆界”或“边界”的概念，没有非此即彼的一条“线”的区隔。那时人口虽较新石器时代有所增长，但还没到人挤人的地步。各聚落群团间还有大量的山谷森林绿地旷野相隔，同一族团的聚落也不一定全连成片，准确地说它们是一些“点”的集合。间或还有“非我族类”的敌对势力横在中间，也未可知。所以，即便有“疆域”也是相对的、模糊的甚至跳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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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一则日本学者对早期中原王朝政治版图推论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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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们承认仅凭考古学材料难以弄清中原王朝政治疆域的范围。同时，他们从确认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区（嵩山南北和伊洛盆地一带）出发，进而“假定”陶器的主体与这一核心属同一系统的地区为中原王朝的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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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从二里头都邑出发。在二里头时代，青铜礼器的制造和使用基本上集中于王都，具有极强的独占性，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187]。青铜礼器以下，作为王都的二里头典型陶器中有一群陶礼器，如爵、觚、盉、鬶等。它们也是具有社会或政治象征性的器物，应该在某些礼仪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以赐予的形式从王朝扩散到各地的器物应该就是这类陶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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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时代出土有陶礼器的遗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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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二里头以外的各聚落遗址是否出土陶礼器，也就应与该聚落的阶层地位有密切的关联。通过确认出土陶礼器的遗址的分布范围，可以论证当时在该范围内可能已形成了一个以政治秩序统一起来的共同体，形成了政治版图[188]。显然，相对于日常使用的锅碗瓢盆，由这类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物的陶礼器入手，更容易把握住当时国家的政治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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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至少有20余处遗址出土陶礼器，可以看到其分布几乎遍及整个二里头文化分布圈。除了超过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60万平方米的稍柴（王都近邻加强首都功能的具有特殊作用的大型聚落）和51万平方米的大师姑（中原王朝面向东方或北方，起特殊作用的政治军事据点）之外，其他聚落遗址的面积集中在10万～30万平方米之间。而且，它们在小流域或小盆地等地理单元内，几乎都属于最大规模的聚落。这与占遗址绝大多数、面积不足10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形成对比。可以推测这些出土陶礼器的聚落应是被纳入以礼器为标志的王朝秩序架构的诸区域的中心聚落，它们的分布，很可能与以王都二里头为顶点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疆域的范围大体重合[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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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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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畿外”的殖民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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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日本南山大学西江清高教授等把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早期主要分布区的嵩山南北一带，称为中原王朝的畿内地区，这一区域的陶器在发展谱系上具有连续性。二里头文化的其他地方类型在陶器谱系上则与当地龙山时代遗存不相接续，他们称之为次级地区（“二次的地域”）。这类外围地区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中心聚落，或可看作中原王朝在扩张其政治版图的同时营建的殖民据点[190]。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教授将上述次级地区径直称为畿外地区，认为畿内和畿外地区分别具有在政治上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的意味[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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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二里头东南淮河流域的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地处从中原腹地到长江中游的交通线上，应是畿外地区的中心聚落之一。该遗址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内涵变化显著，可知外来的二里头文化替代了当地的文化传统。虽然驻马店二里头时期的文化因素具有与二里头文化中心区相似的内涵，但也有不少当地因素。与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黄河流域同期遗址不同，杨庄的农业经济以水稻耕作为主。杨庄聚落围以环壕，也是畿内地区聚落所罕见的。遗址中还出有大量石矛、石镞等兵器，也暗示着该聚落可能的殖民据点的性质[192]。在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中，这一处于南北交通线上的设防聚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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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原腹地到长江中游交通线上的驻马店杨庄遗址，具有和二里头文化中心区相似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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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是迄今所知二里头文化分布区西端的一处中心聚落遗址。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时，这里还存在着与二里头文化完全不同的具有浓厚当地特色的陶器群，表明这里还不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但是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其陶器群已与畿内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极为相似[193]。东龙山聚落很可能是在二里头文化的大扩张中在畿外地区营建的一处殖民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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