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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布：201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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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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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社：甘肃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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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226-03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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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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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乡村社会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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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研究成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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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的中州地区，见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但以往历史研究关注的多是执政阶层及上层人物的活动，对广大民众特别是乡村民众的生活状况着墨不多。研究和展示某个历史时期乡村民众的生活状态，也是历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近几年来，由于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掘与整理，大量研究敦煌、吐鲁番地区民众生活的文章、著作也不断问世。唐史学界不但对敦煌、吐鲁番地区的民众生活形态研究较多，对其他地区的民众生活研究成果也颇丰，如王波的《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侯旭东的《魏晋北朝北方民众的生活世界》、陈勇的《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牟发松的《唐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与社会》、黄玫茵的《唐代江西地区开发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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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唐代中州地区民众生活状态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零星，大都是从某一方面进行的研究，如刁淑琴的《洛都南郊的汝州温汤》、陈朝云的《唐代的仓储体系与粮食运输》、薛瑞泽的《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和《汉唐间河洛地区的酿酒业》、王玉华的《唐代的中州文化世家》、薛亚康的《河南诗歌的繁荣与发展》、牛和平的《唐代洛阳的书画艺术》、于化昆的《北朝隋唐河洛大族于氏的几个问题》、郭绍林的《唐五代洛阳的科举活动与河洛文化的地位》等，系统研究唐代中州乡村社会的论著还不多。本文通过对唐代中州地区的民众生活状态进行系统的梳理，可以使我们对唐代中州乡民的社会生活状况有一个较完整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会有些许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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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对乡村社会保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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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金伟的《论郊祀与唐代社会生活》从唐代郊祀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出发，集中论述了郊祀活动中关于唐代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政府诏令、赦文、德音、推恩令所揭示的唐代社会生活中心内容和变迁，丰富和加深了对唐代总体社会发展史的认识。毛阳光的《唐代墓志与唐代“版受高年”》认为唐代版受有大量高年妇女得到版受、版受地域广阔、时间持续长的特点。张学峰的《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潘孝伟的《论唐朝宣抚使》对宣抚使的基本情况、职责职权、宣抚使体制的利弊进行论述。其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唐朝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唐朝减灾与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张有棠、徐银梅的《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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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对经济状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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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的《唐代酒业政策探悉》讨论了唐朝的禁酒、税酒户、榷酒、官酤、纳榷、榷曲等多变的榷酒制度。黎虎的《唐代的食肆行业》和《唐代的酒肆及其经营方式》分别谈论了唐代食肆、酒肆的发展和经营的特点。陈朝云的《唐代河南的仓储体系与粮食运输》认为：唐代河南是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典型区域之一，是唐王朝的主要产粮区。在河南境内普遍设立了太仓、正仓、转运仓等完备的仓储体系。由于仓储制度的完备，促使河南的粮食运输业也十分发达，除地方性粮食运输外，唐代全国性的粮食运输主干线都是通过河南而得以实现的，河南的许多粮仓都担负着转运仓的职能。唐初以降，由于漕、陆运输干线的发展变化，致使河南境内的一些粮仓也随之兴衰。薛瑞泽的《汉唐间河洛地区的酿酒业》对唐代河洛地区的酿酒业进行了考察。刁淑勤的《洛都南郊的汝州温汤》一文考证汝州温汤是北魏、唐、金诸代的皇家温泉，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常携后妃来此洗浴，留下了很多趣闻轶事和文物古迹，使鲜为人知的这段历史得以保存和传播。刘希伟的《隋唐交通》则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隋唐时期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这方面的文章还有贾志刚的《唐代羊业研究》。关于交通方面的研究，还有王力平的《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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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对民间信仰与习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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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城的《唐代社会生活的神仙色彩》一文讨论了体现于衣食住行、名字称谓等诸多方面的“唐代生活的神仙色彩”。李斌城等著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对隋唐五代的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社会风俗、精神生活等社会生活史诸多方面进行了综合性研究。黄正建的《唐代衣食住行研究》一书深入考察了唐人的有关日常生活。日本学者须江隆的《关于唐宋时代祠庙之庙额与封号的赏赐》指出唐代对各地名山大川庙额与封号的赏赐应始于武则天与玄宗时代。简梅青的《唐代世俗社会造经现象述论》分析了世俗社会从皇家到官僚士大夫再到平民百姓各阶层信佛者造经的原因、特点及其反映的时代特征。张国刚的《佛学与隋唐社会》，分八章详述了当时佛教经典与宗派、佛教与寺院僧尼、民众信仰、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严耀中的《论占卜与隋唐佛教的结合》，指出佛教与占卜的关系到了隋唐时期，除了强化原有的诸形式外，主要体现在佛教将业力因果说系统地注入占卜中，形成了有特色的中国佛教占卜。赵宏勃的《从民间信仰考察唐代僧侣的社会角色》认为僧侣在民间可作医疗者、预言者、驱邪者并在社会交往中也占有重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于巫术之流。王永平的《道教与唐代社会》从道教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的关系方面，考察了道教在唐代社会的地位。冻国栋的《唐代道士罗公远及其灵验传说——读＜道教灵验记＞札记之一》，通过考察罗公远及其灵验传说，指出这些传说是作者把不同阶层人们精神的和现实的需求，以这种方式扩大宣传，与佛教争夺信徒。王三北、赵宏勃的《唐代佛道之争》论述了官方对佛道二教管理政策。万军杰的《从墓志看唐代女性佛道信仰的若干问题》，利用《唐代墓志汇编》分析了女性志主佛道信仰的原因、特点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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