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49336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余 论
1706649337
1706649338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峰教授在《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中文版序”中指出：
1706649339
1706649340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西周国家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在西周当代的史料（Contemporaneous Historical Sources）也就是青铜器铭文上建立起来，可以相对较少地受到后代文献史料价值观的困扰。
1706649341
1706649342
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把西周金文中的情况搞清楚（哪怕是不能完全搞清楚），这样我们即使使用后世文献才会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如果我们从后世文献譬如说《周礼》这本书出发，我们将搞不清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哪些是西周真正的制度，哪些是后世的创造。我想对于重视史料价值的史学研究者来讲，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因此，在西周政府的研究中我是不主张用，至少是不首先用《周礼》的。这不是“二重证据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有关西周历史的研究真正的立足点究竟在哪里的问题。[212]
1706649343
1706649344
与李峰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描述”这段历史的出发点也没有放在后世的文献上。虽然没有甲骨文、金文那样直接的文字材料，但相比之下，不会说话的考古材料本身还是具有很强的质朴性。我们只要充分地意识到考古学材料和学科手段的局限性，注意过度解释的危险，避开它回答不了的具体族属、国别等问题，考古学还是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线索的。抛却了王城岗究竟是“阳城”还是“羊圈”之类的争执，我们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1706649345
1706649346
对中原腹地文化态势和集团动向哪怕是粗线条的勾勒，正是中国考古学在历史建构上的重大贡献。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景观，导致源自后世文献的统一强势的早期“夏王朝”可能被解构，不能不认为是极具震撼力的。要强调的是，整个学科意欲逐渐摆脱“证经补史”的取向，意识到必须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才能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也只是十几年间的事。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能力和前景感到乐观。
1706649347
1706649348
1706649349
1706649350
1706649352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注 释］
1706649353
1706649354
[1]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1706649355
1706649356
[2]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1706649357
1706649358
[3]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1706649359
1706649360
[4]一般认为相当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左右。严文明：《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严文明：《龙山时代城址的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可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
1706649361
1706649362
[5]存在了大约四百年的陶寺文化，被分为早期（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公元前2000～前1900年）三个阶段。公元前2000年左右，正值陶寺文化的中、晚期之交（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1706649363
1706649364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1706649365
1706649366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1706649367
1706649368
[8]据最新的相关发现和对以往考古材料的再检视，发掘者又提出了陶寺晚期“石峁集团”入侵—本地政权复辟——最终被剿灭的假说。何驽：《对于陶寺文化晚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化的新认识》，《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科学出版社，2015年。史实是唯一的，而阐释是无穷的，一切均有待进一步的探索。这里，我们讲述的只是一种可能，故标题附以问号以示不确定性。
1706649369
1706649370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1706649371
1706649372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1706649373
1706649374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高炜：《中原龙山文化葬制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1706649375
1706649376
[12]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1217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
1706649377
1706649378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1706649379
1706649380
[14]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1706649381
1706649382
[15]高炜研究员在《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中的发言，见《考古》1989年第12期。
1706649383
1706649384
[16]许宏：《礼制遗存与礼乐文化的起源》，《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
上一页 ]
[ :1.70664933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